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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活動地環境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研究

    時間:2019-08-06 來源:地理研究 作者:周素紅 彭伊儂 柳林 本文字數:19315字

      日常活動地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摘要: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是老齡化地理學的熱點話題, 僅從居住地視角探討建成環境影響可能導致研究結果偏差。為更精確揭示老年人日常活動所處場所建成環境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 利用問卷調查等數據, 基于老年人日常活動的時空模式及活動地建成環境特征, 采用邏輯回歸模型對比不同日常活動地建成環境要素對廣州市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發現: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受到不同活動地建成環境的共同影響, 其中, 居住地與日常活動空間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影響的模型偽R2最大, 而維護性活動地與休閑性活動地能反映出僅考慮居住地視角下忽略的部分建成環境變量。由于老年人在不同活動地的停駐時長、頻率和目的不同, 日常活動地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也存在差異, 主要通過影響不同活動地相應的活動機會和出行環境產生作用。結論從老年人群日常活動的角度補充了時空間行為研究, 有助于為老年主動健康服務供給與老齡宜居城市建設提供科學支撐。

      關鍵詞:不確定的地理背景問題; 老年人; 主觀幸福感; 建成環境; 日常活動;

      作者簡介: 周素紅 (1976-) , 女, 廣東饒平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為城市地理學、時空間行為和城鄉規劃。E-mail:eeszsh@mail.sysu.edu.cn;

      收稿日期:2018-03-22

      基金: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41871148, 7181101150, 41531178); 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2017A030313228, 2014A030312010);

      The impact of built environment on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under different geographic contexts

      ZHOU Suhong PENG Yinong LIU Lin LIN Rongping ZHANG Chunxia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rovinci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Public Security and Disaster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Center of GeoInformatics for Public Security,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Guangzhou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Guangdong Engineering Polytechnic

      Abstract:Impact of built environment on older adults' health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aging geography research field. As a kind of subjective perception, well-being is influenced much by environment factors. However, bias exists when built environment's impact on well-being is analysed only under the context of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daily activity space also affects individual's well-being, not only environment around neighbourhood.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of built environment and well-being,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spatial temporal pattern of older people's daily activi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built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geographic contexts using 2016 survey of Guangzhou older adults. It is indicated that daily trajectories differ among older adults in different health statuses. What's more, the environment they exposed are totally different as well. Therefor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to analyse different health effects of built environment under separating geographic contexts. It is indicated that built environment affects well-being under all kinds of the geographic contexts, while the built environment of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 and daily activity space influences well-being to the largest extent. Besides,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 in the place of maintenance activity and the place of recreation activity daily activity space have relation with well-being as well. To be more specific, the health effect of built environment like the density of bus stops, the density of green space and the density of intersections varies with geography contexts due to different activity durations, frequencies and purposes under different geographic contexts.The research verifies that built environment influences well-being not only in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 and reveals that geographic context difference exists while we analyse the health effect of built environment. What's more, the relationship of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older adults' well-being under different geography contexts is also summarized. The conclusion supplements the research of spatial temporal behaviou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activity and helps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built environment's health effect. It offers a scientific suppor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ging liveable city and the provision of active aging health service.

      Keyword: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 older adults; well-being; built environment; daily activity;

      Received: 2018-03-22

      1 引言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迅速發展導致城市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據2015年全國人口抽樣調查顯示, 中國60周歲以上老年人數占總人口數的16.15%, 同2010年相比上升2.89%[1]。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發展與城鎮化進程高度同步[2], 眾多中西方研究也致力于探討公共服務設施、社會網絡等城市環境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3,4], 提出防控負面環境因素的早期健康干預措施[5]。目前國內外學者已就建成環境設計能引導居民生活狀態, 從而影響個體發病率這一結論達成了基本共識, 并從道路可達性、人口密度、綠色空間、土地利用混合度等不同層面對建成環境作用于個體健康的機制進行分析[6,7,8], 或探討中西方建成環境對居民健康影響機制的異同[9]。

