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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語言視角分析城市新移民融城問題

    時間:2014-05-20 來源:未知 作者:4號編輯 本文字數:6270字

    論文摘要
        “城市化程度日益成為一個國家經濟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伴隨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發展,大量人口不斷涌入城市,一個以農民工為主體的龐大社會群體構成了城市新移民群體,他們既為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充裕的勞動力資源,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系列矛盾和沖突。城市新移民的利益訴求與融合現狀之間存在較大落差,城市新移民與當地不同群體之間存在沖融現象,城市新移民“融城”問題已成為政府、學界關注的焦點。其中,從語言視角分析城市新移民融城問題逐漸引起關注,取得一定進展,豐富了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

      一、城市新移民的語言變異、語言同化和語言使用態度

        語言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語言傳遞信息,實現其交流工具功能;另一方面,語言寄托著言語者對某種文化的情感,實現其文化載體功能。新移民城市融入過程中必須經歷行為模仿到心理接納再到內化至個體行為階段,而語言是促進新移民個體融入群體并與群體實現有效互動的核心元素(樊中元,2011)。由于言語能力、文化水平、年齡及外出務工年限等因素影響,“語言一定程度上成為新移民適應并融入城市生活的障礙”P130),為克服語言障礙,新移民語言使用中出現同化現象。本文“語言同化”指:一個語言地區的外來人口為適應遷入地的人際交往和社會生活,縮小與遷入地社會主流群體的語言距離,自覺或不自覺地改變其屬地語言(母方言),語言使用趨向當地方言或國家共同語的現象。

      宏觀上,“語言變異”指一個語言區域的語言狀況因各種因素影響而發生變化;微觀上,“語言變異”指語言使用者因語境、場合、言語對象、語言表達目的不同而導致同一個內容的語言變異[3](P104)。社會語言學認為,語言是異質有序的組合聚合體。語言變異有的與地域相關,有的與語言使用者的社會身份相關,有的與語言使用場合相關,有的與語言對象相關。語言是說話者建構、維持以及區分自己的社會屬性界限和自己身份的途徑。社會語言學中以實踐共同體視角進行的語言變異研究,“強調語言變異是一種社會實踐,它們把說話者的語言變體分析與整個社會實踐結合起來”[4](P23)。

      社會學中,同化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優勢文化面對弱勢民族或部族時以強制性手段使其接受自己傳統文化的一種思想或理論。其觀點認為,移民會逐步適應并最終融于遷入地主流文化之中。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而社會學中的同化理論也被應用于對語言同化進行解釋。20世紀 60 年代,社會語言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在美國建立,至此,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在研究社會語言問題時也借鑒了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如韓清林認為,語言同化是語言發展變化的重要現象,“其作用體現在經濟強勢同化、政治強勢同化、文化強勢同化以及教育強勢同化四個方面”[5](P49-51)。城市新移民進入遷入地后,語言發生了變異和同化現象,二者不是割裂或呈階段性變化,而是呈交叉螺旋狀。當移民語言在一個新的社會區域重新落戶時,不可避免地與當地語言相互作用,使移民語言實現了再社會化。移民不可能始終保持同一種語言形式。在經過本土化過程的改變后,移民語言變異不可避免。且在生活和工作中,移民也開始使用普通話,甚至學習使用當地方言。這表明,移民群體進入新的社會區域之后,其語言受流入地語言環境影響有異于母方言,呈現向遷入地方言和普通話同化的趨勢。

      語言態度是指人們對語言的主觀認識,在雙語和多語社會中,是人們對一種語言或多種語言的社會價值形成的一定認識或評價(王遠新,1999)。語言態度包括價值評價和行為趨向(陳建偉,2007),在語言生活中表現為語言評價、語言能力、語言使用、語言傾向等方面內容。[6](P56)生活在同一區域的不同群體由于成長環境、生活社區、職業特點、母語影響等因素,在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等方面會產生一定的差異。

      本世紀初以來,不少研究者開始關注并研究城市外來人口的語言生活狀況。研究結論一般表明,城市新移民群體有著較強的語言適應能力,其語言使用和態度上呈現以下幾個特點:(1)由原屬地單一方言語碼使用逐漸轉為多種語碼共同使用(普通話、遷入地方言);(2)語言使用的“二重性”,在不同場合會進行語碼選擇或轉換,呈現內外分異與趨高避低的特點;(3)原屬地方言逐漸異化、弱化,普通話和遷入地方言逐漸固化,新移民雙方言人比例升高。

      流動的生活經歷使城市新移民對語言具有比較開放的態度。他們既愿意保持對家鄉方言的忠誠,又高度認同普通話及當地方言在人際溝通中的重要地位。雙語行為或多語行為是外來農民工為更好適應城市生活環境而做出的語言行為選擇。當然,大量研究也表明,“對普通話的高度認同并不完全等同于在實際生活中的優先應用,在開放的語言態度與有所保留的語言實踐之間甚至存在一定的背離”[7](P132)。王玲認為造成這種“悖論”的主要原因是“情感障礙”。夏歷的研究表明,在京農民工進城務工后,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發生了群體性變異和同化:根據交談場合和對象的不同,語言選擇呈現出規律性。

