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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地區城市生態文化開發保護模式探究

    時間:2014-05-20 來源:未知 作者:4號編輯 本文字數:7277字


    論文摘要
      1 前言

      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主要呈/C0字型分布在從東北、內蒙到新疆、西藏至云、貴、川、湘、桂、海南、臺灣等地區,民族地區的城市主要密集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區[1]。這些城市山川阻隔、交通不便、遠離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由于其獨特的自然生境和悠久的歷史文脈積淀,孕育了豐富的民族文化生態資源,具備完整獨特的民族文化生態架構。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日益加速,少數民族人口向大城市持續轉移,本地居民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與認同感不斷降低,西方文化和現代文化的交互沖擊、地方政府保護不力和不當政策的消極影響等,民族地區城市文化生態在與強勢的城市現代文化競爭中逐漸被邊緣化,許多民族地區城市文化生態資源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部分城市的自然生境和文化生境遭到嚴重破壞甚至陷入瀕危和消亡的邊緣,即使有幸保留下來的文化生態資源也大多演化成城市現代文化的附庸和點綴。在此形勢下,我國目前雖然已成立了14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大部分位于民族地區),但具體如何進行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至今未形成清晰的結論和共識,加之民族地區城市文化生態在歷史文脈和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總體上呈現出一種錯綜復雜的系統性問題面向,致使如何對其進行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已成為當前影響民族地區地域文化傳承、文化生態多元共生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

      2 文獻回顧

      19世紀末20世紀初,城市文化問題不斷暴露,美國城市社會學開始形成,其中以人類生態學派Park R、Burgess E和Mckenzie R為代表,他們注意到社會價值觀、文化因素對城市空間組織的作用。20世紀30)40年代,人類生態學派受到了嚴厲沖擊,城市社會學領域興起了新正統生態學派和社會文化生態學理論;60年代末,城市生態學派走向衰落[2]。而在文化人類學領域,文化生態與民族研究卻一直受到密切關注。美國人類學家Steward在對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中,首次明確提出文化生態學是用于/解釋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獨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0的概念[3],被學術界公認為是該學科誕生的標志[4]。受其影響,20世紀60年代末國外有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態研究(均與民族相關)著作誕生,Netting[5]、Roy[6]、Bennett[7]對文化生態學的范圍做了較清晰的理論界定。之后,文化人類學家Amos在城市文化生態理論體系中對人類與環境的相互關系進行了全面闡釋[8]。國外城市社會學派和文化生態學派都將文化與情感融入到隨后的研究中。國內學者對該領域的研究近幾年才興起,司馬云杰提出當城市文化生態中一種變量突出或畸形發展時,城市將處于不穩定狀態[9];方李莉提出文化生態失衡問題[10],這成為之后學者研究的普遍范式[11-14]。同時,王鳳云、李育霞指出,城市文化生態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系統建設[15];段超[16,17]提出了價值認識、利用與保護結合、立法保護、重點保護、針對性保護等原則,探索了構建民族文化的傳承機制、應對外來文化沖擊的適應機制、與外來文化接觸的交流機制等保護利用機制;萬昆、侯鑫、喬峰等進一步提出了人本主義、多元共生、整體性等文化生態保護原則[18-22]。筆者通過大量的文獻閱讀,選取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了整理,見表1。

      論文摘要

      從目前國內外研究成果看,國內外學者對文化生態保護和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價值認識、政府行為、多元共生等方面,但對城市文化生態的保護利用模式探索較少,尤其是對民族地區城市文化生態的相關研究較為罕見。

      3 資源特點

      民族地區城市文化生態是指該城市的文化要素之間及城市文化與其所處的生境之間的制衡關系。多樣性是城市的天性[27],民族地區文化生態具有地域性、民族性、互補性和時代性等特點[28],而民族地區城市文化生態兼具民族地區及城市的特點交集。

      3.1 發展動態性

      演化性(遺傳與變異)是文化生態系統的基本屬性[29],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文化要素如生命個體一樣,每一生命個體在延續種群的歷史過程中總是保持其特有的穩定性;同時不斷適應環境調整自身演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30]。

      隨著民族地區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信息革命的轉變,不同民族文化在相互碰撞中走向融合,使原本相對穩定的文化生態發生裂變,呈現出一種動態的發展態勢[31]。

      3.2 社會整體性

      民族地區城市文化生態資源是民族地區城市居民社會實踐的結果,受到城市自然地理、政治制度、居民生產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推動著本城市社會及民族心理的變遷。在城市文化生態形成過程中,民族地區的城市居民既要與自然生境要素發生相互作用,又要與社會要素和民族自身整體心理環境發生相互作用。從這個意義看,民族地區城市文化生態是城市整體社會生態的一種映射,是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在特定地理區域長期互動所形成的特有文化現象,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較復雜的社會生態系統[32]。