      現有研究對建成環境的地理尺度界定主要為社區、鄰里等基于居住地的界定方式[10,11], 然而居民日常活動并不局限于居住地周邊, 在居住地以外場所活動時也受到所在地建成環境的影響。因此, 基于居住地單一地理背景的建成環境影響研究可能偏離個體所處場所的真實建成環境, 無法完全反映個體環境暴露的實質狀況, 進而從病因學層面誤解環境對健康的作用機制[12]。“不確定的地理背景問題” (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 UGCoP) 這一概念由Kwan Meipo提出, 認為個體的日常活動伴隨著時間與空間位置的變化, 在探討個體出行、活動模式等行為及健康狀況時, 由于城市時間與空間的不確定性, 即使其他要素相同, 針對不同地理背景單元的分析結果也可能不同。因此在研究城市環境變量作用于個體行為、健康等的過程中, 需要考慮地理背景單元劃分所產生的影響[13,14]。“不確定的地理背景問題”的核心在于識別和描繪能夠代表個體日常活動真實環境的地理單元。在此基礎上, Goodchild更具體地提出了地理背景在不同語境下的特定特征, 即尺度、范圍、內涵等要素均存在不確定性[15]。其他學者也基于不確定的地理背景問題展開各類實證性研究, 包括城市宜居性評估[16]、建成環境影響身體健康機制分析[17]、活動中心識別[18]等等。針對不確定的地理背景問題, 中國學者主要集中于探討地理背景對通勤效率[19]、活動模式[20]等的影響。但總體而言, 上述研究的研究主體仍以年輕的工作人群為主, 針對老年人群體的研究相對缺乏。而老年人群體日常活動特征明顯區別于年輕人群體[21], 基于居住地、就業地的地理背景劃分方法并不適用于老年人群體。除此之外, 城市建成環境對不同年齡段人群的影響也存在差異。因此, 本文重點討論:老年人日常活動有何時空特征?如何針對老年人群進行日常活動的地理背景劃分?建成環境在多個日常活動地中是否均會影響主觀幸福感?在不同地理背景中, 建成環境分別如何作用于個體健康?針對上述問題, 本文在探討老年人時空活動模式的基礎上, 嘗試比較多個日常活動地中建成環境對老年人健康影響的異同, 從而為老齡宜居城市建設和公共健康服務供給提供相應的科學支撐。

      2“環境-活動-健康”概念模型

      主觀幸福感是健康地理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往往被理解為個體在與外部環境的交互作用關系中受到個體所擁有環境資源影響的主觀感受[22], 與主觀行為關系密切, 因此本文主要針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展開分析。基于不確定的地理背景問題的研究基礎, 構建“環境-活動-健康”的分析概念框架 (圖1) 。

      居民的日常活動指居民穩定、高度重復的慣常活動, 不同年齡段居民的日常活動模式差異導致其活動所處的地理背景也有所不同。根據活動目的, 居民的日常活動一般分為日用品購物、接送孩子等滿足家庭生活需求的維護性活動 (Subsistence activity) , 上班、上學等與工作相關的生存性活動 (Maintenance activity) 以及文娛體育、外出就餐、探親訪友等休閑性活動 (Recreation activity) 三類[23,24]。對老年人而言, 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幾乎沒有與工作相關的生存性活動, 但購物、休閑等活動的頻率在高齡之前并沒有明顯下降[25], 其日常活動模式主要有買菜、接送小孩等維護性活動與外出就餐、散步等休閑性活動二類。

      圖1“環境-活動-健康”分析假設框架

      圖1“環境-活動-健康”分析假設框架   下載原圖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Environment-Activity-Health”

