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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和城市認同感分析

    時間:2019-08-06 來源:青年探索 作者:尹木子 本文字數:10732字

      超大城市空巢青年城市認同感與留城意愿研究

      摘要:青年人口作為城市中富有活力和創新能力的群體, 對城市未來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其生活和工作狀態一直為學界所關注。超大城市在資源環境、工作負荷和生活壓力等方面的嚴峻形勢, 使得對空巢青年人口生存狀況的探討尤為重要。通過比較分析2015年北京市青年人口發展狀況調查數據, 發現超大城市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主要受工作因素的影響, 在缺少家人陪伴的情況下, 空巢青年的經濟壓力和生存狀況堪憂, 對其留城意愿構成了較大制約。構筑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 對于超大城市空巢青年的留城選擇有著重要影響。

      關鍵詞:空巢青年; 城市認同感; 留城意愿; 超大城市;

      作者簡介: 尹木子, 博士, 浙江師范大學法政學院講師, 主要研究方向:家庭社會學。;

      基金: 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日常生活對農民工參與群體性事件的影響研究” (項目批準號:17YJC840053) 階段性成果;

      Research on City Identity and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among the Empty-Nest Youths in Megacities

      Yin Muzi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幾年, 空巢青年一詞頻繁出現于各類媒體, 并經常與“獨居青年”一詞混淆使用。實際上, 兩者所指代的群體有所不同, 在內涵上存在一定差異。“空巢青年”根據主觀意愿不同可以分為主動型空巢青年和被動型空巢青年。前者主要是源于部分青年主體意識的提升, 這一部分青年群體希望通過獨自居住獲得自我獨立, 同時其教育水平和經濟能力可以保證其獨自生活的能力[1];后者則是因為謀生過程中的巨大生活壓力, 難以承擔住房等生活消費, 不得已和家人分開居住。在西方, “獨居青年”常被稱作“空巢青年”, 這一群體的出現是西方經濟發展、財富增長和社會保障完善的產物, 青年可以不再依賴家庭這一經濟單元, 獲得了追求自由、多元生活方式的可能。總體來看, 西方對于“獨居青年”的理解偏向“主動型空巢青年”。實際上, 獨居青年僅僅代表其獨自居住的狀態, 但是對于是否居住在城市和擁有個人房產卻沒有一個明確界定。一方面, 對于獨居青年居住地的理解, 只是描述獨自居住的狀態, 并沒有嚴格區分居住地的特征, 即居住在大城市或是村落、鄉鎮、縣城、中小城市。然而, 中國學者在對空巢青年相關問題的研究中, 常將空巢青年的居住地限定在大城市, 即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超大城市, 因為身處這些區域的青年人口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呈現明顯的特殊性。此外, 對于獨居青年的理解, 并不區分是否與家人在同一城市, 有無遷移外地居住[2,3], 例如聶偉、風笑天認為空巢青年特指城市中的外來青年流動人口[4]。另一方面, 就居住房屋歸屬而言, 空巢青年一般界定為生計上存在一定困難, 不得不租房居住的青年, 對所住房屋沒有所有權。對于獨居青年來講, 現住房屋很可能是已經購買為自己所有, 這與在大城市打拼的租房居住的空巢青年有很大的區別。

      空巢青年由于工作等原因與父母及親人分居、獨自租房, 他們是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 其生存和發展狀態不僅僅關乎自身及家庭, 還關乎整個國家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未來走勢[4]。而且, 總的來看, 空巢青年對自身發展、個人幸福和安全感有著更高要求, 也迫切希望從以往的家庭生活、鄉土社會和宗族關系中脫離出來, 在城市中尋求一個更好的發展平臺。一方面, 空巢青年在城市中貢獻著自己的青春和汗水, 其城市認同感以及在城市中的融合狀況直接影響城市的發展;另一方面, 身處北京、上海、廣州等超大城市的空巢青年承受著節奏快、壓力大的生活和工作, 生存狀態堪憂。

