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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市居民相對收入水平與獲得感的關系探究

    時間:2019-11-29 來源:中央財經大學學報 作者:王積超,閆威 本文字數:11807字

      摘    要: 自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改革要“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以來,獲得感研究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其中對收入與獲得感之間關系的考察是這些研究中備受關注的領域。筆者利用CGSS 2015的數據,應用社會比較理論和期望值理論為研究視角,在控制了絕對收入的前提下,研究城市居民的相對收入水平與獲得感的關系。研究發現,社會比較因素和自我期望因素能顯著影響城市居民的獲得感。當個體收入水平低于同齡群體或自己的過去時,他們的獲得感就會下降。當個體在綜合考慮自身能力后認為自己的收入水平沒有達到自己的預期時,他們的獲得感也將隨之降低。

      關鍵詞: 獲得感; 相對收入水平; 絕對收入; 社會比較; 自我期望;

      Abstract: Since 2015,when Xi Jinping first proposed the reform to “let the people have more sense of gain”,the research on sense of gain has been increasingl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by the academic circle,among which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ense of gain has been the focus of these studies.This paper intends to use CGSS2015 data and apply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and expectation theory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ive income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sense of gain under the premise of controlling the absolute income.It is found that social comparison and self-expect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sense of gain of urban residents.When an individual's income level is lower than that of a peer group or their own past,their sense of gain decreases.When individuals think that their income level does not meet their expectations after considering their own abilities,their sense of gain will also decrease.

      Keyword: Sense of gain; Relative income level; Absolute income; Social comparison; Self-expectation;

      一、問題提出

      近20年來中國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得到了不斷的提升。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3 616.2元[1],約為200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 280.0元)的5.4倍1[2]。然而同時期城市居民的獲得感卻并沒有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同步提升,甚至還有下降的趨勢。2015年2月37日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改革要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的論斷[3],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要“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4],將人民群眾在改革過程中的獲得感作為改革的評價標準和價值歸宿[5]。

      王恬等(2018)[6]認為,獲得感是指個體獲取物質和精神利益后所產生的滿足感。對于經濟增長與獲得感的關系,部分學者認為,個體絕對收入的提高可以使人們的獲得感得到提升(葉胥等,2018[7];Ferrer-i-Carbonell,2005[8]; Sacks等,2010[9]);也有學者研究發現,絕對收入與獲得感之間并不總是正相關關系,有時會出現倒U型的關系(王鵬,2011[10]),當收入水平到達一定臨界值時,絕對收入的增加并不能給人們帶來獲得感的提升(孫遠太,2015[11];Diener和Seligman,2004[12];Tella和Macculloch,2005[13])。這些學者認為,當所有人的收入同時等比例提高時,就會導致相對水平的無差異化,造成個體無法因收入增加而產生獲得感。因此,探究相對收入水平與獲得感的關系成為解釋經濟的高速發展與城市居民獲得感不同步現象的關鍵。

      社會比較理論和期望值理論可以作為分析相對收入水平與獲得感之間不對稱關系的兩種重要視角。第一種視角從社會比較產生的相對剝奪感的角度進行解釋,認為人們的獲得感是通過相對位置決定的,即只有當同輩群體或自身過去的收入比個體當前收入低的時候,其獲得感才是真實的,反之其獲得感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幸福感就下降或者只是暫時性的(Wood,1996[14];Blanchflower和Oswald,2004[15];Dynan和Ravina,2007[16])。第二種視角從期望值和實際成就的差異形成的心理落差的角度進行解釋,認為個體的獲得感是在與自我期望對比的過程中獲得的,當個體的實際成就越接近自我期望,個體的獲得感就越強烈,反之個體的獲得感將會降低(Diener和Fujita,1995[17])。
     

    中國城市居民相對收入水平與獲得感的關系探究
     

      本研究將從上述兩個研究視角出發,利用2015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 2015)的數據,探討中國城市居民獲得感的形成機制,試圖回答到底是基于社會比較的橫縱差異還是基于期望值的心理落差,或者是兩種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人們對獲得感的不同感知。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我們認為,獲得感就是在社會運行中人們的利益得到維護和實現后而導致的個體對自身生存與發展狀況的滿足感、成就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主觀幸福感受。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感知,獲得感不僅受到微觀的個體社會行動的影響,還受經濟基礎、階級屬性、時代境況等因素的決定和制約(田旭明,2018[5])。當外部環境結構能夠滿足個體物質需求和心理需求時,其獲得感將得到相應的提升。從收入的視角來看,個體對獲得的感知不僅受其絕對收入的影響,而且受其與他人、自身過去或自我期望的比較過程中形成的相對收入的影響。