      已有研究在劃分地理背景時, 一般有居住地、家外活動地的兩類劃分方式[20], 及居住地、工作地與活動路徑空間的三類劃分方式[19], 即將家外活動地作為整體或提取生存性活動地, 與居住地進行對比研究。而考慮到維護性、生存性、休閑性等不同的活動類型受到建成環境要素的影響作用不同[26], 有必要從活動類別的角度對活動地做更進一步的細分, 以更好地還原個體所處的真實地理單元。結合老年人的主要活動類別, 本文在延續已有的居住地與家外活動地劃分方式的基礎上, 依托維護性活動與休閑性活動的細分地理背景, 將老年人日常活動的地理背景劃分為四大類。其中, 居住地僅考慮居住地周邊設施, 家外維護性活動地僅考慮家外維護性活動場所周邊設施, 家外休閑性活動地僅考慮家外休閑性活動場所周邊設施, 可通過點緩沖區界定。而日常活動空間綜合考慮居住地與家外活動地周邊設施, 通過最短路徑緩沖區[27]、活動置信橢圓[28]等方式進行測度 (圖2) 。

      圖2 基于老年人日常活動的不同地理背景

      圖2 基于老年人日常活動的不同地理背景   下載原圖

      Fig.2 Different geographic contexts based on older adults’daily activity

      已有研究指出, 社會交往[29]、健身[30]、就醫[31]、出行[32]等日常活動機會均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狀況造成重要影響。因此, 在“環境-活動-健康”框架中, 老年人日常活動地周邊的建成環境提供各類有利于健康的活動機會, 或是對老年人的日常活動形成制約, 進而對主觀幸福感產生一定的影響。在不同活動地中, 以老年人日常活動機會差異為媒介, 導致了建成環境健康效應的空間異質性。居住地周邊建成環境通過影響老年人家內及家周邊日常活動而作用于個體主觀幸福感;維護性活動地和休閑性活動地附近的建成環境分別約束了老年人相應的家外活動, 進而影響主觀幸福感狀況;日常活動空間則綜合考慮了家內外以及活動路徑沿途的建成環境, 整體分析其健康效應。

      本文將圍繞“環境-活動-健康”的概念框架展開研究與討論: (1) 基于微觀活動視角比較不同活動模式的老年人群體健康狀況的差異; (2) 基于宏觀統計視角比較不同地理背景中建成環境特征的差異。在此基礎上, 分別以居住地、維護性活動地、休閑性活動地以及日常活動空間作為地理單元, 對比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

      3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3.1 研究區域

      大城市、特大城市是中國老齡人口的集中分布區, 人口規模與比重均呈現持續上升態勢[33], 因而地理空間視角下的特大城市老齡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廣州市作為典型的特大城市之一, 2015年老年人口數已占總人口數的17.27%, 老齡化問題嚴重。廣州市的老齡化空間格局呈現出明顯的圈層扇形分布特征, 中心城區老齡化程度最高[34,35], 城市健康服務與老年人需求間的不匹配問題日益凸顯。基于此, 本文劃定研究區域為包括越秀區、荔灣區、海珠區、白云區、天河區和黃埔區等6個行政區在內的廣州中心城區 (圖3) 。研究基于廣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 選擇戶口、年齡、學歷、職業、家庭婚姻狀況、住房面積、房屋年代、房屋性質以及房屋租金等9類指標進行因子生態分析, 提取出本地老齡化人員、高收入的專業技術人員、月租金較高人員、公有住房住戶、農村住房住戶、經濟適用房住戶及已婚在業人員等7個主因子, 累計方差貢獻率達79.4%。根據各因子得分, 對廣州市社區進行聚類, 劃分為公有住房社區、中產階級中檔社區、中產階級高檔社區、外來人口社區、經適房社區、農村社區以及老齡化社區等7類, 各類社區的特征解釋如表1所示。在各類社區再挑選共46個特征突出的典型社區作為本次研究對象, 涵蓋了不同老齡化程度與社會經濟水平的社區。

      圖3 廣州市研究區域范圍和案例社區分布

      圖3 廣州市研究區域范圍和案例社區分布   下載原圖

      Fig.3 The study area of Guangzhou and the surveyed communities

      表1 廣州市各類社區典型特征     下載原表

      表1 廣州市各類社區典型特征

      3.2 數據與方法

      研究數據主要包括問卷數據、廣州市路網數據、地理興趣點 (POI) 數據以及遙感影像數據等。其中問卷數據來源于2016年10月至12月間開展的《廣州老年居民生活質量與經濟安全調查問卷》調查。本次調查面向60歲以上的廣州市居民群體, 隨機抽樣調查獲得居民的社會經濟屬性、主觀幸福感狀況、連續24h活動日志等數據。問卷研究樣本數目總計1000個, 由于本文主要關注居民日常活動, 從原始數據中剔除了37個包含跨市旅游等非日常活動的個體樣本, 最終有效樣本數為963個。該老年人樣本中男性497名, 女性466名, 比例接近;65~74歲年齡段的老年人最多, 占比達66.9% (表2) 。

