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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析新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

    時間:2018-11-13 來源: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何雪松 本文字數:8413字

      摘要:新城市社會學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 其間展現的空間轉向是新城市社會學有別于“舊”的城市社會學的重要緯度。本論文旨在透過“空間轉向”這一特定的層面把握新城市社會學的理論脈絡。

      關鍵詞:空間轉向; 新城市社會學;

      Abstract:New urban sociology is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in urban studies; spatial turn could be a key dimension which distinguishes it from "old" urban sociology. This article makes efforts to explore the key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contexts of new urban sociology.

      Keyword:spatial turn; new urban sociology;

      城市作為人類文明的載體一直是社會學關注的主題。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干以不同的方式對都市現象進行了闡釋, 齊美爾這位郁郁寡歡的社會學先驅更是為城市社會學奠定了若干理論基礎。城市社會學成為顯學則歸功于盛極一時的芝加哥學派, 帕克等人為城市社會學確立了學科聲譽, 一時間人類生態學幾乎成為城市社會學的代名詞。然而, 人類生態學的理論架構過于單薄并且很長時間以來進展幾近停滯, 這一點一直為后世的社會學家所詬病。著名的新城市社會學的領軍人物卡斯泰爾 (Castells) 在1968年發表其第一篇論文“存在城市社會學嗎?”, 三十二年后, 他的回答是:“是的, 過去有;沒有, 目前沒有;如果運氣好, 二十一世紀它將以新的概念、新的方法和新的主題重新呈現。”[0]而筆者認為晚近時期新城市社會學的興起為都市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降, 哈維、卡斯泰爾等人將馬克思主義重新引入城市社會學并形成“新城市社會學”這一全新的研究范式。國內學者夏建中和蔡禾已經不同的側面介紹了新城市社會學理論, 夏建中注重對三個代表人物卡斯泰爾、哈維和帕爾的思想介紹、蔡禾則從一般意義上比較新城市社會學和人類生態學這兩種不同的都市研究范式。[2,3]然而, 他們沒有深入考察新城市社會學理論中凸現的空間之緯, 這是更為廣泛的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的重要組成部分。[4]本文試圖從空間這一特定理論緯度出發討論新城市社會學“何以為新”。
     

    城市社會學

     

      一、新城市社會學的興起與空間濫觴之脈絡

      裘金 (Zukin) 也許是第一個使用“新城市社會學”一詞的人, [0]沃頓幾乎在同一時期采用這一表達以區分1970年代以來社會學家在反思“舊” (或傳統) 的城市社會學的基礎之上而提出的所謂的“新”的城市社會學。這實際上折射出城市社會學的理論進展過于蒼白, 只需用“新”和“舊”就足以區分100多年來的學術努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人們懷疑城市社會學是否存在?1970年代以降, 歐洲和北美的社會學家開始系統地將馬克思主義引入城市研究, 匯流成新城市社會學的理論架構。1977年開始出版的《國際都市與區域研究期刊》更是為新城市社會學奠定了制度化基礎, 該期刊深受新城市社會學的代表人物卡斯泰爾和法國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馬克·戈特德納 (Gottdiener) 的《新城市社會學》一書更是從一般意義闡述了新城市社會學的基本觀點。

      那么, 具體而言, 新城市社會學新在何處呢?所謂“新”, 沃頓有如下看法:即需要重新定義和解釋城市主義本身, 而非想當然地加以接受之;關注生產、交換、消費與權力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仔細研究城市主義的結構基礎, 即其政治、經濟與文化背景;階級沖突與利益之爭成為關注點;反思城市社會學理論的價值假設與規范前提。[0]新城市社會學的另一代表人物戈特德納認為, 新城市社會學相對于“舊”的城市社會學有如下特征:轉向資本主義和大都會的全球視角;將空間、階級、性別與種族歧視等元素包含在都市發展研究之中;盡可能整合經濟、政治和文化因素;關注房地產發展和政府干預的推力;城市和郊區發展的多中心區域視角。[7]從這兩位學者的分析可以看出, 新城市社會學并非一個具有高度統整性的理論框架, 而是由明顯有別于芝加哥學派的關于都市的論述聚合而成。

