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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權利的內容、性質、基礎及實踐問題

    時間:2019-11-29 來源:城市發展研究 作者:定光莉 本文字數:10012字

      摘    要: 城市權利的提出有雙重背景:一是傳統的“公民權利”在市民生活中的現實化和具體化;二是城市社會空間下的非正義問題凸顯,市民生存的合法性亟需鞏固。城市權利意味著市民有權獲得適當的生活環境和生活資料,獲得城市的生存發展機會,參與城市建設和管理。其內容廣泛存在于法律條文、行政許可和命令、社會運動的目標、行動者關系中;其性質在于去除階級差異,促進全體市民的平等;其基礎在于地域特點和地方自治。城市權利的實踐面臨一系列挑戰,一是人口大規模流動、集聚時代的全球城市權利的建構;二是城市社會運動的開展考驗著公共安全秩序;三是平等多元的權利訴求表達要求城市治理模式走向聯合。

      關鍵詞: 城市權利; 公共資源; 地方權利; 全球城市權利; 社會運動; 聯合治理;

      Abstract: The background of putting forward of the right to the city is dual: one is the actualization and crystal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ivil rights" in the urban residents' life; the other one is under the urban social space the injustice problem is highlighting,it is necessary to consolidate the citizens' legality of survival. The right to the city means that city residents have the right to obtain appropriat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means of livelihood,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ity,to participate i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Its content exists broadly in legal provisions,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and commands,the goals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ctors. Its nature is to remove class differences,promote the equality of all citizens. Its foundation is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l autonomy. There are a series of challenge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right to the city,firstly,the right to global city is constructing in the era of large-scale population flowing and gathering; Secondly,the process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is testing the public security order; thirdly,equal and diverse expression of the right appeal is requiring urban governing coalitions.

      Keyword: The Right to the City; Public Resources; Rights in Places; The Right to the Global City; Social Movement; Governing Coalitions;

      20世紀60年代,資本主義社會陷入城市危機,出現治理無序、難以控制的局面,街道已擁擠不堪,基礎設施陳舊,經濟結構亟需轉型。城市作為經濟活動最密集之處,從生產到消費,從生活到休閑,都陷入異化和符號化的形式泥沼。消費不只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還成為強制性的行為,構成身份、生活方式、美學取向的象征。不僅如此,城市空間也陷入拜物教。規劃者、工程師和技術政論者計劃將空間的生產通過符號形式聯系到生產關系和社會等級秩序的強制關系之上,一切都追求形式上的配套和一致,隱形的規則造成了住宅分區、空間隔離、階級分層固化和極化等一系列問題。至此,城市發展的價值問題凸顯。列斐伏爾認為,20世紀70年代的政治危機更大程度上是城市社會的危機而不是資本主義工業體系的危機,后工業時代的來臨使得資本主義的關注焦點由生產制造轉向城市問題,因而萌發了關于地理、正義和城市狀況的“城市權”思想,預設社會組織形式的一種更深遠的轉型。經過近代哲學定義的人權和民族國家定義的公民權之后,列斐伏爾的“城市權利”是正義和權利概念的空間化,奠立了正義、平等、民主和公民權的城市基礎。“城市權利”意味著市民進入城市空間、參與城市的生產和變革、反映意見和要求的權利。這一思想被有意識地引入政治運動,1968年巴黎學生和工人暴動就是尋求社會正義的一次大規模抗議。至此,“城市權利”經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和城市政治學者進一步闡釋和發展,并用于討論現代城市空間中的正義的供給和捍衛、身份的認同和重塑等問題。

      哈維就城市權利的內涵作了說明:“‘城市權利’不僅僅涉及獲得城市的形體空間,同時也涉及獲得城市生活和參與城市生活的更為廣泛的權利,涉及平等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權利,居住和生活在城市的權利。”[1]城市權利有兩種:一是市民占用城市空間,從城市空間獲得收益和福利的權利;二是市民集中參與城市空間生產和城市日常生活的權利。其特點如下。
     