      在主觀幸福感指標方面, 采用世界衛生組織五項身心健康指標國際通用量表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ive-item well-being index, WHO-5) 對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狀況進行衡量[36]。該量表旨在測度受訪者過去兩周內的情緒體驗, 被廣泛用于評估個體主觀幸福感狀況及識別抑郁障礙。量表共有5道問題, 每個問題得分為0~5分, 受訪者總分越高代表整體主觀幸福感狀況越好, 總分低于13分的受訪者可能存在主觀幸福感問題。歐愛華等人通過實證研究已指出WHO-5幸福感指數量表對老年人的幸福感評價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37]。

      表2 被調查老年人社會經濟屬性     下載原表

      表2 被調查老年人社會經濟屬性

      在建成環境特征方面, 本文基于老年人活動特征進行建成環境指標的選取, 以更好地反映建成環境對老年人的影響。老年人的日常出行活動以步行及公交出行為主[38], 因此選取道路交叉口密度、道路密度和公交車站密度等反映可達性和潛在交通環境的指標進行衡量。老年人的健身活動、就醫活動以及社會交往活動均對個體主觀幸福感狀況有所影響, 基于藥店、公園廣場等設施的高利用率[39,40], 選取藥店密度及綠地率等建成環境指標;考慮老年人社會網絡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選取街道總人口密度指標。城市道路及公共設施密度等數據提取自廣州市基礎地理數據及POI點數據, 人口密度數據來源于廣州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 遙感影像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地理空間數據云平臺[41]。選取2016年11月05日廣州市Landsat OLI影像數據, 通過歸一化植被指數 (NDVI) 識別城市植被覆蓋面積, 并分區統計綠地覆蓋率[42]。結合上文提出的假設框架和各變量建立假設模型 (圖4) , 在不同地理背景下, 各建成環境變量通過影響老年人各類日常活動機會而作用于主觀幸福感。

      圖4 日常活動地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影響假設模型

      圖4 日常活動地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影響假設模型   下載原圖

      Fig.4 Hypothetical impact of daily activity environment on old adults’well-being

      4 基于日常活動的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特征與建成環境特征

      為了探討基于不同地理背景視角研究老年人群體的必要性, 本文對老年人的時空活動模式、健康特征與環境暴露狀況進行統計分析。在個體層面, 刻畫老年人的日常活動模式, 分析家內外活動的時空分配, 并初步驗證其是否影響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狀況。在城市層面, 對比在不同地理背景下城市建成環境特征是否存在明顯差異。

      4.1 老年人日常活動時空特征

      利用居民活動日志數據對老年人群體的日常時間分配進行描述性統計, 結果顯示老年人的家外活動的時間長度在全天中占比約30% (表3) 。這一發現與中國其他城市居民的時間分配分析結果相似[15], 說明老年人的時間分配與其他年齡段人群相比差別并不明顯。另一方面, 老年人的維護性活動多為家內活動;而休閑性活動更多發生在家外, 且存在更為明顯的家內外時間分配個體差異。在日常活動空間特征方面, 老年人日常活動置信橢圓平均面積約為17.39 km2, 大于廣州市中心城區1.05 km2的平均社區面積, 說明老年人的活動空間范圍不局限于居住地及居住地周邊。此外, 老年人日常活動平均離家距離為1.81 km, 與廣州市工作人群約2~4 km的日常時空活動面積相比, 活動空間面積有較明顯縮小[43]。這也與西方國家對各年齡段居民移動性的研究結果相一致[44]。