      對于超大城市中的空巢青年, 媒體較多聚焦于他們的心理孤獨、生活凄涼等生活狀況。但迄今為止, 還缺乏學術界的專項調查研究及詳細解讀。就空巢青年的性質而言, 他們屬于城市流動人口, 且這部分流動人口是獨自遷移到城市[5]。在家庭遷移已經成為人口流動新趨勢的背景下, 空巢青年的城市認同感以及將來會不會留城等問題值得深入細致研究。

      超大城市一般都是全國重要的經濟、文化、科技創新中心, 一直以來吸引了大量青年就業、定居生活。那么, 空巢青年的生存狀況如何?空巢青年是否具有留城意愿?哪些因素影響著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空巢青年與非空巢青年的城市認同感存在哪些差異, 城市認同感對他們的留城意愿有何種影響?這些都是本文致力于回答的主要問題。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就業因素、社會因素、心理因素等視角, 是學者們洞察流動人口留城意愿這一主題的主要理論視角[6,7,8,9,10]。本研究重點在于城市認同感和留城意愿的概念辨析與關系解讀。

      (一) 城市認同與城市認同感的相關文獻回顧

      關于城市認同, 多數學者將其理解為流動人口或農民工對城市地域、市民群體的接納和歸屬以及市民態度觀念的內化。相應地, 一些關于城市認同的實證研究大多圍繞流動人口的地域認同、群體認同和態度認同三個方面展開調查與論證, 并將身份認同 (非農職業) 和生活空間的歸屬感作為城市認同的測量指標[11]。在城市流動人口中, “空巢青年”由于獨特的年齡、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教育水平, 對其城市認同的考察, 不能簡單使用現有城市認同的定義。

      對于“認同”內涵的理解, 最早可以追溯到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兩者從心理學角度出發, 指出認同是一個人將其他人或群體的行為方式、態度觀念、價值標準等, 經由模仿、內化, 使其本人與他人或群體趨于一致的心理歷程[12]。由此可見, 認同本質上強調人們在內心深處對他人或群體的認可。本研究探討的是“空巢青年”這一特殊青年人口對所居住城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城市文化、市民價值觀念及市民群體的日常運作邏輯等方面的贊同、認可、渴望與同化, 實際上表現出的是對城市的認同水平, 即城市認同感。

      學界對城市認同感的研究各有側重。有學者探究了生活在城市中個體的心理體驗與情感狀況, 即社會成員對城市的心理依戀感、文化歸屬感[13], 也有學者依據個體對城市生活各個方面的認知與評價解讀城市認同感[14]。實際上, 城市認同感是社會成員對所處城市的總體印象和綜合評價, 是個體擁有的信仰、價值和行動取向的集中體現, 是從內心深處產生的對所在城市的心理依戀感和文化歸屬感, 是個體對城市獨特價值、生活方式、文化氣質的體悟和內化[15]。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城市認同感的主體包含了城市中的所有社會成員。超大城市“空巢青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外地遷移來的青年, 使用城市認同感的概念考察他們對于城市的態度, 可以直接反映出他們對于超大城市的認知狀況。“空巢青年”城市認同感的考察, 可以從城市歸屬感、生活困難認知和城市化可行性感知三個方面展開, 具體可以操作化為城市生活滿意度、城市主觀評價 (含正向評價與負向評價) 、城市政策評價和政府各項工作評價等方面。

      (二) 城市認同感與留城意愿的研究假設

      以往學者關于留城意愿的研究大多針對流動人口, 將留城意愿視作流動人口城市融入的第一步, 作為流動人口“主動市民化”、成為城市居民的基礎和前提, 并闡釋了流動人口市民化過程中特定的選擇規律[16]。還有學者對流動人口留城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 認為流動人口的留城意愿受個體特征、心理特征等主觀因素以及城市特征、社會制度等客觀因素的共同影響, 是流動人口基于個體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抉擇[17]。

