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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市社會學理論的引進及本土化

    時間:2014-05-29 來源:未知 作者:7號編輯 本文字數:5787字
    論文摘要

      社會學對于中國而言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舶來品,是西學東漸和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結果。

      實際上,社會學不僅僅是作為一種理論、思想、方法引入中國的,更是作為一種學術制度而引入。

      它不僅帶來中國社會思想觀念的更新與變革,更觸動并引發了中國社會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性甚至革命性的變遷。對社會學學科發展而言,社會學引入中國使得中國學者一越來越清晰地了解到西方社會的實證主義思潮,一種“科學”的社會研究方法進入了中國的學術場域當中。

      社會學引入中國之初,大學在社會學教學手法上以講授西方社會學理論為主,或者一說僅僅是西方社會學知識的輸入與介紹,這一時一期的中國社會學并不具有明顯“中國特征”。雖然此后一些學者一開始應用社會學調查方法開展了一系列社會調查研究活動,并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然而這一時一期的調查大多是在外籍教授倡導和組織下開展的,本土性社會學人才從事的社會調查活動卻較少,同時一由于忽視了調查與研究的結合,按費孝通先生的說法,只能算是社會調查,而不是社會學調查,因為社會學調查具有理論建構的訴求。在此背景下,一些富有遠見卓識的社會學者一開始思考社會學的中國化或本土化問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一當數吳文藻。吳文藻先生被認為是“社會學中國化的奠基人”,他的社會學“中國化”主張包括三項內容:尋找理論;以某種理論指導對中國國情的研究;培養人才。在尋找理論方面,吳文藻先生在反復比較西方許多社會學、人類學理論流派的基礎上,選擇了美國芝加哥學派的人文區位理論和英國功能學派的理論作為研究中國社會的理論基礎,提出了“社區研究”的主張,形成了中國早期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路徑并在相當長時一期內主導中國社會學的研究方向,創建了社會學研究的“中國學派”。

      以派克為首的芝加哥學派研究領域較為廣泛,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城市社會學研究。芝加哥學派城市社會學研究是對美國快速城市化帶來嚴重社會問題的回應。該學派以解決實際社會問題為旨趣,采用經驗研究方法對社區、令嚇里、環境、人口、種族、幫派、犯罪、貧民窟等社會問題開展一系列實證研究,形成了豐富而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該學派尤其強調參與觀察和個人生活史訪談等方法的使用,這樣才能獲得更加準確而鮮活的調查資料,發現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運行機制。芝加哥學派理論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的研究范式成為了社會學研究的主流范式,也成為以吳文藻為代表的中國社會學家創立社會學“中國學派”的主要參照。

      大量中國社會學家把“社區研究”應用到中國本土社會的研究中去,取得了豐富的關于中國社會不同社區類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會調查方面,大量的社會調查活動得以展開,開啟了社會調查之風氣。20世紀初,大量外籍教師和教牧人員帶領中國學生開展城市社會調查。如1917年,上海滬江大學社會學系為配合教學創立了“滬東公社”,為楊浦樹一帶的土人提供社區服務并成為滬江大學師生的社會學試驗區。

      1914年北京青年會發起“關于北京302個人力車夫生活情形”的調查。1918至1919年間,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主任步濟時一和傳教士甘博在北京進行了一項大規模調查研究。1924年,教會學校齊魯大學社會學系的中外教師帶領學生對濟南社會狀況進行全方位調查,內容涉及城市管理與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外籍教師和教牧人員所組織的城市社會調查對當時一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帶來了很大觸動,引起了較大反響,社會調查風氣盛行一時。據當時一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統計,從1927年至1935年間,全國共有各類大小社會調查報告約9027件。同一時一期,中國的社會學家也關注城市社會問題,并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如滬江大學對廣東風凰村和沈家行的調查,李景漢對北京人力車夫生活費的調查。調查成果有影響力的如李景漢的《北平郊外至鄉村調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費之分析》、楊西孟的《北平生活費指數》和《上海土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林頌和的《塘沽土人調查》、施裕壽等人的《山東中興煤礦土人調查》