    城市權利的內容、性質、基礎及實踐問題
     

      1、 內容:廣泛性

      城市權利應該包括兩方面。一方面,它是一種應然狀態的資格,在政治理論中被明確有力表達,以人權、公民權為基礎。它由法律保障,包括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權利、社會權利等,又是規范、人格意義上的社會成員的實質平等。此預設有助于保證階層分化下的市民1平等,引導市民參與城市共同體2生活,建立對城市共同體的忠誠和普遍認同。另一方面,它是一種實然狀態的享有,存在于城市正式與非正式機制中,市民通過一系列的生存奮斗獲取資源和機會,在城市中的具體生活情境中得到實現。

      由此分析,城市權利既存在于規定了的法律條文、行政許可和行政命令中;又存在于瞬時的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的呼吁中;還存在于多元主體(市民、國家、城市、企業代理人)博弈中形成的穩定持久的多樣的行動者關系中。城市權利體制是多重時空條件下的、多樣化的、疊加的、持續的、大眾與精英、普通與特權、市民和地方的競合關系。喬瑟夫·皮爾斯(Joseph Pierce)、奧利弗·威廉姆斯(Olivia R.Williams)和狄波拉·馬丁(Deborah G.Martin)認為,除了列斐伏爾的以普遍的、階級對抗的“需求”背景定義城市權利之外,城市權利還可以以競爭的和區分的定義來加入城市參與的訴求,這點可以來擴大城市權利的效用。[2]綜合各種考量,城市權利十分廣泛,大致包括以下內容:不動產所有權方面,免于市場投機,免于過度開發而閑置浪費的土地與住房權利,對具有公共用處的城市地區的永久公有權;居住方面,安全、平等的社區,少數群體不受警察、移民海關執法局等的侵擾和治安鎮壓;就業方面,擁有可持續的健康社區和工作場所,包括康復、有質量的醫療保健,有害濫用的遺留問題的賠償權;經濟方面,少數工人階級群體如有色人種、婦女、同性戀、變性人擁有符合他們利益的經濟權;社會環境方面,交通權、基礎設施權和反映與支持社會及文化完整性的服務權;發展機會方面,市民服務于社區建設、可持續經濟、文化和政治空間的權利;政治方面,社區控制和決策權,以全透明度和問責制規劃城市事務,獲得公共信息;城市自治方面,不受國家干預,支持和構建跨國界的城市之間團結的權利。[3]

      2、 性質:去階級性

      城市權利既是個體主觀權利,也是共享的權利,還是實踐的權利。法律保障的范圍以公民權利為基礎,加之城市地方特色。所有市民憑借城市共同體成員資格,依靠法律的強制作用獲得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必備資源。這種不因市民的身份、收入、地位、種族、民族、興趣愛好等的差異而對人有所區別對待。在資源分配的過程中,以市民的需求為基準,以分配正義為規范性準則,滿足基本需求的資源不能完全由市場隨機分配,以照顧弱勢群體。再者,它是實踐中的主張和獲取,即“獲得城市生活和參與城市生活”。它的實現是處理好社會經濟生活下的市民和城市共同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即個體自治和集體控制的關系,為了城市整體的益處開展合作,既利己又利他,使得現實更接近于法律和天賦人權構建的兩個世界。

      城市權利的去階級性指其享有主體不分階級差異,為全體城市市民。公民權利雖為天賦人權,可在現實中,權利的實現卻與階級、權力相勾連。資本主義的權利邏輯建立在私有財產和個人所有制上,個人享有私有財產及其產生的利潤是所有權利中最為優先的權利,以此進行資本積累和市場交易,衍生出在市場和法律中的機會平等權、勞動權和思想言論自由權。這也意味著無盡的資本積累和擴張。城市共同體的重要事項和關鍵決策多半由政府官員、當地商業領袖、社會地位顯赫者等小部分人制定。城市精英與普通市民之間的隔閡不容忽視。“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分裂和易于斗爭的城市區域。過去30年,新自由主義轉向再次把權力盤踞在富裕精英手中。……城市的空間形式處處鐫刻著越來越明顯的碎片化,圈禁的社區、私有化的公共空間都帶有常設化的監視。”[4]由于城市經濟、空間文化資源都被商品化,被權力所有和資本所有圈占,城市社會身份固化,階層流動受限。性別、種族、民族、宗教和文化為基礎的區分常常更深地鐫刻在社會結構上,社會再生產在影響政治主體和意識上也更具有支配性作用。反過來,資本對人口按民族、種族、性別的差別化對待和區分,也在生活空間的經濟剝奪中產生了明顯的不平等。“城市權利”濾去階級差異,強調廣大市民均等的城市空間和資源的使用權、城市政治生活的參與權、城市公共品和福利的享受權,尤其照顧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主張的權利不僅是為目前無法參與實踐的人群,而且包含所有社會成員。”[3]