      如果仔細閱讀新城市社會學的代表作, 我們會發現其中凸現出一個核心概念———空間, 這一概念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述為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之所以稱之為轉向, 是因為在“舊”的城市社會學中, 關于空間的論述相當薄弱, 尤其沒有從空間、資本和階級的互動過程去理解都市經驗, 這恰恰是新城市社會學范式有別于人類生態學范式的核心所在。卡斯泰爾、哈維和戈特德納的論述充分展現了新城市社會學的這一轉向。然而, 這一轉向并非無本之木, 經典社會學在空間議題上的若干論斷構成新城市社會學空間轉向的理論淵源。

      馬克思有強烈的地理和空間直覺, 敏銳地注意到資本主義的興起導致時間對空間的消解, 而空間的形態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重大轉型, 這在《共產黨宣言》里體現得最為充分。然而, 空間主要被看作諸如生產處所、市場區域之類的自然語境。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 城鎮與鄉村的對立內在地表達了對空間的某種程度的強調, 并指出客觀的表象外衣下隱藏著各種基本社會關系之內核, 這實際直指空間的社會性, 而這正是1970年以后新城市社會學空間理論之要義。[8]但正如哈維所評述的:“他 (馬克思) 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起一種具有系統性和明顯地具有地理和空間的觀點, 這從而破壞了他的政治視野和理論。”[0]涂爾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提出時間和空間是社會構造物, 空間具有社會性, 特定社會的人都以同樣的方式去體驗空間, 社會組織則成為空間組織的模型和翻版, 因此空間是一個重要的觀察點。[10]

      齊美爾是經典社會理論家中對空間最有洞察力的一位, 其論文《空間的社會學》可謂社會學視野下最早專門探討空間議題的文獻。在這一重要文獻中, 他指出空間具有五種基本屬性:空間的排他性、空間的分割性、社會互動的空間局部化、鄰近/距離、空間的變動性。[0]他進一步洞察到空間在貨幣經濟下的轉型:貨幣經濟的發展導致空間失去重要性, 社會組織和社會交往開始脫離空間。正是在這樣的社會交往過程中, 空間被賦予了意義———從空洞的變為有意義的。[12]齊美爾的論述高度抽象, 缺乏具體的歷史分析, 然而齊美爾關于都市生活的論斷成為芝加哥學派的理論源泉。

      帕克、伯吉斯等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家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同心圓之類的空間解釋框架, 但他們從技術決定論和均衡適應的角度來考察, 對空間模式背后的社會動力缺乏深入探究, 更多的是進行生態的類比和經驗的描述。吉登斯批評帕克“采取一種形式主義的空間觀念, 并偏重某種客觀主義的立場。”[13](P516)描述性論述雖然生動有趣, 但無法從更高的理論層次去解讀都市空間背后的社會關系模式。在沃斯、雷斯菲爾德基于城市和鄉村的區分的論述之后, 城市社會學在思想上陷入貧困, 發展不出富有創見的作品。[14]

      新城市社會學正是在傳統都市研究范式停滯和衰微的背景下興起的, 它不僅關注空間過程的后果, 更試圖把握空間形成的社會、經濟、政治機制, 這其后就是階級和資本這兩個重要概念。正如梅西所言:“城市是空間現象……乍一看, 這似乎讓人困擾。城市毫無疑問是空間的:它們是空間, 且位于空間之中……然而, 我們意在不在此。因為在社會科學之中, 一個事件正在經歷巨大的變化, 即空間是如何被概念化的。空間———我們在里面生活, 世界在里面被形構———越來越被理解為社會產物, 這些產物是由存在于人、機構和制度之間的關系所構成的。”[15]這段話點明了新城市社會學空間轉向之實質。