      等。上述調查大多是針對某一個城市進行的,但也有學者一對多個城市進行調查,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嚴景耀指導學生采用人類學實地調查方法對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個城市進行犯罪調查并寫成《中國監獄問題》等令著。

      總的看來,這一時一期的社會調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在目的上側重于社會改良的現實性目標,而忽視了以社會結構為考量的學術型目標;在方法上過于注重經驗型的社會事實,而忽視了理論的指導作用和理論建構;在內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體或某一方面的調查,而忽視了城市綜合性社會問題的研究。

      在“觀點”和“方法”的提出及學科建設方面,一些社會學家在城市社會學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建構方面進行了嘗試,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當屬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和邱致中的鍺IS市社會學原理》。這是兩部系統性較強的城市社會學著作①,對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吳景超先后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25年至1928年期間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社會學,隨派克等學者一從事都市社會學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學派”的真傳。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從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歷史講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會結構、文化沖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時一對唐人街的生活組織、幫會、通婚、同化、邊際人等進行了深刻而細致的分析。吳景超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研究都市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論文正是他作為“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開創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吳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其間出版《都市社會學》。

      該書是中國最早的都市社會學研究著作。

      全書共計四章84頁,篇幅雖小,但內容充實。首先,深刻地探討了兩個關系,一是都市與附庸的關系,都市離不開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構成了都市區域,都市區域是研究都市經濟的基本單位。都市繁榮的標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饒程度及土業化水平。都市與附庸的關系不是看兩者-的遠近,而是看兩者一之間的交通,交通是溝通都市與附庸的“唯一妙法”。吳景超還對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覺觀念”進行了論述,他指出,城市居民應該有一種自覺的都市觀念,時一時一刻刻去研究如何發展他們的都市,如何保有他們的附庸,如何發展他們的商業勢力到別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間是互助與竟爭的關系,從互助關系看,都市之間應常通有無、貨物流通,這樣才能達成“共贏”。從竟爭關系看,都市間存在貿易竟爭,這種竟爭是國際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見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長、人口質量及城市化問題。吳景超認為,都市人口增長的方法有三種:人口的自然增長、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擴充市區(把附近市鎮和鄉村劃歸都市)。

      可以說,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研究滲透著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認為,中國有大約71%的農業人口,農業生產方式落后,生產率極其低下,最經濟的辦法就是發展土業“發展中國實業,創造中國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憐的農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閑的人,到都市中去尋生活,乃是救濟中國人口過剩問題的一個好辦法”。中國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勢所趨。第三,提出了都市問題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態產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當的對策。尋找都市病態原因的方法是實地調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實”作根據,然后才可以談都市改良,談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區域的環境不同,人們的行為也不盡相同,產生的社會問題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問題一個必不可少的土具是“暗射地圖”,把社會問題的分布情況標注在地圖上,然后再根據地圖開展實地調查。①研究都市問題的另一個土具是都市區域發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學派在都市研究中綜合統計法、個案法、自傳法,以此彌補各種方法存在的缺點。

      最后,強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認為,都市社會約束人類的力量還比不上鄉村社會,這是社會學要關注的問題,因為社會學的中心問題便是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

      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交往緊密,每個人的行為都受鄉村“輿論”的監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約束人們行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會是一個陌生社會,人們互不相譏“輿論”的約束力較小,個人行為的自由度較大,沒有完備的約束手段。除了“輿論的制裁”之外,人們的行為還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會較之鄉村社會,以道德律令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

      要明顯薄弱許多。因而既要重視道德、宗教、輿論、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視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應該說,吳景超在《都市社會學》中提出的觀點、思想和方法是對現代文明都市發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不僅具有較強的學術意義,更具有重大的社會現實價值,在當前中國的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現實背景中,其意義更加凸顯。