      “居住和生活在城市的權利”表示市民能夠平等獲取城市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其首要條件是全體市民擁有平等的身份,在安家、擇業、入學、就醫、出行方面擁有平等的機會。“市民占用城市空間,從城市空間獲得收益和福利的權利”把階級和特權對城市空間的所有權和處置權擱置一旁,強調城市市民對城市空間的使用權和收益權。這種收益在保障基本人權方面是平等的,比如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城市中的醫療、教育、住房資源。“占用的權利不僅僅只包含物理意義上占據城市空間,還意指市民有權利使城市在地理樣態上最大程度地滿足市民的使用價值需要。”[5]如果城市地理樣態和地面負載物以商品形式出現和售賣時,它凸顯的是其交換價值,為資本介入提供了可乘之機,擁有財富的社會階層尤其是資本家則在這個商品交換中占據選擇優勢。但是,如果強調城市地理樣態的宜居性和地面負載物的功能性,強調空間及其附著物對市民需要的滿足,凸顯的是其使用價值,不需要資本介入和空間商品化,普通市民不分身份、收入、地位,有產者和無產者皆可享有。“列斐伏爾表明為了通往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使用城市的權利必須與土地所有和城市資本命令區分開來,同時與城市占有和參與相連接。”[2]

      “市民獲得城市形體空間并獲得收益和福利”的一個基本保證就是共享公共空間、公共產品和資源的廣泛性。公共空間、公共產品和資源是對所有市民開放的、不作為專屬資產的、不受市場交換和市場估價規則限制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產品。公共空間、公共產品和資源包括物質資源如空氣和水源、街道和綠地;文化資源如電視廣播、圖書館和博物館;社會資源如就業崗位、福利院、兒童護理中心;休閑資源如健身房、社區活動中心。公共空間、公共產品和資源為企業提供重要的福利,為貧窮的市民提供住宿和謀生機會。這些公共空間、公共產品和資源不因市民的階級或階層差異而對他們進行區別對待。城市作為最大的由集體勞動創造出的公共空間和資源,使用權理應屬于所有創造者。具有公益性和廣泛性的公共空間、公共產品和資源意味著它們是市民能夠方便地獲取的、鄰近城市生活圈的,如此,市民的權利實現才是普遍的和日常的。

      3、 基礎:地域性

      與國家主權規定下的整齊劃一的公民權利不同,城市權利帶有明顯的地域色彩。城市作為具體的生活情境,每一處地域和空間都有獨特的生活樣態、人文風貌、物理景觀,它們構成了城市權利的物質基礎。城市權利是豐富的、特殊的、與日常感性生活相聯結的,它是時空背景下的權利訴求者與被訴求者的相互對話、商討、辯駁、談判;是政治情境下的權利行動者利用當地資源集結當地力量的政治主張;是城市中某個社團、協會、聯盟、組織的帶有共同目標的人際交往……正是因為城市權利帶有明顯的地域色彩,有學者認為,城市權利的特殊性可以表示為“地方權利(rights in places)”。“地方權利在概念上標志著權利的相互對話和當下的地點,就像時常發生的多種政治情境下的行動者的協商和關系網演進過程;而不是概念化的、直指未來公正的目標的談判手段。地方權利是一個分析的實踐,尋求當前的競爭。”[2]地方權力有以下幾個特征:從權利本身看,它是值得的和正當的,著實能夠換來現實的改變,這是投入人、財、物去實現它的必要條件;從權利要求者看,不同的要求提出者有不同的目標,以此建立人際關系;從權利實現的過程看,它能引致權力的重構和良性的競爭,在此基礎上形成地方的政治力量結構和資源調配結構的重組和再平衡;從權利實現的結果看,權利要求者在謀求權利的過程中壯大自身力量,以此對抗壟斷的、結構失衡的地方勢力。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分析的實踐中加入依據自己的個性和經驗的對“地方”的理解和想象。所以分析的內容是沒有質與量的限定的。當然,這個過程中,不同人的表達可能造成意見重疊和意見分散,但是可以組織整理起來,形成地方權利的結構,集中對一些問題進行分析,提高協商效率,縮短協商日程。