      表3 老年人日常活動時空特征統計     下載原表

      表3 老年人日常活動時空特征統計

      以一天24h作為橫軸, 以老年人家外活動的離家距離作為縱軸, 匯總統計被調查老年人群體的日常時空活動分布特征, 其中顏色越紅代表在該時段位于該距離的老年人占總人數比重越高 (圖5) 。可以發現在早上7:00~11:00時段, 老年人在離家5 km范圍內有較高密度的個體活動, 下午15:00~17:00時段間在離家3 km范圍內也有高密度的個體活動, 而其他時段的長距離出行則相對較少。廣州市工作人群的日常活動模式為在9:00~17:00時間段內保持較遠的離家距離, 以駐留工作地為主[43]。相比于工作人群日常活動的“單峰”特征, 老年人群日常活動的“雙峰”形態更為明顯。

      上述分析結果顯示, 老年人群體雖然已沒有剛性的工作活動, 但其活動場所并不局限于居住地周邊, 在其他活動場所也有一定的駐留時長。另一方面, 老年人群體與工作人群相比活動空間相對收縮, 活動時空模式也有所轉變。活動場所周邊建成環境對老年人的影響機制可能有別于工作人群, 因此基于老年人的特殊行為模式探討其影響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4.2 基于日常活動的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特征

      為刻畫不同主觀幸福感狀況老年人的日常活動時空路徑, 利用STPath時空分析插件對居民日常活動時空間進行三維可視化, x軸與y軸代表居民的活動地點坐標, z軸代表居民的停留時間[45]。圖6a反映了主觀幸福感評分13分以下老年人的時空路徑, 圖6b反映了主觀幸福感評分在13分及以上老年人的時空路徑。結果顯示老年人活動軌跡主要位于中心城區, 其中活動范圍主要集中在越秀區及海珠區西部的老年人群體表現出更高的主觀幸福感得分, 而集聚在天河區南部、蘿崗中部片區活動的老年人群體主觀幸福感得分偏低。此外, 在有長距離活動的老年人群體中, 主觀幸福感狀況好的老年人從中心城區向番禺、蘿崗等外圍城區的日常活動更多, 且活動停留時間均較長。總體而言, 老年人日常活動的區位特征、時空特征等和個體主觀幸福感狀況存在一定的關聯, 從個體時空活動的視角出發, 有必要綜合考慮多個活動場所及活動路徑下建成環境的健康效應。

      圖5 廣州市老年人日常活動密度時空分布

      圖5 廣州市老年人日常活動密度時空分布   下載原圖

      Fig.5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older adults’daily activity density

      圖6 老年人日常活動時空路徑與主觀幸福感關系

      圖6 老年人日常活動時空路徑與主觀幸福感關系   下載原圖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activity path and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4.3 老年人日常活動地的建成環境特征

      為驗證不同日常活動地周邊建成環境是否存在明顯差異, 分別基于老年人日常活動的居住地、維護性活動地、休閑性活動地以及日常活動空間對各建成環境指標進行描述性統計。在劃定統計單元時, 500 m半徑的緩沖區域為居民5~7 min的步行可達范圍, 能夠有效表征周邊的環境特征, 是探討居民日常活動與建成環境關系的常用地理統計單元[46]。因此本文采用最短路徑法擬合居民日常活動路徑, 選擇500 m半徑的緩沖區統計不同活動地的各建成環境指標的平均值與標準差, 并采用非參數檢驗對不同活動地建成環境特征的組間差異進行檢驗 (表4) 。

      表4 不同活動地建成環境特征對比     下載原表

      表4 不同活動地建成環境特征對比

      注:***、**分別表示在0.01、0.05水平上顯著。

      分析結果顯示, 不同日常活動地的建成環境特征差異較為顯著。具體而言, 休閑性活動地的平均綠地率與公交車站密度要明顯高于其他三類活動地, 但其平均人口密度和道路密度最小。維護性活動地周邊有高密度的藥店設施與低密度的道路交叉口, 居住地與日常活動空間的各項建成環境指標則都較為均衡。針對各活動地建成環境的非參數統計結果顯示, 藥店設施密度、道路交叉口密度與綠地率等均存在明顯的組間差異。由于城市密度、通達性等多層面的時空異質性, 老年人在不同活動地中面臨的時空約束及環境暴露狀況也存在較大差別, 為更精確地反映建成環境對個體的影響效用, 有必要基于不同的地理背景進行對比分析。