      (一)基于社會比較機制的相對收入水平對獲得感的影響

      所謂社會比較,就是把個體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等與他人進行比較的過程(邢淑芬和俞國良,2005[18])。黃嘉文認為,“根據比較對象的不同,社會比較可以分為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黃嘉文,2016[19])。橫向比較就是與自身當前具有某種相似屬性并且與自己可接觸的或有生活聯系的個體進行比較。當人們與其參照群體相比處于弱勢地位時就會產生受到剝削的負面心理,即相對剝奪感(Hyman等,1968[20];Brockmann等,2009[21] ),造成其對獲得的感知程度降低。縱向比較是將自己的過去作為比較對象,當個體發現在與自身過去相比,其當前經濟地位處于下降的狀態,就會產生負面情緒,進而降低對獲得感的感知。也就是說,人們對獲得感差異化的感知不僅取決于個體當下所處的經濟社會地位,而且與其經濟社會地位的“相對變動”有關(劉欣,2002[22])。當人們發現在比較過程中處于劣勢地位時,無論其所處的客觀地位是高還是低,其獲得感都會隨之降低(張衛偉,2018[23])。

      經驗層面的研究上也驗證了這一觀點。斯托福等(Stouffer等,1995[24])研究發現美國士兵對自己生活狀況的評價會受到他在參照群體中的位置的影響。如果他發現自己在參照群體中地位低下,那么,即使其絕對收入上升,他對自己生活狀況的評價也會隨之降低;克拉克和奧斯瓦爾德(Clark和Oswald,1996[25])對英國工人的研究表明參照群體的收入水平是影響其獲得感的重要因素,當參照群體的工資水平較他們高時,他們對獲得感的感知將會降低;哈格蒂(Hagerty,2000[26])根據美國社區居民的樣本數據的研究指出:“收入分配的范圍和偏差是影響民眾獲得感的重要因素”;彭代彥和吳寶新(2008)[27]對湖北和湖南兩省農戶的調查研究發現,“村莊內部的農業收入差距越大,農民獲得感就越低”;上海大學社會調查中心對上海、吉林、河南、甘肅、云南、廣東等6個省份城市居民的調查發現,相對收入地位對獲得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相對收入越高,獲得感越強;控制個人收入后,與同省其他城市居民相比,收入差異越大,居民的獲得感越低(孫遠太,2015[11])。

      基于對以上文獻的分析,提出以下兩個假設:

      假設1a:與同齡人相比,人們對其所處的經濟社會地位評價越高,他們的獲得感就會越強烈。

      假設1b:與自身過去相比,人們對其所處的經濟社會地位評價越高,他們的獲得感就會越強烈。

      (二)基于自我期望機制形成的相對收入水平對獲得感的影響

      所謂期望值是指個人判斷自己達到某個既定目標以及這一目標滿足某種需求的可能性(王嘉順,2012[28])。作為一種認知變量,它表達出人們對自身或他人行動的結果的主觀意向。與社會比較理論不同,該理論指出個體對獲得感是在與一定的參照標準比較之后形成的,這一參照標準就是期望值,但期望值本身的大小并不能代表獲得感水平的高低,只有將其與現實條件、個體內外資源結合在一起時,才可以作為評價獲得感的重要指標(喬玥等,2019[29])。也就是說,在綜合考慮自身現實條件后設定的行動目標與行動結果之間的差異對獲得感有著重要的影響。當行動目標與個人努力后的行動結果差距過大時,會使個體產生消極情緒,降低其獲得感,反之,則會提升其獲得感。因此,那些自我期望得到滿足的個體傾向于比自我期望沒有得到滿足的個體更有獲得感(羅之前,2014[30])。

