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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析中國發展的各種國外觀點 走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

    時間:2014-04-04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8355字

    論文摘要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國外輿論圍繞中國發展現狀和未來走勢,在“中國威脅論”、“中國機遇論”、“中國崩潰論”等原有論調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中國責任論”、“G2論”、“中美國論”、“發達國家論”、“中國不確定論”、“中國時代論”、“國家資本主義論”等新論調。深入研究和正確評析這些觀點,有利于把握當前國外輿論動向,對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際話語權,無疑具有重大意義。

      一、近年來有關中國發展的輿論新動向

      (一)“中國責任論”

      國外對“中國責任”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早在1995年時任克林頓政府國防部長的佩里在美國西雅圖發表演說時就講到,“不得不承認,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一個主要大國。我們確信接觸是最佳戰略,可確保在中國實力增強之時,它是作為國際社會一個負責任的成員這樣做的。”

      時隔十年,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發表的演講中提出,“要促使中國成為這個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的參與者。”該演講強調,中國在國際體系中應承擔更大的責任,責任的內容非常廣泛,不僅涉及到中國內政,還涉及到中國外交等多個方面。歐盟理事會于2006年發表了關于“歐中戰略伙伴關系”的結論,明確表示支持中國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同時呼吁中國在貿易、知識產權保護、人權、援助政策、氣候變化、地區安全等領域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同年,歐盟委員會發表了題為《歐盟與中國:更密切的伙伴、增長的責任》的對華政策文件,指出“一種更密切、更強有力的戰略伙伴關系符合歐盟與中國的利益,與之而來的是增長的責任和開放的需要,這要求雙方采取一致的行動”①。

      達沃斯2007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德國總理默克爾強調,希望中國在對非援助和經貿領域加強和歐盟的協商,通過限定條件促進非洲國家的人權、減少腐敗和提高治理能力,以此促進非洲的可持續發展。日本以聯合國現有會費分配比例不能反映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力量及其在聯合國的地位和責任為由,要求中國承擔更大的聯合國會費繳納份額,為常任理事國繳納會費設置下限,并謀求降低日本繳納的聯合國會費份額。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一些學者甚至還認為世界上出現的諸如環境污染、資源破壞、地球變暖等現象,主要是中國發展造成的,中國應該承擔責任。

      (二)“G2論”

      G2是近年來西方學者相對于G8和G20提出的一個新概念,意思就是由中美兩國組成“兩國集團”,攜手合作共同解決世界經濟問題。華盛頓知名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Bergsten)被認為是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學者,他認為,中國經過30多年經濟的高速發展現在已經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超級大國,美國應該成全中國,使中國與其新角色相匹配。盡管他在2004年就提出了對G2的構想,但一直沒有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直到2008年,他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文章后,才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他指出,“美國應尋求同中國發展一種真正的伙伴關系,以實現對全球經濟事務的共同領導。”

      對于“G2論”,一些西方學者持肯定態度。美國知名學者布熱津斯基認為,“我們需要建立非正式的美中兩國集團(G2)。美中關系必須成為廣泛的合作關系,就像我們與歐洲和日本的關系那樣。”英國外交大臣戴維·米利班德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將成為21世紀“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未來的幾十年間,中國將與美國一道,成為兩支“關鍵力量”,成為“世界兩強”.美國專欄作家威廉·佩塞克認為,面對全球經濟的持續低迷,美中兩國應該聯手幫助全球經濟,要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現在真正能起作用的是美國和中國組成的兩國集團(G2)”⑦。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也認為世界經濟的復蘇取決于G2.