      關于社會成員的城市認同感對其留城意愿的影響, 學術界并沒有明確闡釋。實際上, 城市認同感可以視作一個城市最重要的軟力量, 能夠在城市中形成持久的社會合力, 并為城市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因此, 城市化的關鍵是社會成員對所居住城市的認同水平。同時, 城市認同感又可以作為城市的穩定器, 社會成員對居住城市的認同水平可以形成顯著的城市歸屬感, 對于構筑安全穩定的城市環境產生積極影響。

      對于城市外來人口, 城市認同感深刻影響其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態度, 有較高城市認同感的外來人口會有更高的城市化意愿, 更愿意參與到城市發展的全過程, 并具有更強烈的留城意愿。如果城市能為社會成員提供良好的經濟發展前景、完善的公共基礎設施、穩定的治安狀況、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美麗的生活環境, 切實保障社會成員個人利益, 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 保障居民公平公正地共享城市發展成果, 就會極大提升社會成員的城市認同感和留城意愿。由此可見, 城市認同感又可以作為衡量外來人口適應城市的重要指標。同時, 社會成員對所居住城市有著較高的認同感, 也會傾向于將居住城市作為穩定的歸宿。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城市認同感越強烈的空巢青年, 其留城意愿就越強烈。具體來講:

      假設1:對超大城市生活滿意度越高的空巢青年, 留城意愿就越高。

      假設2:對超大城市主觀評價越高的空巢青年, 留城意愿就越高。

      假設3:對超大城市目前實施的各項政策評價越高的空巢青年, 留城意愿就越高。

      假設4:對超大城市政府各項工作評價越高的空巢青年, 留城意愿就越高。

      三、數據、方法與模型

      (一) 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來源于2015年9月至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與共青團北京市委員會合作開展的調研項目。該項目對北京16個區縣及亦莊開發區展開了抽樣調查, 針對青年流動人口 (18~35周歲) 共發放問卷6000份, 剔除不合格問卷最終調研青年流動人口5137人。其中“在京與您同吃同住的家庭成員共有多少口人?將答案為0設置為空巢青年, 其他為非空巢青年。同時參考既有研究[3], 將對空巢青年的婚姻狀況界定為未婚, 故本研究在此基礎上剔除已婚的空巢青年, 最終符合條件的樣本共有848人。

      (二) 變量

      1. 因變量

      研究的因變量為青年人口的留城意愿。問卷中測量問題為“您未來五年的計劃是?”, 答案設置為“ (1) 沒有想過”“ (2) 繼續在北京工作上學”“ (3) 回家鄉工作上學”“ (4) 到境外工作學習”“ (5) 在北京創業”“ (6) 到天津、河北發展”“ (7) 到其他省市發展”“ (8) 看情況再定”“ (9) 其他 (請注明) ”。其中選擇答案 (2) (5) 視為具有留城意愿=1, 而選擇答案 (1) (3) (4) (6) (7) (8) (9) 則視為沒有留城意愿=0。

      表1 青年人口留城意愿比較     下載原表

      表1 青年人口留城意愿比較

      2. 自變量

      (1) 城市生活滿意度

      城市生活滿意度, 問卷中的問題為“對于在超大城市生活中各方面的狀況, 您是否覺得滿意?”選項包括九個方面, 分別是經濟收入、社會地位、教育機會、工作穩定性、工作前景、社會福利、人居環境、工作環境、民主權利。回答的賦值為:“非常滿意”=5, “比較滿意”=4, “一般”=3, “比較不滿意”=2, “非常不滿意”=1。對九個問題采用主成分方法進行因子分析, 形成“超大城市生活滿意度”因子 (以下簡稱“滿意度”) , 因子值越大意味著生活滿意度越高。

      (2) 城市主觀評價

      城市主觀評價, 問卷中包含了五個問題, 分別是“北京比其他城市好”“北京‘宜業’但不宜居”“北京比其他城市有‘文化’”“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北京是全國人民的北京”。回答的賦值為:“非常同意”=5, “比較同意”=4, “一般”=3, “比較不同意”=2, “非常不同意”=1。對五個問題采用主成分方法進行因子分析形成兩個因子, 一個是“對城市的正向評價”, 因子值越大意味著對城市主觀正向評價越高。一個是“對城市的負向評價”, 因子值越大意味著對超大城市主觀負向評價越高。