      二、空間緯度的諸種闡釋:列菲弗爾、卡斯泰爾、哈維和戈特德納

      要了解新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 列菲弗爾 (lefebvre) 是一位不可逾越的社會理論家, 他致力于返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論述以重新闡釋了城市空間的再生產機制。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空間化解讀為新城市社會學的勃興提供了智識淵源。在列菲弗爾的影響之下, 卡斯泰爾、哈維、戈特德納都從不同的路徑進入到空間轉向這一新城市社會學的理論演進脈絡之中。

      列菲弗爾的首要貢獻在于從一般意義上確立了社會與空間的辯證關系:空間并非社會關系演變的靜止“容器”或平臺, 而是社會關系的產物, 產生于有目的的社會實踐;空間體現各種社會關系, 但又反過來作用于這些關系。一言以蔽之, 社會關系和空間關系辯證交織、相互依存。他嘗試從空間的緯度去理解社會變遷并主張人類社會正是經由不同空間類型的轉換而實現社會演變:即從差異空間到抽象空間的轉型。絕對空間是由位居某些基地的自然片斷所構成, 這些基地是因其固有特質而被選取, 它是血緣、土地和語言紐帶的產物, 它相對應的是前資本主義社會。抽象空間對應的是資本主義社會, 空間成為再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且無限擴張, 它對應于資本主義社會。列氏認為, 正是空間的擴張挽救了資本主義體制, 因為它并未如馬克思所說走到窮途末路, 相反資本主義經由占有空間并將空間整合進資本主義的邏輯結構而得以維持與延續。由此可見, 占有并再生產空間是資本主義成功的主要手段之一, 空間的再生產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資本主義不少的內部矛盾, 空間不再是一個消極無為的地理環境, 而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工具。[16]

      列菲弗爾更是注意到都市問題在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決定意義, 城市這樣的人造環境就是社會關系的粗暴濃縮, 而城市規劃師更是對城市空間進行規劃和設置以便為特定階級效勞, 從而卓有成效地捍衛了資本主義。列氏從城市化的空間結構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出發將城市空間這一“問題框架”上升到中心位置, 由此, 都市化轉譯為現代性的空間化隱喻。[17]這一闡述深刻影響了后世的都市研究和空間思考, 新城市社會學的理論闡述無時無刻不顯示其“幽靈”。

      曼努爾·卡斯泰爾在其新城市社會學奠基之作《城市問題》中質疑沃思關于城市生活方式的論述并追隨阿爾都塞的結構馬克思主義視角對都市問題進行在某些層面有別于列菲弗爾的概念化以回應人類生態學視角之不足, 而空間正是他切入這一主題的核心概念。[18]卡斯泰爾認為空間只是社會的一個重要物質緯度且與其它的物質緯度發生關系, 進入這一關系的人賦予空間以形式、意義和功能。由此, 他認為城市社會學的理論研究對象必須滿足一個條件:即空間單位與社會單位的一致性。在他看來, 都市空間內在于經濟活動的四個層面:生產、交換、消費和管理, 并且體現在工業區位、住房、交通設施和都市治理這四個不同的緯度。其后續的著作中, 他提出流動空間這一概念以闡述后現代時期信息技術的擴展對社會空間的影響, 原有的城市空間與新的流動空間開始斷裂, 整個社會關系發生了變化, 場所空間的重要性式微, 與之相對應的是流動空間的意義日趨凸現。[19]這一理論視點無疑深具洞察力, 它有助于我們去理解當代都市在空間層面正在經歷的若干變化。

      哈維在一系列的著作中致力于將空間這一以前被忽視的主題凸現為都市研究的焦點。他認為,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家一定要創造一種符合再生產機制的物質環境, 即空間。空間是社會權力的源泉, 掌握了資本循環的各個要素和階段的空間動態正是資本繼續積累的關鍵所在。資本家規制城市空間以追求金錢, 進而, 空間秩序方面的改變會通過貨幣收益而重新分配社會權力。所以, 空間的組織和運作的功效對所有資本家而言都是重要的, 經由這一運作, 資本家獲得附加優勢。實際上, 在任何社會形態里, 空間的實踐充滿了微妙性和復雜性, 要改變社會的任何規劃就必須把握空間概念和實踐之改變這一復雜問題。這一議題在都市展現得更為充分, 由此都市空間成為資本家爭奪的重要目標。[20]在《后現代狀況》之中, 哈維指出, 空間重組是后現代時期的核心議題。時空的壓縮導致文化實踐與政治—經濟實踐出現劇烈的變化, 都市本身更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整片的地景必須摧毀, 以便騰出空間來創造新地景”。[21]這迫使人們調整空間觀念且重新思考社會行動的形式。