      自從“G2論”拋出后,國外反對的聲音也不絕于耳。《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指出,若“美國與中國組成新的G2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將傷害美國在亞洲的盟友”⑧。日本《每日新聞》的文章則認為,G2只不過是美國在自身危機條件下“捧殺”中國的權宜之計而已,因為,美國曾經用類似的形式“捧殺”過日本。俄羅斯前總理祖布科夫認為,G2無論對中國還是美國來說,都將引發盟友的反感,不會帶來任何額外的好處。歐洲的一些知名學者,比如,歐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漢斯·馬騰斯、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所長季北慈都認為目前討論G2還為時尚早。

      (三)“中美國論”

      首先提出“中美國”概念的當屬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他于2007年代創造性地把China(中國)與Americe(美國)合成一個新詞Chimerice(中美國),意在強調中美關系的緊密性。弗格森對他創造的新詞津津樂道,認為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儲蓄國和最大的消費國已經構成了利益共同體,應該合成一個國家,那就是“中美國”.弗格森認為,“世界經濟一直是由我們將其稱為‘中美國’(Chimerice)的獨特的地域經濟體系所主導,即在世界超級大國美國與其未來對手中國的經濟聯姻基礎下,中國出口導向性經濟發展模式和美國過度消費模式的合二為一,形成了世界經濟秩序。”他認為中美兩國聯姻是天作之合。美國學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對弗格森的觀點表示懷疑,他在《中美共管世界是白日夢》的文章中指出,“在當今日趨融合的世界,中美經濟相互依存是聯系兩國的關系之一,但中美不同的政治利益,以及很多其他的聯系和責任使華盛頓和北京無法形成”共管世界“的局面。”

      俄羅斯學者瓦西里·卡申認為,中美兩國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的分歧將會隨著危機的不斷加深而逐步暴露,中美不可能建立同盟,美國人的真正目的是想利用中國來遏制俄羅斯。

      (四)“發達國家論”

      把中國貼上“發達國家”的標簽,只是最近幾年的事情。國外輿論認為中國經濟保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長,并于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鋼材等多項指標均居世界首位,中國已經不屬于發展中國家了,用發達國家來看待中國也許更為妥當。美國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師吉姆·奧尼爾于2003年在名為《和金磚四國一同暢想:走向2050》的書中預言,中國在2039年就會趕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時隔8年,他改變了自己的預期,在其新書《成長地圖:金磚四國的經濟機遇》中指出,中國趕上美國不需等那么久了,他認為到2027年這一切就將會實現,如果中國經濟發展比預計更快,或許不用等到2027年。

      實際上,隨著中國崛起步伐的加速以及經濟總量排名的不斷刷新,中國趕超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國際不同機構的預測層出不窮。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報告稱,按照市場價值方法計算,中國將在2035年超過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福格爾預測說,204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規模的份額將絕對性壓倒美國,成為第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有望在2016年,在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這也被看做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次宣布“美國時代”的終結。英國《經濟學家》稱,中美差距能以多快速度縮小依賴于三個因素:中美實際經濟增速的差距、兩國通脹率的差距、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變化。文章稱,基于對這三個因素合理推測,中國會在未來10年趕超美國。③

      (五)“中國不確定論”

      國外輿論在肯定中國崛起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擔心,就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持續性產生了懷疑,對于發展強大起來的中國可能帶給現有世界體系的沖擊和挑戰存有疑慮。英國專欄作家伊恩·米爾斯認為,中國的必然崛起將成為一種主流立場。不過,在中國的前進道路上存在著一系列諸如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因素,這將成為重大障礙。他認為中國要清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美國普林斯頓歷史和國家關系教授哈羅德·詹姆斯在《土耳其周刊》上刊登文章指出,“中國領導人所面對的真正挑戰,其實是要提出一套條理分明清晰易懂的世界觀,以消除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疑慮。”

      西方世界接納中國進入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認為只要中國進入了這個體系,就能夠改變中國的行為,但現在他們越來越感覺到,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行為是很難根據西方的期望而得到改變的,同時他們對這個體系能否有效地制衡中國也感到不確定。在政治和戰略上,西方世界對中國存在的“中國不確定性”更為擔心。就政治方面說,西方世界原本期望中國隨著經濟市場化和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政治制度也將隨之變化,但顯然沒有實現他們的期望。更讓西方感覺最不確定的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戰略后果。⑤