      在經驗層面上這一觀點也得到了證實。克拉克和奧斯瓦爾德(Clark和Oswald,1994[31])研究發現意外的失業與獲得感之間存在很強的負相關性。因為意外的失業導致的個人收入水平的降低與其心理預期并不相符,從而使其產生的焦慮、自卑、消極等負面情緒,造成其獲得感和幸福感的降低。溫克爾曼(Winkelmann,1995[32])利用德國數據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此外,已有研究指出高學歷個體對自己的相對收入水平具有很高的自我期望,當自我期望無法實現時,他們的獲得感會大幅度下降。這就出現了“同樣的收入,一些高學歷個體的獲得感往往較低的現象”(Wilson,1967[33];Layard,2006[34];栗波,2018[35])。

      本文將自我期望操作化為:個體在考慮到自身能力和工作狀況后,對其收入的主觀評價,如果人們的自我期望與實際收入差距很小,即人們認為其當前的收入是合理的,就會產生的較少的心理落差,進而促進其獲得感的提升。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在綜合考慮自身的能力和工作狀況之后,個體認為其當前的收入越合理,他們的獲得感就會越強烈。

      三、數據來源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2015年中國社會調查(CGSS 2015),該調查采用多階段分層次的概率比例抽樣方案,樣本覆蓋全國28個省份的478村居,共收集有效問卷10 968份,其中城市問卷6 470份,農村問卷4 498份。鑒于本文主要是分析城市居民的相對收入水平與獲得感之間的關系,因此選取居住地區為城市的樣本作為研究對象,在剔除無效問卷后,最終的樣本量為4 857個。

      (二)研究變量

      1.因變量。

      本研究將采用自陳量表法來測量獲得感,威爾遜(Wilson,1967[33])曾采用比對個體主觀評價和專家評定的結果的方式來檢驗這種方法的信度和效度,結果顯示大部分情況下二者具有較高的一致性。美國經濟學家伊斯特林(Easterlin,2003[36])指出通過自陳量表獲得的數據對開展跨群體、跨文化、跨國別、跨體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因此,本文選取自陳量表法對城市居民的獲得感進行測量。

      獲得感是個體基于現實生活境況而感受到的滿足感、成就感、幸福感,幸福感受是其表現形式(張衛偉,2018[23];喬玥等,2019[29])。因此,本研究根據CGSS 2015調查問卷的問題設置,選擇“總的來說,您覺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這一問題來測量城市居民的獲得感。該問題共有五個選項可供選擇:1=非常不幸福(獲得感非常低)、2=不幸福(獲得感低)、3=一般(獲得感一般)、4=幸福(獲得感高)、5=非常幸福(獲得感非常高)。由于該變量為定序變量,不同類別之間有相對的大小,但是無法從經驗信息中獲得不同類別之間明確且連續的距離,因此本文選取定序回歸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來進行數據的處理。

      2.自變量。

      根據學者官皓的相關研究,有兩種測量相對收入的方法:“一種是研究者以某個特定因素(如年齡、教育)為標準設置對照組,然后在模型中加入對照組的相關變量進行控制;另一種則是基于被訪者的主觀感受,以被訪者對相對地位的主觀評價作為測量標準”(官皓,2010[37])。本文選取第二種方式進行相對收入的衡量,并將相對收入操作化為兩個維度:基于社會比較形成的橫縱比較和基于自我期望論形成的自我比較。

      對于社會比較變量,本文選取CGSS 2015居民問卷中的兩道題來衡量橫縱比較對人們獲得感的影響。一道題目是“與同齡人相比,您認為您本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另一道題目是“與三年前相比,您認為您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兩道題目的備選答案相同,均為“1=較高、2=差不多、3=較低、4=不好說”,在剔除了“不好說”的樣本之后,分別選擇“與同齡人相比降低”和“與自己三年前相比降低”為參照組。

      對于自我期望變量,本文選擇“考慮到您的能力和工作狀況,您認為您目前的收入是否合理”這一問題進行測量,問題設有四個選項:1=非常合理、2=合理、3=不合理、4=非常不合理。考慮到非常合理和非常不合理所占的比例都較小,因此本文將非常不合理和不合理兩個選項進行合并,編碼為0,非常合理和合理兩個選項進行合并,編碼為1。