      城市新移民學習普通話和當地方言的主要原因是人際溝通和工作的需要。在非母語方言區,新移民面臨語言障礙相當嚴重,許多人遇到過因語言不通而影響工作的情況,其學習本地方言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較強。語言同化,這是城市新移民為適應職業需求而做出的主動或被動選擇。

        二、語言同化與新移民的人際關系網絡、社會空間

       社會交往關系狀況往往是測量不同群體融合程度的重要指標。在中國,城市新移民大多是依賴血緣、地緣等“強關系”網絡尋找工作,尤其是農民工群體,他們交往群體、社會關系網絡同質性非常高。

      一些城市出現“浙江村”“、河南村”“、平江村”,這是一種典型的反移民化產物。究其原因,語言障礙是重要因素。奇斯威克等人認為,部分對遷入地語言不熟練的移民往往會盡量避開當地語言,因而他們在選擇居住地時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優先考慮使用他們母語的聚集地。從經濟學角度看,反移民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移民融入遷入地的語言再社會化資本,但也阻礙了移民的融入速度和質量,導致移民人際關系網絡同質化、單一化,社會空間狹窄化,不利移民與當地社會的融合。

      (一)語言同化與政治融入語言不單單是交際工具,它還承載著特殊的社會功能,語言使用背后必然隱含著政治、經濟或者文化權力的因素。普通話是政府以國家意志推行的全國通用的標準語和共同語,它具有政治整合作用。在國家范圍內,相比較各種方言,普通話成為強勢語言,它借助政治的力量和書面標準語的作用具有一種絕對優勢,對其他語言起著政治強勢同化作用。

      新移民進入移居地后的社會融入必然伴隨其政治參與需求的覺醒不斷向縱深方向發展,而這一過程與語言同化密切相關。美國移民語言政策的變遷就充分論證了這一點。美國移民語言政策變遷經歷了最初的不干涉階段到“唯英語論”階段,再到多語言合法共存三個階段。各種力量此消彼長,圍繞英語對移民同化作用的爭論最為劇烈,這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在美國,種族主義、國家主義、為少數民族爭取平等權力等諸多政治性因素不斷影響著移民語言政策變遷。在美國,英語地位之爭實質就是政治之爭“,語言同化甚至成為美國同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8](P144)。在一定歷史時期,語言同化有助于移民參與遷入地宗主國的政治生活,爭取自己應有的政治權利,但如果語言同化是以國家意志強加于移民身上,則成為移民政治權利缺失的一種表現,更加證明移民在宗主國政治上的弱勢地位。

      (二)語言同化與身份認同“移民”為動詞時意指:居民由一地或一國遷移另一地或另一國落戶;為名詞時意指:遷移到外地或外國去落戶的人。由于中國現行戶籍管理制度壁壘的設置,許多研究者視角落點更多關注新移民的戶口身份,即“落戶”問題。當前,城市新移民群體身份上多元混雜,社會保障以及制度上難以獲得遷居地的市民權,他們不被遷入地城市完全認同,身份陷入一種尷尬境地,具體表現為現實生活中的戶口身份不時提醒他們仍停留在制度限定的農民身份或外地身份上。基于此,積極學習、使用普通話甚或流入地方言的行為表現對于城市新移民而言,不僅是一種生存策略,更是一種最易獲得的城市身份認同的有效手段。

      Giles  Johnson 提出種族語言認同理論,認為個體為獲取積極的社會認同會采用各種策略,語言在社會生活中作為群體成員身份和社會認同的一個顯著的標志,有可能促使個體作出改變原屬地語言而去適應遷入地語言的選擇。[9](P199-243)對于社會地位而言,城市新移民利用語言資本的逐步積累實現個人認同進而擴展到群體認同,原有的社會背景對他們在流入地的言語活動起到制約作用,因此學習、使用當地方言或普通話不僅是新移民在遷入地進行有效交流溝通的重要媒介,也是他們適應身份變化、扮演新角色的表現(埃米爾·涂爾干,2009)。對于大多數新移民而言,身份認同仍是影響他們語言使用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來源屬地經濟程度不同,他們認為使用普通話可以掩蓋鄉音,避免母方言中隱性信息泄露,而“普通話容易使交流雙方地位趨于《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4 年第 2 期平等,雙方身份會更快地被對方認同”[10](P408)。

      (三)語言同化與文化融合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載體。在社交網絡中,個體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的文化載體,一言一行都投射其文化背景。語言是文化的象征,是重現或追溯民族文化最直接的方式,它具有文化身份。“使用一種語言,就是選擇一種文化,并以這種文化身份存在。”[11](P81)在文化身份方面,重塑文化身份及如何解決文化沖融問題是城市新移民必須面臨的難題。大多數城市新移民受其經濟地位、文化觀念等方面影響,其交際對象主要限于內群體,與遷入地城市居民難以進行全面的社會互動,為改變這種現狀,不少新移民努力搭建語言平臺,并通過語言同化進行自我包裝,嘗試克服社會流動中遇到的文化隔閡,這是新移民實現與遷入地城市文化融合的重要渠道之一。