      城市的地域性和特殊性使其在國家統一的宏觀政治架構之下擁有一部分自治權力。在后現代社會,這種自治權力不斷鞏固和增加。現代社會,國家要求城市空間與消費水平及集體的商品和服務相匹配,在許多方面干預消費過程。后現代社會,民主發達國家意識到直接從中央管理城市的所有活動很是受限,應該在國家行政之下設立城市自我管理的權限,建立服務和管理的自治機制。“在廣泛的去中心化模式的民主制度之下,功能或任務只有下放到社會結構的最低層級才能被完成。在這種情況下,市政府或地方政府發揮重要作用。”[6]社會的分散化和碎片化促使城市政府與社會聯手處理日常生活,以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和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服務市民。地方和區域的政治機構在獲得國家下放的權力之后,以便捷的、一手的與市民聯系的途徑了解市民需求和訴求,這為市民以自治力量對抗國家力量和資本力量,更大程度上地實現城市權利提供了寶貴機會。地方政府就公共自然資源和公共空間的使用權設置條件、形成決策。在地方政府作出決策前,必定要采納市民意見,市民借助工會、企業、開發商、城市規劃集團、技術政論集團表達自身對土地利用性質、方案的理解與建議,形成與國家、地方政府、雇主談判的意識與方法。地方政府和當地市民的合作關系,有助于擴大平等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權利。

      4、 城市權利的實踐:現實與挑戰

      即使作為應然狀態的資格,城市權利的實現也依賴現實的實踐機制,結合地域、經濟、環境、制度和法律。城市權利的實現是城市和市民的雙向互動互惠過程:對共同體而言,市民有參與政治活動的共同愿望,目的是促進共同的善和負責的政治權威;對市民而言,懂得自我克制,擁有謀生手段,為保護環境、自身和他人的健康等承擔責任。城市權利絕不是抽象的和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不斷和城市經濟發展與生活水平相適應的過程中調整和規范權利的最低限度和合適范圍,實現市民與城市經濟、文化和社會的良性互動。城市市民依靠自己的行動,打破戰爭、種族主義、家長制、帝國主義、城市生活的異化等造成的種族歧視、空間隔離、住宅分區、社區限制、消費強制等城市正義受到的一系列阻礙,獲得生存和解放的機會。哈維說道,“城市權利遠遠超出我們所說的獲得城市資源的個體的或群體的權利,城市權利是一種按照我們的期望改變和改造城市的權利。”[1]實際上,城市權利已經成為世界各地積極要求社會變革的主要模式,但其實現受到歷史條件、社會形勢、個人素質等條件的制約,并存在一系列挑戰,具體情形包括下面幾個方面。

      4.1、 人口的流動、集聚與全球城市權利

      傳統社會,社會結構與地圖劃定的地域空間之間聯系緊密,地域和身份具有對稱性。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人們的身份和權利都具有極大的變化的可能性。一方面,以地緣為基礎的民族、國家、宗教、家世等體制對個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約束減弱,不同的生活觀感與態度的重新整合導致人們的生活模式不再局限于祖輩或地域的行為映像。另一方面,戰爭、自然災害、政治迫害、宗教沖突、貧窮、工作機會都會引起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人口跨國家、地域、城市的流動使得固著地域上的身份淡化,進入和遷出一個國家和城市都會引起公民權利和城市權利的“獲得”和“喪失”,權利的邊界和內容都會變得模糊。與此同時,大量人口向經濟勢頭強勁、社會開放多元的全球城市集聚。“全球城市指為數不多的一些特大城市,比如紐約、倫敦、東京,這些城市作為全球經濟的指揮和控制中心。”[7]而主要的全球城市由于國際的金融聯系而有高度相似之處,這種相似程度要高于它們與本國其他城市的相似程度,比如紐約的曼哈頓、倫敦、東京的商務區。基于列斐伏爾的“城市權利”概念,有學者提出了“全球城市權利(the right to the global city)”,分析了城市權利在外來經濟資本人口高度聚集的全球城市中的概念適用和時代潛力。馬克·帕賽爾(Mark Purcell)指出:“如果深入挖掘城市權利,它為新的政治學的大門。在這道門里,市民的呼聲和日程取代資本和國家占據了舞臺中心。”[8]