      (六)“中國時代論”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時代論”也應運而生。法國《世界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沒有覺醒而是蘇醒》的文章認為,“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文章指出中國經濟讓世界吃驚的高速發展,只是繼續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在世界經濟領域領先的道路而已。中國的崛起具有強烈的震懾力,哪怕用長篇文章也敘述不完中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中國將在日本之后崛起,亞洲將成為世界經濟的第一大力量。亞洲尤其是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將會深深刺激西方的驕傲,因為西方人一直堅信西方文明是優越的,西方的經濟制度有效性是不可超越的。

      亞洲在二戰后開始重新起步,日本首先領頭,接著30年以來越來越快由中國帶動。中國展現了兩百年禁食以后經濟尖錐般高速發展的饑渴。巴黎政治大學學者克洛德梅耶撰寫的《中國或日本,誰將是亞洲的領袖》一文指出,19世紀是歐洲的,20世紀是美洲的,21世紀毫無疑問將是亞洲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亞洲回到她一直占據只是在19世紀時丟失的世界第一的位置上。亞洲重又領先雖是漫長的歷史過程,然而卻是簡單的回歸。這一研究結論讓歐美人氣得咬牙切齒,但卻在亞洲和中國引起了強烈反響。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馬丁·雅克在最近出版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指出,“中國絕不會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會選擇一條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發展模式;中國的崛起將改變的不僅僅是世界經濟格局,還將徹底動搖我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②

      (七)“國家資本主義論”

      2012年1月21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的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刊登的《國家資本主義在崛起》的封面文章提出,國家資本主義在西方正在萎縮,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卻方興未艾,在中國國有企業并非是通往自由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而是一種可持續發展模式的保障,這種模式得到了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認可。但文章同時指出,國家資本主義將會對整個世界造成危害,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國家應該減少對國有企業的控制。

      英國學者威爾·赫頓認為,中國的發展道路非常獨特,具有強烈的中國特色,對待資本主義有自己獨特的方式,充分融合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原理,“它從沒有把資本主義當成目標,而是把它作為實現目標的手段。時刻牢記必須提高數以億計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否則它的合法性就面臨危機”④.法國著名左翼學者托尼·安德烈阿尼,通過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特點,得出結論“中國經濟與‘中國模式’不可分離,如果離開涉及各個領域的強大的國家干預,中國經濟就不可能實現連續的驚人增長”⑤.他認為在中國國有部門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原因是國有部門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中央或地方的政府部門,而決定權仍由這些政府部門掌握。他進一步指出,新自由主義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相互之間甚至會構成威脅。政治風險專家伊恩·布里默(IanBremmer)在他所著的《自由市場的終結:誰將在政府與企業的戰爭中勝出》一書中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集權國家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控制了全球大量的自然資源,中國成為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心國家,甚至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領導者,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威脅。⑥

      二、對國外輿論新動向的評析

      近年來出現的“中國責任論”實際上是“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的延伸和發展,逐漸成為西方社會針對中國的主流話語。面對“中國責任論”,“中國要以國家利益為根本,在承擔國際責任時恪守道義、量力而行。中國應走科學發展與和平發展道路,承擔應盡的國際責任。”⑦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中國責任論”的高調背后,既有國際社會期望中國發揮更大國際責任的正當期待,也有某些心懷叵測的人企圖給正在崛起、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國“做套”的精心盤算。

      其實質就是要以西方標準來衡量中國,讓中國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改變中國的發展方向,遏制中國崛起。盡管這一切表現出西方國家的傲慢和不羈,但與“中國威脅論”相比,“中國責任論”在某種程度上釋放出西方國家趨向合作的意愿和尊重現實的姿態。中國要把握機遇迎接挑戰,乘勢而上,塑造中國責任大國的形象,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高傲自大,結合自身實力,實現和平發展,造福人類。針對“G2論”和“中美國論”的觀點,我們要權衡利弊、冷靜認知。不管是作為當今世界上最發達的美國還是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其對世界的影響力有目共睹,但“中美國論”卻言過其實。