      3.3 區域差異性

      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靈魂[33],文化生態系統是具有一定區域特征的文化體系[34]。由于每個城市都具有相對獨立的城市文脈,其地域差異、歷史差異、民族差異、風俗差異均可構成差異化的城市文化生態特征[33]。對民族地區城市而言,民族特色是其城市文化生態最為顯著的區域特征,而部分民族地區城市在建設過程中為了區別于其他城市,塑造出差異化的城市特色,通常借助本土民族文化作為區別于其他城市的元素,并通過民族建筑、宗教雕塑、城市景觀、風景園林等來強化區域特征,并使其成為增強城市識別度、提升城市魅力的重要手段,進一步強化了其區域差異性的特征。

      3.4 生態脆弱性

      城市所處的自然生境是影響其文化生態完整性和穩定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民族地區城市通常地處偏遠,大多存在自然生境脆弱問題,這對城市文化生態的穩定產生著重要影響。以世界上最大的黃土高原區(包括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隴東及河西部分地區為例,該區域居住著眾多少數民族,其黃土發育系統完整,山、原、坪、峁、臺、梁、溝、谷齊全[35],但由于地形破碎、溝壑縱橫、土質疏松、氣候干旱以及夏季雨水集中、暴雨強度大等原因,導致黃土高原區溝壑.水土流失嚴重[36],加上近年來農牧業迅速發展造成的植被破壞,進一步加劇了該區域的生態環境惡化[37]。

      同時,隨著移民、外出打工等群體性遷居行為多年持續,城市文化傳承斷裂、城市文化生態失衡、惡化及衰亡速度加快等情況日趨嚴重。

      4 四種保護利用模式的分析

      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常見的分類:格斯行政模式三分法、韋伯)威爾遜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集權)分權模式等。目前,國內學術界在政府公共管理模式上提出了社會干預模式、市場模式和政府引導模式等。

      基于現代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的相關研究和大量案例證明,零向量模式即完全無政府模式如果是不可能的,也是無效率或低效率的[38]。從保護利用的主體出發,民族地區城市文化生態的保護利用主要有政府和城市社區兩個主體。根據兩者的參與程度、自覺意識、行為效果的不同,可劃分成政府宰制型、政府主導)社區參與型、社區自主型和放任型四種行為模式(表2)。

      結合當前城市文化生態保護利用的現狀及效果,我們以保護度和利用率為兩個劃分維度,對以上四種保護利用模式進行了特征界定和性質區分,構建出四象限式民族地區城市文化生態保護利用模型,見圖1。

      論文摘要

      4.1 政府主導社區參與保護利用模式.

      該模式主要是政府通過法律、法規、政策、規劃等方式致力于對瀕危文化的保護,阻止城市社區和其他群體對文化生態的損害,同時積極引導、規范、協調和鼓勵城市社區進行合理開發。社區在政府的監管下,按照市場原則對各種文化生態進行合理利用與開發。

      該模式的特點在于保護度和利用率均高,適用于城市文化生態賦存值高、文化資源結構層次豐富、非瀕危文化資源廣且市場開發潛力大、具有廣闊市場前景等條件。

      4.2 政府宰制型保護利用模式.

      該模式完全由政府宰制城市文化生態的保護利用范圍與力度,政府制定城市文化生態的保護利用政策,并作為絕對主體對不同文化生態加以保護、整合、利用和開發,而城市社區等其他相關群體則完全配合政府實現資源保護和合理利用。該模式的保護利用力度、范圍、效果完全取決于政府作為。該模式的特點是保護度高、利用率低,城市社區完全處于被動狀態,雖然承擔的風險小,但是參與開發的權限小,易出現政府/剃頭挑子一頭熱的狀況。該模式適用于城市內以瀕危文化資源為主、盲目開發已造成城市文化生態嚴重破壞、社區居民的民族文化認同感不斷降低、現有開發利用效率不高且開發路徑需要進行徹底的流程再造等狀況。

      4.3 社區自主型保護利用模式.

      該模式是指政府僅對瀕危珍稀文化生態劃定保護范圍并進行嚴格保護,其余部分則主要交給市場,由城市社區及各類開發者遵照市場原則進行自主利用和開發。該模式的特點是保護度低、利用率高。由于是社區完全自主,完全根據市場前景決定是否進行開發、如何進行開發,因此社區積極性容易被調動。但這種模式可能會對資源形成掠奪性、破壞性開發,潛在風險大且容易導致類似/公地悲劇的現象。該模式適用于城市文化生態資源品類少,但數量多、可再生性強、文化資源可開發價值大、社區居民素質水平較高且對城市文化生態具有自覺保護意識等條件的祺我。

      4.4 放任型保護利用模式該模式是將政府對城市文化生態的保護與利用的干預降低到最低限度,放任城市文化生態自由發展,城市社區完全根據市場前景進行自主開發。該模式的特點是保護度和利用率均低,這顯然是不理想的狀態。

      但長期以來,這種狀況在城市文化生態資源賦存值低、開發利用意識處于蒙昧狀態的民族地區普遍存在。近年來,隨著地方政府日益意識到對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進行保護和科學利用,這種現狀將逐漸被其他模式替代。

      5 保護利用模式的實施流程及措施.