      3.控制變量。

      為盡可能減少變量遺漏造成的統計誤差,本文引入一些相關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個人的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健康狀況、婚姻狀況、教育水平以及個人年絕對收入。

      其中,年齡變量的數值是根據出生日期計算出來的2015年的周歲,并根據以往文獻將年齡的平方作為控制變量同時納入方程,以擬合年齡和獲得感之間的曲線關系(洪巖璧,2017[38]);個人年絕對收入根據CGSS 2015問卷中“您個人2014年的全年總收入是多少”這一問題來測量,并根據以往文獻,對收入進行了對數處理(毛小平和羅建文,2012[39])。

      表1報告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表中可以看出,中國城市居民的獲得感的平均值為3.90,人們的獲得感高。從受訪者個體特征來看,受訪者中女性占50%,男性占50%;平均年齡約為50歲;黨員比例約為16%;已婚人員占比約為77%;從受訪者的健康狀況看,受訪對象健康狀況的均值是2.51,身體狀況較好;從調查對象的受教育情況來看,調查對象中有50.98%的個體接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整體文化程度較高;從個人年絕對收入看,城市居民的人均年絕對收入為46 042.29元。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統計模型與分析策略

      本研究所設計的被解釋變量是一個有序的選擇變量,不同類別之間有相對的大小或高低程度,但是無法從經驗信息中獲得不同類別之間明確而連續的距離。如果本文選取多分類因變量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進行研究,將會造成排序信息的缺失,使統計結果喪失統計效率;若使用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進行研究,則將變量視為連續變量,造成人為的信息膨脹,使研究缺乏一定的科學性。因此,本文在綜合考慮上述因素之后,選取定序回歸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為研究模型。

      依據定序變量類別間平行假設的關系,我們將定序回歸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中的因變量(城市居民獲得感,CSG)的次序視作一個潛在連續變量(Latent Variable)SG*的某種相關測量值,當αj-1<CSG*<αj時,CSG=j(其中j=1, 2, 3, 4, 5)。因此,能夠得到關于潛在變量SG*的回歸方程:

      SG*=β0+β1level1+β2level2+βicontrol+εi

      其中:level1代表社會比較變量,包括與同齡人相比形成的自評經濟地位和與三年前相比形成的自評經濟地位,level2代表自我期望變量;control代表控制變量;ε為模型的擾動項。

      在具體操作時,本研究首先在基準模型中僅放入了控制變量,目的是與核心自變量納入模型后所解釋掉的因變量結果進行比對。其次,將社會比較變量和自我期望變量分別納入模型中,考察其對居民的獲得感的影響。最后,將兩者同時納入模型中,從而探索影響城市居民獲得感差異的主要因素。

      四、研究分析

      根據上述研究設計和分析策略,我們將從控制變量因素、社會比較因素、自我期望因素、綜合因素四個方面來描述、分析和比較不同情境下中國城市居民的相對收入水平與獲得感之間的關系。

      (一)控制變量因素對獲得感的影響

      表2給出了模型的分析結果。模型1將控制變量引入模型,通過分析模型的擬合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從性別角度來看,其估計系數是正,說明女性比男性的獲得感更強烈。從年齡方面看,年齡變量的系數為負,但其二次項(age2)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年齡與城市居民獲得感之間是一種U型的關系,拐點約為42歲2。從政治身份來看,非中共黨員的獲得感明顯低于中共黨員,這表明黨員身份與更多的社會資源是相關的,可以提升其獲得感。從婚姻狀況來看,婚姻狀況變量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婚姻能夠給個人帶來穩定的情感支持和經濟保障,從而增進人們的獲得感。從教育程度來看,不同教育程度的城市居民對獲得感的體驗是不一樣的,這可能是與教育扮演的雙重角色相關(洪巖璧,2017[38])。從健康狀況來看,其估計系數為正,身體越健康的居民獲得感越強烈,這說明人們在追求物質滿足的同時,也很注重自身的健康,當人們發現自身的身體很健康時,他們的獲得感將得以提升。從個人年絕對收入水平看,收入與個人獲得感呈顯著正向關,這說明絕對收入是影響人們獲得感的關鍵因素。雖然這些控制變量都對城市居民的獲得感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就模型的擬合程度而言,基準模型(模型1)僅解釋了因變量變化的4.1%。因此,我們需要引入核心自變量來對模型進行完善。