      馬克·戈特德納在批判列菲弗爾、卡斯泰爾和哈維的都市空間闡述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更具操作性的理論框架———社會—空間視角 (socio-spatial perspective) 。社會空間視角批評傳統城市社會學過分重視技術作為變遷主體的推動力、試圖將更多的因素納入城市空間的分析框架。他認為, 城市空間鑲嵌在一個復雜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之網中。由此, 空間生產在器物層面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關聯的復雜社會過程, 尤其是政府干預和房地產發展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房地產改變城市的空間結構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間, 而房地產發展涉及資本積累和階級沖突。社會與空間存在著相互交織的關系:一方面人類在社會結構的限制下在一定的空間下運行;另一方面, 人類可以創造和改變空間以表達自己的需求和欲望。[7]這一論述呼應了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凸現了人的能動性在空間建構中的重要性。

      盡管列菲弗爾、卡斯泰爾、哈維和戈特德納這四位代表性人物在諸多具體觀點上大異其趣, 空間的社會性或社會的空間性是他們的理論共識。在他們看來, 城市社會學如果忽視空間與社會的辯證關系就會毫無想象力可言。城市的發展涉及復雜的空間建構與安排, 城市空間是城市內社會關系的結果亦在某種程度上為再生產社會關系提供機會和資源。猶有進之, 空間的安排與設置之后則隱匿更為微妙的階級意蘊與資本隱喻。

      三、空間的階級意蘊與資本隱喻

      正如前述所及, 新城市社會學的理論旨趣深受馬克思之影響, 即城市不應該被視為一個孤立的社會現象, 而是要將城市納入到一個更加廣闊的背景之中, 尤其重視階級和資本對城市空間的深刻影響, 而這正是人類生態學范式所缺乏的。[0]由此, 空間、資本與階級的交織成為新城市社會學的重要理論議題。

      哈維追隨列夫斐爾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運用于城市研究并試圖以資本的城市化這一核心概念統攝對城市的認識與把握。首先, 他重申恩格斯的觀點:城市是資本聚散的空間節點。人為空間以適應經濟活動的方式而組織起來, 銀行業、商業和制造業即為其例。哈維認為以資本的三級循環來解釋資本運動與城市空間發展的關系, 第一級循環, 即資本向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投入;二級循環就是投向物質結構和基礎設施, 第三級循環涉及資本向科學教育和衛生福利的轉移。尤其, 房地產投資作為資本的“第二級循環”對城市空間的生產與構成具有重要意義。哈維進一步強調資本主義的城市化過程的實質就是資本的城市化過程。勞動力的剝削是資本家擴大利潤和積累資本的來源、是推動城市化的動力, 但他不主張簡單地將階級沖突視為工廠內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抗爭, 因為實際上資產階級可分為金融投資者 (金融資本) 、市場和商業所有者 (商業資本) 以及工廠所有者 (工業資本) ;而工人可以分為工廠工人、白領銷售人員和金融專業人員等。他們之間涉及居住場所或曰城市空間的斗爭, 每個利益集團都對城市發展和居住空間具有不同的要求, 利益沖突無可避免。各方為了自己的利益參與涉及人為環境的創造、管理和利用的不同領域的斗爭。因此, 城市的發展過程就是各階級之間不斷圍繞空間的安排進行討價還價乃至沖突的過程, 空間的占有、利用、支配、控制和創造成為階級之間協商、對立、抗爭的重要議題。要改變社會的任何規劃就必須把握空間概念和實踐之改變這一復雜問題。[20]