      實際上,“中美關系的現實定位,并非某些名人的主觀期待或想象所能決定的,而是取決于國際格局和雙邊關系的客觀基礎。”顯然,“無論是由美國還是由中國來單獨承擔這個領導作用,從能力和愿望來看都未必合適,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時代,各國力量的均勻化趨勢在迅速發展,它們中的任何一個就更不能擔當如此重任。”坦率地說“中美國論”和“G2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前者只不過是后者的翻版而已。表面上看,美國承認中國在國際上的重要地位,并實現了由正面遏制、對抗向側面接觸、鼓勵的態度轉換,實質上是想把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體系之中,利用中國為美國的過度消費“買單”,同時,也暗含美國的“良苦用心”--挑撥中國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關系,破壞中國在國際上的良好聲譽。

      當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現實擺在西方國家面前的時候,西方學者又拋出了“發達國家論”的論調,并且列舉了一些數字來進行論證。如果僅僅看這些光鮮的數字和令人振奮的預測結果,確實會讓國人欣喜,也會讓美國人沮喪,但我們務必保持冷靜。一方面,我們要認識到中國仍然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并且在可以預見的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為發展中國家,這一事實沒有變,對此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致于被國外一些輿論“忽悠”;另一方面,盡管中國經濟總量位列世界第二位,但中國人口基數大,人均占有量仍然較低,況且中國還有1.28億的貧困人口(按2011年提高后的貧困標準,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300元人民幣/年)。

      所以,給中國扣上“發達國家”的帽子,是不適合當代中國的,也是中國不能接受的。國外一些人總是認為中國的發展是不確定的,擔心中國發展起來以后,是否會挑戰現有國際秩序,是否會搞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2013年3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了演講,回應了國際上一些人的擔心。習近平主席指出,“在國際上有一種對中國的擔心,我認為這種擔心有的是別有用心,總的講,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也是毫無根據的”,“13億多人口的中國發展起來給這個世界帶來的是實實在在的好處,相反中國如果是積貧積弱,這才是世界真正的麻煩,這才是真正值得世界擔心的事情。”

      習近平主席的回答言簡意賅、形象生動,有力地回應了國際上一些人對中國發展的擔心和憂慮。“中國時代論”的提出,“反映了當今世界對于中國崛起帶來的沖擊和改變的強烈感受,也反映了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日趨多極化的客觀趨勢。”⑤“盡管中國是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而崛起的,今后也會繼續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并深刻影響世界的未來”⑥,但中國的發展仍沒有置身于現有國際秩序之外,這一秩序仍由西方國家主導,短時間內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難以撼動的。基于此,我們決不能小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當今世界舞臺上的強勢影響力。由此觀之,西方國家盛贊中國取得的驕人成績,把中國置身于世界主宰者的位置,斷言世界進入中國主導的世界,實質是尋找“捧殺”中國的借口而已,中國必須高度警覺。

      “國家資本主義論”其實質就是旨在批判中國搞“國家資本主義”,損害西方國家的利益,威脅到西方社會精心經營的“自由資本主義”.從這些觀點不難看出,國外輿論、西方學者仍沒有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勢,把西方社會的發展模式程式化,認為西方社會主導的發展模式就是唯一的現代化的“樣板”,應該在世界各地推廣,而與之相左的發展模式就是“怪胎”,壓根就不應該存在,這實際上是國外輿論、西方學者的主觀偏見。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是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也不盡相同,所以,不能簡單地用西方社會的眼光審視中國的發展,世界是多樣的,發展模式也應豐富多樣,這樣整個世界才會精彩紛呈。

      三、堅持中國立場展開中國式思考

      由于東西方在價值觀、文化和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差異,特別是意識形態之爭,國外輿論對中國發展的認知和評價存在偏差,甚至敵視。“西方中心主義”一直是國外輿論的基本立場和研究的基本視角,在這種立場和研究視角下形成的研究范式,在解釋東西方發展問題時,就成為一種帶有偏見的思維架構。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美籍華人李成就直言不諱地說:“我們研究中國問題的視角要受到美國社會科學和美國主流輿論的影響。”顯然,這種研究視角和范式由于處處以西方標準來衡量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使近代以來中國的一切變化都與西方的“沖擊”密不可分,甚至認為中國的發展是在西方的“幫助”下完成的,沒有西方,中國的發展是不可想象的。這些論調都是錯誤的。