      5 日常活動地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為探索不同活動地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差異, 構建居住地、維護性活動地、休閑性活動地以及日常活動空間4個有序邏輯回歸模型進一步展開對比分析。在控制個體年齡、受教育水平、子女數目、戶口類型、個人平均月收入水平及與鄰居交往狀況等社會經濟屬性變量的基礎上, 重點探討城市建成環境變量與活動特征變量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其中居住地與日常活動空間模型的研究樣本為全體老年人, 而維護性活動地與休閑性活動地模型的研究樣本分別為有家外維護性活動以及家外休閑性活動的老年人群體, 其樣本數為807個和831個。

      從模型的整體擬合信息來看, 4個模型的似然卡方比分別為313.052, 231.796, 243.705和304.748, 整體顯著性均為0.000, 說明回歸模型均有意義 (表5) 。在不同的地理背景模型下, 年齡、受教育水平、子女數目等社會經濟狀況均對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狀況存在影響。隨著年齡的增加, 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狀況有所改善;隨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主觀幸福感也隨之增加。此外, 在大專及以上的老年人群幸福感最高, 子女數目為0~1名的老年人幸福感較高, 中等收入的老年人群體幸福感反而偏低。對比較少與鄰居打招呼的老年人群, 偶爾與鄰居打招呼的老年人群主觀幸福感更好。

      表5 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狀況影響因素回歸模型結果     下載原表

      表5 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狀況影響因素回歸模型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0.01、0.05、0.10水平上顯著。

      5.1 活動時空特征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個體日常活動是建成環境作用于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媒介, 為了探究老年人的活動時空需求是否隨著活動地的變化而變化, 首先對維護性活動地、休閑性活動地以及日常活動空間等活動地的老年人家外活動時空特征進行對比。在維護性活動地及休閑性活動地模型中, 活動時間為老年人在對應活動類別中花費的家外活動時間;活動面積則由老年人從上一個活動地到對應活動地的活動路徑緩沖區面積匯總得出, 代表老年人到達該類活動地產生的所空間距離。在日常活動空間模型中, 分別統計整日家外活動時間以及活動路徑緩沖區面積。

      家外活動時間的分析結果顯示, 維護性活動地與休閑性活動地模型中的家外活動時間與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關系;而在日常活動空間的模型中, 家外活動時間與主觀幸福感呈負相關關系。這主要是因為前2個模型僅聚焦于具體活動, 家外活動時間越長, 主觀幸福感狀況越好;而日常活動空間的模型則包涵了對居民出行及活動的綜合考量, 其中長時間的交通出行可能會對主觀幸福感造成負面影響, 與移動性越差的老年人心理越不健康這一研究結論相一致[47]。在家外活動空間方面, 日常活動空間模型下的活動面積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有正向作用, 這與Simonsick等提出的戶外活動量越大, 老年人健康狀況越好的研究結論相似[32]。在休閑性活動地周邊, 活動空間面積則與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呈負相關關系, 對有家外休閑活動的老年人而言, 小范圍的活動空間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健身社交活動頻率, 改善主觀幸福感狀況。關于該結論, Melis等人也提出了高可達性休閑娛樂設施有利于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相似觀點[48]。基于上述研究結果, 當關注日常活動整體或聚焦于具體活動類別時, 老年人在不同的活動地下對城市時空間的需求存在差異, 這是導致不同地理背景下的建成環境對健康產生的效應存在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

      5.2 日常活動地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5.2.1 各日常活動地建成環境均對主觀幸福感產生一定影響