      (3) 城市政策評價

      城市政策評價, 設置問題為“對于北京下列政策您是否贊同?”選項包含了十個方面政策, 分別是行政事業單位搬遷通州、第二機場建設、空氣污染協同治理、戶籍地高考政策、主城區人口疏解、小客車搖號政策、單雙號限行、北京積分落戶政策、批發市場關停、棚戶區改造。回答的賦值為:“非常同意”=5, “比較同意”=4, “一般”=3, “比較不同意”=2, “非常不同意”=1。對十個問題采用主成分方法進行因子分析形成兩個因子, 一個是“環境政策認同”, 因子值越大意味著對北京環境政策認同感越高。一個是“人口政策認同”, 因子值越大意味著對北京人口政策認同感越高。

      (4) 政府各項工作評價

      政府各項工作評價, 問卷中包含了八個問題分別是“增加居民收入”“保護環境, 全面治理污染”“打擊犯罪, 維護社會治安”“發展教育, 兒童全面發展”“調控房價, 達到合理水平”“擴大就業, 增加就業機會”“信息公開, 提高政府透明度”“治理擁堵, 改善交通狀況”。回答的賦值為:“非常好”=5, “比較好”=4, “一般”=3, “不太好”=2, “很不好”=1。對這八個問題采用主成分方法進行因子分析形成“城市政府工作評價”因子, 因子值越大意味著對城市政府各項工作評價越高。

      3. 控制變量

      (1) 性別, “男性”賦值為1, “女性”賦值為0。

      (2) 教育水平, 采用教育年限的計算方法, 分為未上過學 (賦值為0) 、小學 (賦值為6) 、初中 (賦值為9) 、高中、中專和職高 (賦值為12) 、大學專科 (賦值為15) 、大學本科 (賦值為16) 、研究生 (賦值為19) 。

      (3) 收入, 以2014年收入除以當年北京市職工平均工資帶入方程。

      (4) 社會保障情況, 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的參加情況, “參加”賦值為1, “沒有參加”賦值為0。

      (5) 住房狀況, “有房”賦值為1, “無房”賦值為0。

      (6) 在京主觀社會地位評價, 自評為上層 (賦值為1) , 中上層 (賦值為2) , 中層 (賦值為3) 、中下層 (賦值為4) 、下層 (賦值為5) 。

      (三) 模型

      本研究所運用的統計模型是二分因變量的Logistic模型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 它與一般線性回歸直線針對觀測變量進行分析不同, 在對二分因變量進行統計分析時, 所觀測到的某一事件是否發生, 即yi=1或yi=0。本研究將留京意愿這一因變量重新編碼成:愿意留京=1, 不愿意留京=0, 從而估計和預測解釋變量對留京意愿發生概率的影響。此外, 鑒于傳統的渠道影響分解方法僅適用于線性模型, 離散選擇模型中存在未被觀測的異質性問題, 因此本研究中使用分解“混雜效應”和“標尺改變效應”方法 (KHB方法) 來估計中介效應。該方法不僅可以分解非線性二元概率模型回歸結果, 而且允許多種類別自變量以及多個中介變量一起引入模型[18]。

      四、結果分析

      (一) 空巢青年的城市認同感分析

      1. 城市滿意度

      綜觀空巢青年對于城市各個方面的滿意度, 空巢青年對城市生活表示滿意的評分略高于非空巢青年。具體來看, 空巢青年對于城市的工作方面如工作環境、工作穩定性、工作前景有著較高的滿意度;對于獲得的民主權力、教育機會、社會福利的滿意度略低于工作層面;不到四分之一的空巢青年對經濟收入、人居環境表示滿意, 僅有19.3%的空巢青年對于自身在城市的社會地位是滿意的, 這也是空巢青年對于城市滿意度最低的一個方面。由此可見, 空巢青年較為看重城市的工作資源, 這也是眾多青年深受城市吸引, 即使住房壓力巨大仍然選擇留在城市的原因。同時, 作為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城市, 超大城市的民主建設、教育資源、福利保障也得到了空巢青年的認可。然而, 巨大的經濟壓力, 即經濟收入和人居環境又令多數空巢青年對城市難生好感, 使得多數空巢青年對自身的社會地位很難給予較高評價。