      古希臘哲學中的世界大同主義和古羅馬斯多葛派的全球公民都代表人性、文化、精神、信仰具有跨國家和地域的相通之處,全球是一個大共同體。“全球城市權利”繼承這一被20世紀的理性主義者再概念化的思想,既指全球的城市權利,以期達到國際上不同城市之間的權利共識或者世界公民進入不同城市的便利性的、起始性的權利;又指全球城市的權利,即國際一流大都市基于類似的經濟模式衍生的共通的權利。當下,國際聯盟的城市權利共識和行動目標有:(1)創造性地自由選擇生活的平等機會;(2)平等獲得經濟資源,包括繼承權、土地所有權和其他財產所有權、信用、自然資源和適宜的技術;(3)個人、精神、宗教、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平等機會;(4)參與公共決策的平等機會;(5)保護和使用自然文化資源的平等權利和義務。[3]總的說來,城市發展應該有利于市民的社會、文化、道德和精神發展,以獲得舒適的城市環境和幸福的個人生活。

      4.2、 城市社會運動與公共安全秩序

      城市權利實踐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城市運動。其主題包括勞工運動、言論自由運動、民主運動、和平運動和生態運動,等等,不限參加人員的數量和社會構成,行動方式與斗爭訴求多樣化。它抵制強制的資本邏輯和空間結構,追求政治上的自我管理和城市中的文化表達,要求政黨、大眾傳媒、職業人保持獨立。“那些社會運動旨在把空間和時間從當前的物質化中解放出來,建構一種替代的社會,價值、時間和金錢在其中是按新的與完全不同的方式來理解的。”[4]在城市運動中,行動者之間能建立規則和共同的價值觀、良好的伙伴關系,能夠集結力量利用社會資本獲取更廣泛的利益。卡斯特爾認為,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新城市社會運動能與工人階級的工會和政黨合作,可以形成獨立于特定階級的組織或者跨階級的同盟,必定具有影響社會發展軌跡和轉向社會主義可能性的潛力。城市斗爭無需直接或必然地與勞動階級工會和政黨聯系起來,而是獨立于特定階級的組織,也許可以開辟出跨階級的同盟。城市運動不再被認為是勞動與資本之間的階級斗爭的必不可少的層面,而是與傳統的以階級為基礎的沖突齊頭并進的獨立社會力量。[10]

      公眾參與城市運動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個體參與;一種是群體參與,如聚眾、游行、示威等方式表達權利訴求。群體參與一般有組織或聯盟,其結果影響力往往比較大。個體參與往往以分散化形式出現,包括街頭的、文化實踐的、藝術的等等。城市運動的實踐效果往往跟組織形式有關。社會組織的整體數量、實力水平、人員構成、社會公信力、服務能力、后援力量,等等,綜合決定了城市運動的社會影響力。從全球范圍來看,發達、民主自由國家和地區的城市運動比欠發達、封閉國家和地區的城市運動要發展得更加成熟興盛。不過,其中的問題是,有些情況下城市運動者帶有強烈的負面感情,導致語言、行為過激,一旦運動手段和性質偏離正軌甚至違法,演化為群體泄憤事件等,會危及公共安全秩序,影響社會政治穩定,引起負面后果。對于城市行動者來說,應采用有組織的、理性的、合法途徑、和平的表達方式,避免暴力失當行為。