      對比4個回歸模型, 發現其偽R2值均在0.26~0.30之間, 說明在上述地理背景下建成環境均會影響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 其中居住地模型與日常活動空間模型的整體偽R2值較大, 約為0.3。此外, 居住地模型中與老年人主觀幸福感顯著相關的建成環境指標最多, 包括人口密度、藥店密度、道路交叉口密度、綠地率與道路密度等, 也表明了居住地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重要作用。這主要與老年人脫離工作等剛性家外活動后的活動模式密切相關。與工作人群相比, 老年人雖然家外活動時長變化不明顯, 但家外活動總體頻率更低[49], 活動空間范圍也開始向居住地及居住地周邊收縮, 因而居住地的影響對老年人而言愈加凸顯。該結論一方面證明了以往以社區為背景的建成環境研究的科學性, 另一方面也強調了面向老年人群體的社區建成環境設計的重要性。此外, 日常活動空間模型也能夠較好地反映老年人整日活動綜合情況。而維護性活動地及休閑型活動地模型分別展現了老年人特定的活動類別, 偽R2值也有一定的解釋力度。就公交站點密度等建成環境指標而言, 在居住地模型下并不能反映出其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但這種作用在其他3個活動地中能夠得到較好的體現。因此, 若僅從居住地視角進行研究, 可能會忽略部分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建成環境變量。而加入維護性活動地、休閑性活動地與日常活動空間的研究視角, 能夠更好地解釋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為居住地的環境健康效應研究提供重要補充。

      5.2.2 不同建成環境變量影響主觀幸福感的機制存在差異

      對比4個模型, 部分建成環境變量在多個模型中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相似, 而另一部分建成環境變量在不同活動地對健康的影響存在明顯差異。具體而言, 從老年人出行活動機會角度, 道路密度在不同活動地中均與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呈負相關關系, 這與密集城市交通環境可能增加個體空氣污染暴露, 進而增加心理疾病風險的研究結果相似[50,51]。道路交叉口密度僅在居住地周邊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這與實際中居住區周邊步行活動頻率更高的現象相一致。此外, 居住地周邊公交車站點密度對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不存在影響, 無法印證Clarke提出的老年人生理機能較差、受到移動性制約更大的研究結果[47]。但在維護性活動地、休閑性活動地以及日常活動空間模型中, 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則隨著公交站點密度的增加而有所改善, 與Clarke提出的結論相一致。以上3類活動地考慮到了老年人長距離的戶外活動, 能夠體現出老年人所受的移動性制約, 反映公交站點密度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情況也更為準確。

      在社會交往活動機會方面, 人口密度僅在在居住地與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呈顯著正相關。這是由于老年人的日常社會關系網絡更多聚焦于親友、鄰居等群體[29], 因此社區鄰里人口密度的提升有助于促進老年人的社會交往, 而在其他活動地中, 人口密度的提升并不一定能增加老年人進行社會交往活動的機會。

      在健身活動機會方面, 綠地率在居住地與日常活動空間中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截然不同。居住地周邊綠色空間覆蓋率越高, 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狀況越好, 這是由于居住地周邊的街頭公園等綠色空間能為老年人日常健身活動提供便利, 該結論也與基于社區的已有研究發現相一致[52]。但在日常活動空間中, 綠地率與老年人呈顯著負相關關系。過高的綠地率意味著城市零售商業等公服設施密度的下降, 不利于老年人買菜、接送小孩及休閑娛樂等日常活動的進行, 從而對老年人的幸福感存在負面影響。

      在老年人的就醫活動機會中, 藥店密度在居住地、休閑性活動地及日常活動空間等地理背景下均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而在維護性活動地周邊并無顯著影響。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維護性活動的時間彈性相對較小[53], 使得老年人在維護性活動地周邊受到更多制約, 高密度藥店難以促進就醫選擇。