      與空巢青年相比, 非空巢青年對城市各方面的滿意度與空巢青年略有不同, 主要體現在工作方面。將近40%的非空巢青年對工作穩定性和工作環境有著較高的滿意度, 但在工作前景方面, 只有32.6%的非空巢青年表示滿意。這表現出非空巢青年比空巢青年對于未來的工作發展更加憂慮。總的來看, 超大城市空巢青年的城市滿意度略高于非空巢青年, 這也反映出生活滿意度構成了空巢青年留城意愿的積極影響因素。

      2. 城市主觀評價

      在空巢青年對城市各方面的主觀判斷上, 55.1%的空巢青年認識到了所在城市的優越性, 62%的空巢青年對北京的文化底蘊表示認可, 但高達66.5%的空巢青年認為北京更適合工作事業上的發展, 卻不適合定居。空巢青年對于北京“土著意識”的感知相對較低, 只有28.3%的空巢青年認為自身與北京有著一定隔離, 70.7%的空巢青年認為北京是一個具有包容性的城市, 全國各地人口都可以在北京獲得自由的發展空間。

      與空巢青年相比, 60.3%的非空巢青年認同北京的優越性, 66.4%的非空巢青年認可北京的文化底蘊, 同時65.5%的非空巢青年認為北京適合工作而非居住, 這與空巢青年的判斷幾乎相同。但是, 與空巢青年相比, 非空巢青年對于北京“土著意識”的感知相對較高, 這意味著空巢青年相對較少產生對北京的隔離感。

      3. 城市各項政策

      總的來看, 空巢青年對城市各項政策的關注度低于非空巢青年。具體來看, 非空巢青年對于“戶籍地高考政策”的認可高于空巢青年, 而空巢青年對城市的“小客車搖號政策”“單雙號限行政策”“積分落戶政策”相對而言有著更好的評價。此外, 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除了對“空氣污染協同治理”和“棚戶區改造”兩方面的否定態度基本相似之外, 與空巢青年相比, 非空巢青年對城市各項政策表現出了更為明顯的否定態度, 這一方面反映出空巢青年對城市各項政策評價持相對肯定的態度, 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空巢青年缺乏對城市各項政策的深入理解, 對城市各項政策的反思相對較弱。

      4. 城市政府各項工作

      青年人口對于政府各項工作有著較高的關注度和認可度, 空巢青年對于城市工作生活環境的關注度略低于非空巢青年, 而非空巢青年對于城市工作生活環境的評價較低。除了“調控房價, 達到合理水平”“治理擁堵, 改善交通狀況”和“保護環境, 全面治理污染”三個方面外, 青年人口對于城市其他方面工作的滿意度都達到了60%以上。而這三個方面也是超大城市一直以來致力于解決的老大難問題, 也成為了超大城市吸引青年人口的障礙。

      表2 青年人口的城市認同感     下載原表


      表2 青年人口的城市認同感

      (二) 影響青年人口留城意愿的模型分析

      1. 城市認同感變量對青年人口留城意愿的影響

      首先, 城市生活滿意度對空巢青年與非空巢青年均有顯著影響 (p<0.001) 。具體來看, 控制了其他變量后, 空巢青年與非空巢青年的滿意度變量每增加一個單位, 其留京意愿幾率分別增加1.201倍 (expB=1.201) 和1.179倍 (expB=1.179) 。這說明無論空巢青年還是非空巢青年對城市生活滿意程度越高, 越愿意留在城市。