      在以上四種模式中,政府一方面應該根據本地具體的特點及發展階段,重新審視和選擇與自身相匹配的保護利用模式,并在發展進程中不斷地進行動態調整;另一方面,不論是選擇何種保護利用模式,在具體實施層面都應從機制、法制、政策和開發促進四個層面進行仔細考慮和布局,本文提出總體實施的流程機理見圖2所示。

      

      5.1 資源細分與區域規劃.

      具體包括:各種資源的細分。政府需對民族地區城市文化生態資源應根據不同類別、不同結構、不同等級、不同瀕危程度進行全面盤點和細分,在對瀕危資源納入保護名錄并進行嚴格保護的基礎上,再部署下一步如何積極引導對其他城市文化生態資源的利用。

      不同區域的劃分。根據文化生態的分布狀況,對城市文化生態尤其是以物質形態呈現的瀕危文化賦存歷史遺址、宗教場所、文化建筑等)制定詳細的5城市文化生態區域保護規劃6進行分區塊的專項保護,用剛性制度和規范化保護措施來切實保障對相應城市文化生態的有力保護。?配套相應的保護措施。對不同的城市文化生態資源,確定配套的保護經費和具體的責任單位與責任人,并制定相應的責任單位與責任人的考核晉升管理辦法。

      5.2 保護利用的機制建設

      政府應建立民族地區城市文化保護利用的系統性機制,主要包括:培養本區域文化持有者的自覺意識。進一步加強本區域人們對民族文化生態價值的了解,開展民族文化知識普及的宣傳工作,激發其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和自信心[39]。解決文化傳承人的生活保障。加大對瀕危文化傳承人的生活關照與保障力度,為文化傳承人提供社會和醫療保障,消除其后顧之憂,使瀕危文化得以傳承和延續。提高文化傳承人的社會地位。地方政府可通過成立民族文化傳承人的相關協會等,為其提供社會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平臺,使其身份得到社會認可和尊重,增強其代代相傳的社會動力。構建文化資源的市場化對接平臺。在合理利用與活態保護理念下,對可進行開發利用的文化資源,通過幫助文化傳承人與東部發達地區文化產業開發主體和投融資平臺進行對接,開發出膾炙人口的文化產品,在滿足市場需求的同時,完成對文化的/活態0保護。?建立社會/高校相結合的傳承保護機制。通過高校的教學科研及與社會普及相結合的傳承教育機制,對瀕危文字、聲音、影像進行永續保存;對非瀕危文化生態資源,通過產學研方式推動其得到有效的開發利用。
      5.3 自然生境的法制完善

      隨著民族地區城市經濟發展的加速和長期以來在/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等不當理念政策的推動下,民族地區自然生境破壞嚴重[40]。對此,應重點加強法制建設讓文化生態的保護和利用能得到切實的保障。主要包括:加強民族地區文化與生態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與監管。加強對自然資源采掘與交易的監管。提高民族地區的生態保護與補償標準,可考慮在原有資源等級劃分與保護措施基礎上對資源購買者征收生態環境補償稅,并將其投入到生態補償機制中,擴大民族地區/碳匯儲備。加強對自然環境破壞者的處罰力度。建立自然資源開發擔保機制和環境破壞賠償制度,開發商若是對自然資源造成損害,必須主動采取補救措施,否則將面臨更大力度的經濟處罰。?建立環境保護監管機制。提高人們保護環境的自覺性和參與監督的意識,通過接收上網投訴,職能部門必須逐條答復,強化監管力度,定期檢查執法監管情況,并與責任人晉升考核等制度掛鉤。

      5.4 開發利用的政策扶持

      對非瀕危、可再生性強、市場前景廣闊的城市文化生態資源,通過系列扶持性政策,促進社區及外部開發商對其進行開發,推動本市文化創意產業的迅速發展。

      具體包括:擴大地方文化產業引導資金覆蓋范圍和資助力度,加強對引導資金的監管,防止挪作他用。鼓勵社區及開發商進行保護性開發,使之轉化為文化產品,并遵循市場原則,借助市場手段,以文化養文化,使文化賦存以活的產品形態存活于世,得到長期、持續的保存。?打造基于民族文化生態特質的個性化魅力城市。對文化生態的保護和開發利用,不僅能推動民族地區城市的經濟發展,還有利于個性化魅力城市的形成與彰顯,克服/千城一面弊端,政府在對城市文化生態進行保護的同時,可考慮借助本城市的文化生態,打造個性化、特色化的魅力文化城市,使城市文化生態保護和個性化魅力城市的塑造有機結合起來,形成相輔相成、互補共生的良性共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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