      4.3、 權利訴求表達與聯合治理模式

      在表達權利訴求時,不同的階層和社會地位的人往往有態度和方式的差異。

      集體行動中,人們會因為種族、民族、文化背景、思維方式不同而有不同的喜好和訴求,但相近的階層和社會地位的人在謀取權利時通常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在大都市里,富裕片區的市民更傾向加入社區組織,通過建立組織的聯合一致性以賦予其成效。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富裕階層有更強的行動力。他們擁有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的資源和物質、人脈支持,定居在一個地方不輕易流動,社會同質性高,行動上策略性更強。他們能自覺地找到自家院落的使用價值與鄰里小環境、城市大環境之間的聯系,說明二者發展的一致之處,從而維護自身利益。不僅如此,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市民參與當地問題更加積極,在意識到問題之后不是靜觀其變,而是希望通過行動來改變現狀。相比之下,窮人和社會資源缺乏者在社會參與時的申訴更多地表現為“情感上的”,說辭局限于個人的訴求而忽略與社會背景和其他資源的“聯系”,目的利益顯得“狹隘”而非“公共”,因此較少獲得贊同和支持。

      為了給予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更多發聲的機會,時下的城市治理模式傾向于由等級治理模式、市場自我調節模式、交互治理模式走向聯合治理模式。等級治理模式中,公共和私人領域界限明顯。社會精英制定公共政策并實施管理。社會精英擁有特權表示他們承擔更重的責任,勢必為促進社會共同的善操持并克己。在被管理者遵守和服從政治精英的背景下,被管理者依然有權利質詢是否盡力履行職責。市場自我調節治理模式中,公共領域經常受到私人領域的侵襲,范圍越來越小。該模式的首要前提是財產私有是市場運營的最高效形式,因為它讓買賣雙方通過協商訂立契約,所有的權利義務由契約賦予強制性,政府的權力很小。

      交互治理模式中,公共和私人領域開展合作相互促進。公共利益反映共有的價值觀,以對話達成共識。共同關系網絡中的成員對共有的治理價值承擔義務,人際互動建立在忠誠和信任、互惠之上。這就要求所有成員都積極參與,對集體決策給予贊同,并對通過的決策立法以確立。成員的權利包括:為了實現有責任的社會目標對每個人的生活加以管控;加入興趣共同體;被其他成員給予尊重;批判政治經濟生活狀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參與自發性的有社會責任的市場交換。成員的義務包括:融入社會紐帶;尊重共識規范、文化、語言;平等給予每個人實現生活目標的權利;不歧視其他成員;參與政治事務。聯合治理模式綜合前三種,各治理層級(等級)的市民個人、以城市共同體為基礎的非盈利組織、公共部門(政府)、私營部門(企業)根據治理目標的不同可以開展一對多、多對一、多對多的合作。“治理聯合(governing coalitions)至少需要滿足四個條件:一致的目標;補充的資源;可以達到的目標和容易維持的行動;行動迅速和有創造力的領導。”[11]聯合治理的優勢是強調權利指向,這意味著無論偏好是復雜的還是有延展性的,都允許形成的參與模式里有新的可能性生成。甚至在爭辯和斗爭中有新的可能性出現,成員能夠聯合起來結成共同的目標。

      在理論的不斷深入和現實的不斷開拓中,城市權利正在加速鞏固,市民利用城市基礎設施和便民條件,公開公正地參與到城市生產和生活的各個范圍和環節,獲得受尊重的、共享的空間,享有公共服務,以滿足在健康、教育、就業、社會福利方面的基本需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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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Joseph Pierce,Olivia R.Williams,Deborah G.Martin.Rights in places:An analytical extension of the right to the city[J].Geoforum,2016(02):00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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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Mark Purcell.Citizenship and the right to the global cit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3,27(3):56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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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美]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對變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M].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297-298.
      [10]艾拉·卡茨納爾遜.馬克思主義與城市[M].王愛松,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108-110.
      [11]John P.Pelissero,edited.Cities,Politics and Policy---AComparative Analysis[M].Washington,D.C.:CQ Press.2003:135.

      注釋

      1指城市的有機物理空間、政治機制和其中的各種社會關系。
      2市民作廣義理解,指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既包括具備一國國籍的公民,也包括外國人,既包括永久居民,也包括外來人口、流動人口。

      定光莉.城市權利的特點、現實與挑戰[J].城市發展研究,2019,26(10):1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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