      其次, 城市主觀評價對空巢青年與非空巢青年均有顯著影響 (p<0.001) 。展開分析, 控制了其他變量后, 空巢青年與非空巢青年對城市的主觀正向評價變量每增加一個單位, 其留京意愿幾率分別增加1.235倍 (expB=1.235) 和1.231倍 (expB=1.231) 。這說明無論空巢青年還是非空巢青年對城市主觀正向評價越高, 越愿意留在城市。反之, 控制了其他變量后, 空巢青年與非空巢青年對城市的主觀負向評價變量每增加一個單位, 其留城意愿幾率分別降低16.7% (1-expB=0.167) 和13.9% (expB=0.139) 。這說明無論空巢青年還是非空巢青年對城市主觀負向評價越高, 越不愿意留在城市。

      再次, 城市環境政策、人口政策以及城市政府各項工作評價對空巢青年沒有任何影響, 僅對非空巢青年有顯著影響 (p<0.001) 。具體來講, 控制了其他變量后, 非空巢青年對城市環境政策和人口政策評價變量每增加一個單位, 其留城意愿幾率分別降低6% (1-expB=0.06) 和12% (expB=0.12) , 這說明對城市所施行的主要政策持質疑態度的非空巢青年更具有留城意愿。而對城市政府各項工作評價變量每增加一個單位, 其留城意愿幾率增加1.124倍 (expB=1.124) , 這說明對城市政府各項工作認同度高的非空巢青年更意愿留在城市。城市的各項政策或多或少與空巢青年的日常生活發生關聯, 關于城市主要政策和城市政府各項工作認同狀況, 對空巢青年留京意愿沒有顯著影響, 僅對非空巢青年的留京意愿有顯著影響。對現有政策的關注和質疑, 可以反映出非空巢青年更積極思考與自身密切相關的社會問題, 也反映出了他們的“主人翁”意識, 這也是空巢青年所欠缺的。

      2. 控制變量對青年人口留城意愿的影響

      首先, 性別僅對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有顯著影響 (p<0.001) , 對非空巢青年沒有顯著影響。具體來看, 男性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是女性的1.517倍 (expB=1.517) 。其次, 教育水平對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均有顯著影響 (p<0.001) , 具體而言, 控制了其他變量后, 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教育水平變量每增加一個單位, 其留城意愿幾率分別增加1.075倍 (expB=1.075) 和1.092倍 (expB=1.092) 。一方面, 教育可以為青年人口留城工作生活提供基礎性條件, 另一方面, 教育過程中青年人口形成的現代化傾向和追求進步的意識也提高了青年人口的留城意愿。

      再次, 收入僅對非空巢青年有顯著影響 (p<0.01) , 在控制其他變量后, 年收入變量每增加一個單位, 非空巢青年留城意愿幾率增加1.101倍 (expB=1.101) , 收入越高的非空巢青年越愿意留在城市。但收入對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則沒有影響, 可見空巢青年選擇長期居于超大城市并不是基于提高收入的目的。

      此外, 社會保障狀況對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均有顯著影響 (p<0.001) 。具體分析, 在控制其他變量后, 社會保障變量每增加一個單位, 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留城意愿幾率分別增加1.169倍 (expB=1.169) 和1.082 (expB=1.082) , 青年流動人口社會保障程度越高留城意愿越強烈。住房狀況僅對非空巢青年有顯著影響 (p<0.001) , 擁有住房的非空巢青年留城意愿是沒有住房的1.242倍 (expB=1.242) , 這說明已經擁有自己獨立住房的非空巢青年更愿意留在超大城市。住房狀況對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沒有顯著影響。

      最后, 社會地位認知對空巢青年與非空巢青年均有顯著影響 (p<0.001) 。具體來講, 與在京地位自評為上層的空巢青年相比, 自評為中上層、中層和中下層的空巢青年留城意愿分別是其2.958倍 (expB=2.958) 、2.069倍 (expB=2.069) 、1.656倍 (expB=1.656) 。而與在京地位自評為上層的非空巢青年相比, 自評為中上層、中層和中下層的非空巢青年留城意愿分別是其的1.503倍 (expB=1.503) 、2.055 (expB=2.055) 、1.624 (expB=1.624) 。這說明在京主觀地位對青年流動人口的留城意愿有顯著影響, 地位自評為中層的青年流動人口更愿意留在超大城市。