      與吳景超作為知名社會學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雖然獲得過社會學博士學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規劃令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從暨南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期間也在上海江南學院講授“都市市社會學”課程,因資料醫乏,故自制講義,先作《實用都市社會學》,后著《都市社會學原理》。1934年,兩本著作相繼出版《實用都市社會學》共巧講,詳細論述了都市的形成、意義、公共建筑、土業區域、商業區域、住宅區域、市政交通、衛生、金融機構、文化、人口、政治組織、行政、政黨、職業團體、流蕩與寄生階層等。該書僅僅是對都市構成要件的分類概述,在應用社會學視角方面卻有所欠缺《都市社會學原理》恰好對此進行了彌補。

      《都市社會學原理》共10章,首先對城市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學科定位、研究范圍及研究方法進行了論述。作者一認為,都市社會學是闡明都市社會的組織,并科學地論究它的發生、發展、變化和消滅,而理論地探尋其構成及進化的內在的必然關系的科學。都市社會學研究對象,不僅僅是都市的物理形態,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態條件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廣義的都市社會學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會歷史學、都市社會構造學、都市社會政策學。而狹義的都市社會學僅指都市社會構造學,范圍包括都市社會經濟構造、社會構造、政治構造、文化構造。都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方法和倫理的方法,哲學的方法主要是不帶成見地觀察事物、收集資料、觀察事物之間的關系,倫理的方法則是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準確而非謬誤的解釋并作出推論。其次論述了都市社會的起源、分類、進化、環境、構造、人口、政策、發展趨勢等內容。其中論述最為深刻的當屬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的關系。致中先生認為,都市社會存在于社會整體之中,都市社會是從農村社會發展而來的,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和農村社會相互影響。在不同歷史階段,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在物物交換的時一代,都市社會附屬于農村社會,都市內部還帶著農村的性質;在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中,兩者一的關系從交換形式上,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從交換的性質上看,又是相互對立的。從人口變化來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經濟的發展而增多,農業的落后使農村人口減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會吸收農村人口,不僅從數量上吸收,還從質量上吸收,一切農村里的優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離開落后的農村,集中到進步的都市去。再從政治文化看,資本主義一切政治與文化,都支配著整個農村社會。現代農村與都市之間交互影響,或者一說是一個矛盾的循環,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繁榮和文化興盛,這是矛盾的一面;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恐慌和文化畸形,這是矛盾的另一面。而對于都市社會問題,主要有人口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娟妓問題、犯罪問題、衛生問題等。這些社會問題是由社會內部矛盾所產生的,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決都市社會問題就要找出并改革蘊藏在社會內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還從四個方面討論了都市社會學史等,即美國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的產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內容;都市社會學的雛形及其發展;都市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都市社會學發展現狀。總的來講,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呈現了一些很有見地的新觀點和較為科學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則在學科發展史、研究對象、理論、方法、發展趨勢等方面有所建樹。

      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晚于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以下簡稱“吳文”)出版,期間并未出現中國學者一撰寫的城市社會學著作。

      因而邱致中編寫《dus學原理》的時一候,參考資料極為醫乏,必然會對吳文做過深入的研讀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會學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結合孫本文對吳文的評價,進一步闡述了其貢獻和不足。在貢獻方面,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注重社會學的觀點,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吳氏僅僅介紹了都市研究的大體內容(都市的經濟、人口、區域和控制),以及中國的都市研究,并沒有在學科意義上探討都市社會學之所以成為學的根據。

      在西方社會學快速發展并在中國開花結果的背景中,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與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成為應用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都市問題的典范,在中國城市社會學研究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吳景超先生在“觀點”和“方法”上的貢獻,還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會學學科建設方面的貢獻,都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發展進程,堪稱中國城市社會學發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綜合了吳氏“觀點”和“方法”上的貢獻以及邱氏學科建設上的貢獻,才為20世紀三四于年代的中國城市社會學發展描繪了一副相對完整的圖景。也正是包含了“觀粼’、“方法”和“學科意識”的中國城市社會學,成為了20世紀早期中國社會學發展的一個分支、一個縮影,它跟其它分支社會學一道構筑起西方理論與中國本土相結合的社會學的“中國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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