      (二)基于社會比較因素的相對收入水平對獲得感的影響

      為了考察相對剝奪感對城市居民獲得感的影響,模型2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了“社會比較”變量。從模型結果看控制變量的影響作用及其顯著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從橫向比較的結果看,以“與同齡人相比自評經濟地位較低”為參照類,“自評經濟地位差不多”和“自評經濟地位較高”類型均具有高度的統計顯著性(P<0.001)。也就是說,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條件下,那些認為自身經濟地位與同齡人差不多的城市居民的獲得感會向好的方向(因變量分類值較大的一端,即獲得感非常高的一端)增加0.619個logit單位;那些認為自身經濟地位較同齡人要高的城市居民的獲得感會向好的方向(因變量分類值較大的一端,即獲得感非常高的一端)增加1.185個logit單位,即與同齡人相比,自評經濟地位差不多和自評經濟地位較高的城市居民要比自評經濟地位較低的城市居民獲得感更強。

      這就證明了假設1a:與同齡人相比,人們對其當前所處的經濟社會地位評價越高,他們的獲得感就會越強烈。

      就縱向比較結果而言,以“與三年前相比自評經濟地位下降”為參照類,“自評經濟地位差不多”和“自評經濟地位較高”類型均具有高度的統計顯著性(P<0.001),即越認為自己的經濟地位高于三年前的受訪者,其獲得感越可能向獲得感非常高的一端接近。具體而言,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條件下,與三年前相比,自評經濟地位差不多和自評經濟地位升高的城市居民的獲得感會分別向好的方向(因變量分類值大的一端,即獲得感非常高的一端)增加0.456個logit單位和1.238個logit單位。也就是說,與三年前相比,自評經濟地位差不多和自評經濟地位升高的城市居民要比自評經濟地位下降了的城市居民獲得感更強。

      由此證明了假設1b:與自身過去相比,人們對其當前所處的經濟社會地位評價越高,他們的獲得感就會越強烈。

      (三)基于自我期望因素的相對收入水平對獲得感的影響

      模型3在基準模型(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了自我期望變量,從模型結果來看,控制變量的影響作用及其顯著性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從收入預期的角度來看,城市居民收入的滿意程度對其獲得感有著積極且統計顯著的影響(P<0.001)。具體來說,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前提下,以認為當前收入是不合理的為參照,認為收入是合理的城市居民的獲得感會向好的方向增加0.593個logit單位,也就是說人們在考慮到自身能力和工作狀況之后形成的對個人收入的預期與實際的收入之間的差距越小,人們的獲得感就會越強烈。這也就說明了“自我期望”對人們獲得感的重要影響。期望是人在努力后希望達到的結果,預期目標的實現,容易使人們形成積極的情感體驗,進而增加其獲得感,反之亦然。

      由此假設2得以證明:考慮到自身的能力和工作狀況,個體認為其當前的收入越合理,他們的獲得感就會越強烈。

      (四)綜合分析相對收入水平對獲得感的影響

      將控制變量、社會比較變量和個人期望變量同時納入模型,這就構成了完整的模型4。通過模型4可以看出,社會比較變量和個人期望變量對城市居民的獲得感的影響依然是具有統計顯著性的,且模型4解釋了因變量變異的6.65%,完美支持了之前對模型2和模型3的分析。此外,對模型4的分析可以發現,絕對收入變量的顯著性降低了,這說明縮小心理差距對提升城市居民的獲得感有著重要的作用。

      表2 城市居民獲得感的Ordered Logit回歸分析(N=4 857)
    表2 城市居民獲得感的Ordered Logit回歸分析(N=4 857)
    表2 城市居民獲得感的Ordered Logit回歸分析(N=4 857)
    表2 城市居民獲得感的Ordered Logit回歸分析(N=4 857)

      續前表

      注:***、**、*分別表示在0.1、0.05、0.001的水平上顯著;系數β是Logit(P)的回歸系數;括號里為回歸系數的標準誤(standard error)。