      表3 青年人口留城意愿影響因素的二元logistic分析模型     下載原表

      表3 青年人口留城意愿影響因素的二元logistic分析模型

      注: (1) 括號中的數字為標準差。 (2) *p<0.05, **p<0.01, ***p<0.001

      (三) 空巢青年未來去向

      對于青年人口未來的流動方向, 選擇一直留在超大城市的青年人口比重較低 (僅占5.5%) , 而多數青年對于未來充滿著迷茫, 48.8%的青年人口沒有明確的流向。選擇短期內留在超大城市的青年人口占有一定比重, 將近40%的青年人口在十年內還會留在北京, 這部分青年人口相對來講是有著較高理性認知的, 一方面在超大城市獲得事業上的進步和現代意識的熏陶, 另一方面深感超大城市的生活和工作壓力, 終將成為“過客”。對于離開超大城市的青年人口所選擇的去向, 較多人還是傾向于其他大城市謀求發展。

      五、結論與建議

      首先, “吸引”與“排斥”的力量共同作用于空巢青年的留城選擇。空巢青年能夠獲得較為優越的工作機遇, 這是他們深受超大城市吸引, 在住房壓力巨大的情況下仍然選擇留在超大城市的原因。然而空巢青年相對突出的生活困難, 使得他們的留城意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復合影響。超大城市的民主建設、教育資源、福利保障得到了空巢青年的認可。但是對于城市各方面的總體滿意度, 只有35.1%的空巢青年表示滿意, 且更多是對城市的工作穩定性、工作前景和工作環境的正面評價。巨大的經濟壓力和人居環境的負向認知對空巢青年產生了排斥性力量。

      其次, “家庭意識”和“土著意識”共同影響了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總體上空巢青年對于城市各項工作效果有著較高的關注度和認可度。然而空巢青年對于城市各項政策措施以及城市工作生活環境的關注度略低于非空巢青年, 空巢青年更關注城市的工作領域, 正向的工作評價是促使空巢青年留城的主要因素, 而非空巢青年更傾向于對城市整體發展狀況的思考。可以看出, 家人陪伴對于人們的心理穩定性具有重要影響, 家庭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育人們對社會的廣泛關注。因此, 為提高空巢青年的留城意愿, 可以從降低家庭遷移難度入手。

      最后, “浮云”還是“扎根”是建立在客觀現實基礎上產生的主觀認知所作出的選擇。超大城市的人口流動性一直以來保持著較高水平, 人們懷揣著事業和生活的夢想, 駐留在這個充滿機遇與挑戰的都市土地上, 常常面臨著諸多抉擇。一面是難得的工作機遇, 一面是難以企及的穩定居所;一面是優越的工作生活環境, 一面是難以承受的經濟支出;一面是先進的城市發展理念, 一面是個人保障的羸弱和子女教育的難以為繼。當今超大城市空巢青年越來越注重生活質量和生活品質, 并將其作為選擇工作地的重要考慮因素。因此, 超大城市為獲得穩定的青年勞動力, 必須要改善和提高青年人口的生活水平, 完善相關社會保障制度, 為城市發展積累人才。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要想“留住人”, 主要是“留得住心”, 青年人口作為超大城市未來建設的主力軍, 保障空巢青年實現“安居”和“樂業”, 超大城市就必須致力于打造適宜的人文和社會環境, 關注和滿足各類青年在精神、社會和心理等方面的多種需求, 提高他們對于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從而最大程度發揮青年人口對城市建設和發展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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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系統缺失20人。

      尹木子.超大城市空巢青年城市認同感與留城意愿研究[J].青年探索,2019(04):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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