      根據在不同活動地的作用機制, 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建成環境變量可歸納為以下3類: (1) 隨著活動停駐時長和頻率的變化, 部分建成環境變量僅在某些活動地中對主觀幸福感有影響。老年人的出行距離越長, 相比步行出行更傾向于選擇公共交通方式[54], 因而道路交叉口密度僅在居住地周邊對主觀幸福感有積極作用, 公交站點密度僅在維護活動地、休閑性活動地以及日常活動空間周邊影響主觀幸福感。 (2) 由于居民活動目的的改變, 部分建成環境變量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隨著地理背景的變化而改變。在居住地周邊, 高綠地率通過促進老年人健身活動對主觀幸福感存在積極作用, 但在日常活動空間周邊, 高綠地率約束了老年人家務娛樂活動等, 對主觀幸福感存在負面影響。 (3) 部分建成環境變量與老年人具體活動內容關系不密切, 在各活動地中均對主觀幸福感有相似影響。道路密度主要影響老年人出行活動中的空氣污染暴露狀況, 在各地理背景中均對主觀幸福感有負面影響。

      上述分析表明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受到不同活動地建成環境的共同影響, 也揭示了建成環境健康效應存在活動地差異, 并對各建成環境變量與主觀幸福感在不同活動地的關系進行總結, 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建成環境影響主觀幸福感的機制研究。

      6 結論與討論

      6.1 結論

      本文從老年人的日常活動時空特征出發, 通過居住地、維護性活動地、休閑性活動地與日常活動空間的地理背景劃分, 對比不同活動地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差異, 揭示日常活動地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作用機制。

      研究發現: (1) 與工作人群相比, 老年人的日常活動空間相對縮小, 活動時空模式也有所不同;聚焦老年人群體, 可以發現日常活動模式與個體主觀幸福感狀況也存在一定的關聯。 (2) 不同活動地的建成環境均會對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產生影響, 其中, 居住地建成環境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影響的模型偽R2最大, 但維護性活動地、休閑性活動地與日常活動空間能反映出僅考慮居住地視角下忽略的部分建成環境變量。 (3) 基于老年人日常活動的時空分異與時空制約, 不同活動地建成環境對主觀幸福感的作用機制存在差異:道路交叉口密度、公交站點密度等反映出行活動機會的建成環境變量和藥店密度等反映就醫活動機會的建成環境變量僅在部分活動地中對作用于老年人主觀幸福感, 綠地率等反映健身活動機會的建成環境變量在不同活動地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存在相反的影響, 而道路密度等反映出行環境的建成環境變量的健康效應都是負向的, 不隨地理背景的改變而改變。

      6.2 討論

      自中國開展行為學派相關研究以來, 城市空間與個體行為互動關系的中國研究范式不斷成熟完善[55];另一方面, 老年人主觀幸福感與城市建成環境、城市公共服務間的內在聯系也逐步成為重要的城市議題。在此背景下, 本文將“不確定的地理背景問題”這一概念引入老年地理學領域, 構建了基于老年人的日常活動地理背景劃分方式與分析框架并對其進行驗證, 指出日常活動研究視角在環境與健康研究領域的有效性, 從日常活動與建成環境結合的視角對老年人健康的相關研究進行補充。同時, 本文對建成環境健康效應的研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拓展, 揭示了建成環境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地理背景差異, 總結歸納了不同地理背景中建成環境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

      研究結論也對老年友好城市的建設與老年主動健康服務的供給提供了一定的科學支撐。首先, 基于老年人群以居住地為主的地理背景, 引入城市生活圈概念[56], 強調面向老年人群體日常生活需求的社區基礎生活圈構建, 并從老年人的日常活動空間出發進行擴展生活圈的規劃。其次, 由于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在不同地理背景下受建成環境的影響存在差異, 因而有必要轉變過去以公共服務設施為中心的均等化服務模式, 轉而鼓勵以老年人為核心的主動健康服務模式。一方面, 基于老年人個體的環境暴露狀況提供精準的健康狀況監測與健康行為干預, 同時在配置公共服務設施時也重點強調設施的個性化與參與性。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居民的日常活動在受到建成環境的約束的同時, 也受到居民活動偏好的影響[57]。居民的日常活動可能存在偏好差異, 從而導致地理背景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程度也可能存在個體偏差。在未來研究中, 可以嘗試將居民自選擇行為納入日常活動地的研究中, 探索基于個體偏好的建成環境健康效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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