      五、總結和討論

      本文利用“2015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 2015)的數據資料,通過“社會比較理論”和“期望值理論”來檢驗中國城市居民的相對收入水平與獲得感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絕對收入依然是提升人們獲得感的重要因素,但當相對收入因素納入后,絕對收入與獲得感之間的相關程度發生了降低。這說明造成人們差異化的獲得感的因素不只是收入本身,當人們與他人、自身過去以及自身期望進行比較的過程中,感受到強烈的挫敗感與剝奪感,自身欲望實現速率遠不及參照群體或自身期望時,他們的獲得感也將大大降低。

      具體而言,當人們與自己過去的經濟地位相比,或與周圍的同齡人相比,人們對自身當前的經濟地位給予的評價越高,他們的獲得感越強;當人們在綜合考慮了自身能力之后形成的收入預期與實際收入的差異越小,他們的獲得感越強。可見,在中國情境下,提升城市居民獲得感需要重視民眾的社會心理的過程的影響,這種心理過程的變化將起到連接宏觀社會環境與個人特殊體驗的重要作用(黃嘉文,2013[19])。在具體實踐中,我國各級政府要通過兜底性、基礎性民生建設工程,著力補民生短板,幫群眾解難題,為群眾增福祉,讓群眾享公平,逐步有序提升城市居民的經濟收入,增強其經濟地位;糾正各種不合理收入,強化打擊社會中出現的各種經濟投機和權力腐敗行為,營造一種風清氣正、公平合理的生活環境和社會心理,增強城市居民的獲得感(田旭明,2018[5])。

      同時研究發現,個體的獲得感受到橫向的同輩群體比較因素的影響,要強于縱向的自身經濟發展狀況的影響,這與馬磊等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馬磊和劉欣,2010[40];吳菲和王俊秀,2010[41])。也就是說,在社會轉型期,人們遇到的生活機遇,尤其是經濟地位的相對變動形成的主觀的感知,是提升人們獲得感的關鍵(劉欣,2002[22])。當前我國整體經濟快速發展,大部分城市居民個體的絕對收益增長很快,如果利益問題處理不當,不能構建利益共享格局,城市居民個體之間不合理差距不斷擴大,人民群眾的獲得感不但不會隨著經濟發展而提升,還會下降。因此,必須要合理運用稅收、金融、行政等手段,調節社會中的個體收入,完善利益協調、分配和整合機制,實現利益共享,減少同輩群體之間的不合理差距,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這樣城市居民的獲得感才能不斷增強。

      讓民眾過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是國家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是社會政策實現的必經之路(洪巖璧,2017[38])。因此,政府應當加強各項制度法規建設,減少人為因素造成的不公平現象,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對因社會比較形成的相對剝奪感和期望與現實之間形成的心理落差給予關注,規范利益主體的利益追求,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堅持以人為本,從一些直接觸及人們內心感受的因素入手來增加人們的獲得感。此外,也需要看到,不同人群的心理預期是不同的,在提升人們獲得感的過程中,我們要追求的是以“異”為前提的公平,而不是以“同”為前提的平等,通過差異化的政策指導和經濟補貼,來減小人們因社會比較形成的相對剝奪感和因自我預期形成的心理落差,進而有效地提升全民的獲得感。

      未來的研究可從以下幾點進行改進:第一,受到數據的限制,本文在分析中國城市居民相對收入水平與獲得感的關系時,部分重要變量沒有納入分析;第二,本文選擇的比較基點在一定程度上屬于事后判斷,如果可以獲取到城市居民主觀判定的比較基點,可能會更加準確地捕捉到社會比較因素對其獲得感的影響過程(葉胥等,2018[7]);第三,由于沒有得到確切的預期收入與實際收入的數值,所以本文選用人們對當前收入的合理程度的主觀評價的方式對自我期望變量進行測量,這可能會造成研究結果上有一些偏差。這些問題都有待于將來通過新的經驗資料進行深入的解釋和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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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本文之所以選取2000年的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比較年份是因為2000年我國的基尼系數首次超過了國際預警線(0. 4)。
      2獲得感的年齡拐角的計算方式:-(-0. 075 1)÷(0. 000 892×2)≈42。

      王積超,閆威.相對收入水平與城市居民獲得感研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9(10):1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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