      國外輿論對中國存在偏見和敵視,從本質而言,是對其本國利益和國際戰略服務的,是別有用心的,國際社會一切公正正義的人們都必然堅決反對。我們應清楚地看到,國外輿論在中國發展問題上并不公正、準確,甚至一部分人長期以來總是戴著“有色眼鏡”來審視和看待中國的發展變化,時不時給中國戴上“妖魔的面罩”,這必然會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影響到國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理解。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立場,展開中國式思考,對國外錯誤的輿論進行堅決的批判,利用我國外宣媒介和一切合法國際交往場所,宣傳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就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斷擴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際話語權,樹立良好的中國國際形象。

      國外輿論及其學者之所以在理解中國發展的問題上存在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囿于他們對中國國情缺乏實質性的深入了解。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想弄清事情的真相,必須進行調查研究。事實上,國外輿論及其學者在對中國發展的認知上,是缺乏“調查研究”的,或者說他們只重視了“研究”,而“調查”不足。盡管國外辦了一些有一定影響的學術刊物,如英國的《中國季刊》和《近代中國》,澳大利亞的《澳大利亞中國時事雜志》和《中國研究》,美國的《亞洲研究》和《中國述評》,除此之外,還有俄羅斯的《遠東問題》,日本的《現代中國研究》,印度的《中國報道》以及韓國的《亞洲視角》等等,但它們調查的深入度是有限的。

      隨著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主流價值的解構,西方學者對“西方中心主義”范式也在進行反思。在中國問題的研究方面,逐漸向“中國中心主義”范式轉變。保羅·科恩(PaulCohen)呼吁美國學者“應當從囚禁在自己的近代經驗的狹隘牢籠中解放出來,放棄近代化理論的整套術語,尋找另外一種西方中心較少的方法,來描繪中國的歷史進程。”然而,西方的研究視角和范式仍然擺脫不了西方學者的思維定勢,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仍存在著按西方模式發展的先在預定,實際上仍沒有脫離西方范式的窠臼。

      中國選擇的是一條有別于西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中國的發展將為“世界和其他國家帶來新的機會”③.中國的發展是“把不以擴張主義為出發點也不以霸權主義為必然歸宿的發展前景啟示給人類向著未來的歷史籌劃”④.全面闡釋中國發展問題,將有助于消解西方輿論的偏見和敵視,使之站在更加公允的立場上看待中國發展問題。對此,中國學者要主動克服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發展問題上的不足,立足現實,面向海外,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指導下,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求真務實”⑤,不斷擴大空間場域的交流平臺,正確把握和認知在當今世界大變革大發展中的中國發展問題。一方面,中國學者要重視調查研究。既要做深入的調查,又要做細致的研究,只調查不研究,不能把握事物的共性,也就不能了解事物的真正的本質;只研究不調查,只強調事物的共性,而個性的真偽是不確定的,這樣研究的結果可信度就不強。因此,這里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就是通過調查研究獲得鮮活的第一手資料,這樣在闡述中國發展問題時就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中國學者要善于“宣傳中國”.對于中國發展問題要站在中國的立場進行闡釋和解讀,用中國學者主人翁的態度進行全面審視,要以主動、平等、自信的心態與國外學者加強對話交流。對于片面、歪曲理解中國發展的論調或觀點要進行主動的批判和分析,要善于拿起“批判的武器”.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和觀點,因為他們的成果和觀點凝結了對中國發展的獨到的洞察和見解,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國學者在視域上的局限。

      要言之,研究中國發展問題,需要登高望遠,站在世界發展大格局的高度,在當今時代發展變化的歷史潮流中去認知和把握,既要對國外輿論進行批判與評析,又要勇于批判和吸收國外學者的一些合理見解,拓寬理論視野,借鑒積極成果,在中國發展和中國國際形象問題上掌握我們的國際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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