      卡斯泰爾認為空間形式乃是人類根據一定的生產方式和發展方式所再生產的, 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和執行了支配階級的利益。他甚至直接將城市定義為再生產權力關系的空間單位, 城市空間實踐著國家權力關系。在空間的設置過程中, 追求資本積累的資產階級與要求提高集體消費水平的工人階級存在劇烈的利益沖突, 因為城市計劃和城市政策可能更符合統治階級利益, 但并不必然符合廣大城市居民和貧困階層的利益。為了爭取符合自己利益的城市發展與城市規劃, 居民自發組織起來對政府或資產階級的城市規劃進行抵抗, 從而引起更廣泛的城市社會運動以奪取城市空間。這樣, 空間就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被剝削階層、被壓迫居民和被虐待的婦女的抗爭烙印。卡斯泰爾尤其強調城市社會運動是都市空間轉化的作用者, 是都市變遷的最高層次。[23]卡氏的論斷實質上明確了都市空間的階級性。

      戈特德納的社會空間視角不僅關注促進城市發展的需求因素而且重視供給因素。其中, 房地產業和政府的干預是極為關鍵的供給因素, 這兩者都與資本的流動密切關聯。而對房地產的重視則呼應了哈維對資本二次流動的闡述, 資本進入房地產業重構了城市空間。然而房地產業在迅猛拓展城市空間的同時引發各類社會矛盾, 比如征收土地、舊城改造。為了解決如此矛盾, 資本家就必要借助政府的力量, 政府的舊城區改造補貼、城市規劃的制訂和居民區的拆遷就成為經濟利益主體要將政府干預帶入其中作為平息爭端、實施城市規劃的重要手段, 從而保證資本運營和空間生產以獲取利潤。利益受到威脅的居民則希望向政府施加壓力以保證其基本權益, 城市空間生產的取向正是在這一沖突過程確立。[24]可見, 政府在城市空間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即調節因爭奪空間而出現的沖突。

      由此, 我們不難看出在新城市社會學的視野中, 階級之間的沖突和抗爭影響城市空間的構成, 階級斗爭在一定程度上圍繞城市空間展開且與資本的流通交織在一起, 資本的循環重構了城市的空間結構, 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空間的設置和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這就是空間、資本和階級之間的復雜關系, 它在一定程度上凸現城市空間的社會性或城市社會的空間性。

      四、結語

      新城市社會學從馬克思那里獲得靈感之后重新以階級和資本的視角去構建空間概念并透過空間、資本和階級的交織來理解都市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城市社會學擺脫理論困境, 更從另一層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 所以新城市社會學也許在某種意義上可被稱為“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值得注意的是, 新城市社會學對空間議題的關注也為城市社會運動提供了理論準備。因為, “一個具體的城市空間問題框架———已融入城市社會活動的動力———既出于理論方面的考慮又是為了激進的社會行動被提到了議事日程的”。[25](P143)

      新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對于理解中國的都市現象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正如我們所見到的, 現有的城市研究由于缺乏很好的理論架構而無法深入解讀城市生活中正在經歷的諸多變化, 城市的空間形態、階層的空間分化、資本的空間聚集都見于城市發展進程之中, 如果不能將這些現象整合于都市研究的視野之中, 我們就很難把握城市發展的動態脈絡, 這樣的社會學解釋當然缺乏解釋力、毫無想象力可言。以空間為主導的新城市社會學理論可以豐富我們對城市的闡釋和體認, 有助于我們直面城市浮現的議題:城市空間以何種形式重構或延續?誰以何種形式占有如此空間?誰被排斥在這樣的空間之外?如此空間對于城市的意義是什么?資本 (包括房地產) 和政府于其中的作用是什么?這其間又隱含著何種利益沖突?城市空間形構階層區分抑或階層分化區隔了不同的社會空間?有理由相信, 新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為我們理解中國城市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一個動態而全面的城市圖景有可能由此栩栩而生地呈現出來。相信新城市社會學對于城市規劃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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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雪松.新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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