      普通話作為國家共同語,是整個民族文化的最重要載體;遷入地方言作為當地社會的主流語言,是當地城市文化的重要載體。普通話和遷入地方言占有優勢地位,它們借助文化手段,使其語言強勢地位得到進一步強化,從而實現同化、融合其他種類語言或方言目的,城市新移民會潛意識地向著具有隱性威望的語言形式靠攏。[12](P50)現代西方哲學與社會學中的法蘭克福學派把語言比作意識的重要社會過濾器,認為移民的語言同化現象是文化融合的重要內容,是反映移民與遷入地社會關系的重要指標之一。西方學者在研究荷蘭移民政策時發現,荷蘭從實行融合政策開始就設立了多元文化的融合目標,意圖構建一個包含移民的多元文化社會,但移民群體由于社會文化上保持特性和獨立的政策更加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移民群體尤其是穆斯林逐漸成為荷蘭社會的“問題”群體,為此,荷蘭政府進行了反思并開始制定新政策,要求移民接受荷蘭文化,學習荷蘭語言,標志著荷蘭的移民融合政策走上了同化的道路。[13](P1)可見,語言同化對文化融合有顯著的促進功能。

      (四) 語言同化與職業適應目前,城市新移民中職業適應最為艱難的群體當屬農民工群體,這已引起政府和學界的高度關注。謝俊英和曾曉潔認為,母語能力缺失現象在農民工群體中普遍存在,加之遷入地城市語言環境影響,農民工交際范圍和就業選擇具有較大局限性。然而,獲得職業機會往往是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初步驟,職業能力的不斷提升無疑是農民工繼續城市生活的重要環節,和諧的勞動工作關系是農民工順利融入城市社會的根本保證(楊黎源,2011)。農民工是社會就業的弱勢群體,他們的職業發展之路異常尷尬,既融不入城市,也回不去農村,擺在他們面前的一個選擇是:通過職業能力提升進一步市民化最終融入城市,而職業能力提升的第一步就是語言障礙的克服。

      職業適應是新移民城市融入中獲得職業肯定、提高職業能力的核心因素,它相對其他層次的社會適應更直接。對于城市新移民而言,利用職業獲得物質基礎,從而完成經濟層面社會適應是其實現“融城”目標的重要手段之一。大量研究表明,新移民從事的工作大都處于職業結構分層的中下層,當他們的語言無法與主流社會語言趨同時,會導致其職業發展機會減少,職業發展通道不暢。而且,語言障礙也會影響新移民在職場的利益訴求。總之,新移民與遷入地當地居民的互動因職業結構、居住空間、語言習慣等差異而很少發生,即使發生,這種接觸也只是一種表層性的社會交往,這種表層性的社會交往因“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而不可能深入和持久”[14](P41-42)。

      三、語言同化與城市新移民社會融入進程中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

        中國城市化進程不斷深入,城市新移民的城市融入研究亦取得顯著成果。以語言為切入點成為一個新穎的研究視角,語言在新移民的社會關系網絡和生活空間中所發揮的功能問題,是這一研究領域關注的中心話題。語言同化是一把“雙刃劍”,考量語言同化對于城市融入功能時,應看到其在一定歷史階段的積極意義,但它也存在負面影響。值得關注的是:

      第一,語言同化在新移民城市融入過程中發揮功能作用的同時,也使得新移民母方言呈現異質化、弱化,甚至消亡的趨勢。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載體,任何一種方言的消亡或流失都是人類社會文化無法挽回的損失。因此,如何保護地方方言值得關注。
      第二,城市新移民中雙語(老家方言與流入地語言)使用者比例非常高,根據交際對象和場所的不同而選擇或轉換語碼。同時,在非正式場合里,摻雜式語言的使用也相當普遍,即在同一個場合面對同一個語言對象會使用兩種語碼。

      第三,城市新移民在遷移流動過程中,自我同一性不斷面臨挑戰,盡管當中許多人力圖通過語言同化融入到城市的社會生活中,他們希望能借助權威語言力量實現向上流動,但他們對自我身份認識的思考和困惑將長期存在。

      第四,城市新移民語言同化對遷入地語言生態變遷存在影響。遷入地語言生態變遷是一個動態過程,大規模外來人口的流入使得城市原有的語言生態面貌發生變化。本地居民對外來人口母方言的排斥心理逐漸降低,本地居民使用普通話的比例逐漸升高,在以普通話為共同語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多方言并存的語言社會。

      第五,國內外學界對國際移民的理論解釋與研究方法等發展得比較成熟,從多維的分析視角進行移民語言研究,對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但是,中國城市新移民是發生在一國內部的跨地域流動,其內部的流動與國際移民存在明顯的邊界。因此,如何借鑒國際移民語言研究成果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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