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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城市社會學到新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

    時間:2018-10-20 來源: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作者:黃時進 本文字數:13035字

      摘要:空間一直是城市社會學研究的核心領域。當下大數據的廣泛社會應用正在改變著社會諸多方面。對于城市空間的轉向, 大數據通過促進時空壓縮和時空擴展, 來實現再建構。其具體實踐在于:通過整合產業和場景經濟對空間生產再建構;引發新的商業模式及資本變遷對資本空間化再建構;通過促進知識和權力的開放與流動對空間流動再建構;通過促進城市隱喻的演變與競爭對空間隱喻的再建構。大數據對城市空間的再建構本質上是技術進步對人與社會關系重塑, 在反思現代性和從空間維度解釋社會之間需要保持必要的張力。

      關鍵詞:大數據; 空間轉向; 新城市社會學; 建構;

      Abstract:Space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of the research of urban sociology, and the widespread social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s changing many aspects of society.For the change of urban space, big data can be rebuilt by promoting space-time compression and space-time expansion.The concrete practice is:reconstruc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the scene economy to space production, create a new business model and capital vicissitude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apital space, reconstruct the space flow by promoting the opening and flow of knowledge and power, and rebuild the spatial metaphor by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and competition of urban metaphor.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big data to urban space is essentially the remol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society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I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 necessary tension between the reflection of modernit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iety from the spatial dimension.

      Keyword:big data; spatial turn; new urban sociology; construction;

      關注“空間”的社會學理論濫觴于19世紀末期滕尼斯、涂爾干、齊美爾、韋伯等對城市的研究。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羅伯特·帕克 (1864-1944) 以《建議對城市環境中的人類行為進行調查》為城市社會學的誕生以及研究“空間”奠定基礎。他的學生沃思 (1897—1952) 對城市實證研究的探索構建了系統的、獨立的城市社會學理論。至20世紀70年代, 空間政治經濟學派、結構馬克思主義學派、新韋伯主義流派的鵲起, 標志著“新城市社會學”這一新研究范式的形成。此時期以降, “空間”已經成為西方主流社會學的核心問題和核心概念。[1]

      21世紀的當下, 大數據正以難以想象的速度改變著產業生態、公共行政、商業模式、生活方式等社會諸多方面。大數據時代的到來重構了人類對于世界認知與理解的方式, [2]并開啟了數據時代的大門。伴隨著研究范式的轉向, 大數據被廣泛應用于遠程感應、天氣預報、金融市場以及計算機技術、因特網運用等眾多領域之中。現代城市作為空間的主要載體, 其形成、形態和變化都受社會實踐的影響, “空間是共享時間的社會實踐的物質支持”[3]505。本文試圖以“STS (科技與社會) ”為分析視角, 探討大數據是如何重新建構城市“空間”的。即在大數據時代, 新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何以可能?如何可能?以及大數據重塑空間后將對未來產生什么影響?
     

    城市社會學

     

      一、聚焦空間:從城市社會學到新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

      (一) 城市社會學對“空間”研究的溯源與演化

      18世紀60年代發源于英格蘭中部地區的工業革命, 很快傳播到英國各地和整個歐洲大陸, 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 同時也促進了歐洲城市的大發展, 引起了學者們特別是社會學者對城市的關注。早期城市社會學因此被逐漸建構。“空間”作為城市研究的重要維度, 開始被社會學家們重視。滕尼斯、涂爾干、齊美爾、韋伯等學者從不同的層面圍繞“空間”這一議題提出了先導性理論解釋。在滕尼斯看來, 城市的“空間”類似一種機械的組合。涂爾干則認為通過復雜的社會分工建立的人與人之間的有機聯系構建了城市“空間”, “空間本沒有左右、上下、南北之分……它們起源于社會”[4]12。齊美爾認為貨幣經濟主宰了城市空間, “在金錢交易里, 人人等價, 不是因為人人都有價值而是因為除了金錢外誰都沒有價值”[5]115。韋伯運用理想類型的構建來研究西方城市與東方城市的差異。[6]21在他看來, 東西方城市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差異直接影響各自城市“空間”的形成與特征。1以上這些早期城市社會學研究的先驅們, 以各自的理論視角研究城市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對城市居民的影響, 在此基礎上探索“空間”的特質。這些開創性的工作為城市社會學研究“空間”奠定了基礎。

      芝加哥學派一方面繼承了早期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傳統, 一方面在實用主義哲學思潮影響下開展了一系列實證研究, 構建了現代意義上的城市社會學對城市“空間”的研究。帕克將研究自然界的生態學理論引入城市“空間”研究中, 以生態學的概念和方法來分析人類社區, 認為城市是人類如同動植物適應環境的產物, 人類通過相互依存與競爭建構了城市的“空間”。[7]65伯吉斯注意到城市空間發展產生了不同的功能性分區, 進而創立的同心圓模型, 從而構建出放射狀的城市“空間”。路易斯·沃思用城市性 (Urbanism) 來描述城市特有的生活方式, 即人品數量多、人口密度高和人口異質性這三個城市性的基本特質建構了城市的“空間”。

      (二) 新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

      20世紀70年代, 新城市社會學崛起。相對于傳統城市社會學專注研究城市的“內部問題”即現代城市形成過程和主要特征, 新城市社會學的學者們聚焦于引發城市變革的“外部力量”。城市空間被納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用及社會交往過程中。“空間, 它看起來同質, 看起來完全像我們所查明的那樣是客觀形式, 但它卻是社會的產物”[8]。從空間政治經濟學派、結構馬克思主義學派到新韋伯主義流派, 在新城市社會學的代表作中, 可以發現其中凸現出一個核心概念———空間。這一概念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述為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9]列菲弗爾深受馬克思《資本論》的影響, 提出通過實現“城市的權利”和“差異的權利”, 來實現“日常生活”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賦予新型社會空間實踐以合法性。[10]在他看來, 空間并非靜止的“容器”, 而是作為生產的方式, 同時也是控制的手段和操縱權力的工具。[11]32現代城市空間服從資本的邏輯。[12]312大衛·哈維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列菲弗爾理論的影響下, 提出資本對于城市空間的控制, 主要通過空間流動與時空壓縮。但資本始終控制著空間流動而決定了空間的不平等。卡斯泰爾在阿爾都塞結構理論的影響下, 對列菲弗爾的空間研究理論進行批判, 認為其城市空間研究缺乏真實研究對象, 即資本主義生產及其過程可以影響城市形成過程以及城市形態, 但并不能完全決定城市空間結構。城市空間是社會結構的表現, “集體消費”應成為城市空間研究的重要內容。新韋伯主義學派繼承了韋伯的科層制、市場情境 (Market situation) 理論, 認為城市空間屬于城市稀缺資源, 由市場競爭機制和科層制主導分配。在雷克斯 (Rex) 和默爾 (Moore) 提出“住房階級”理論后, 帕爾 (Pearl) 提出了城市經理人理論。城市經理人作為能控制或者影響城市人口生存機會的資源配置的關鍵人物, 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城市資源分布的空間性。

      新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具有重要意義。空間想象力的引入為人們重新思考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提供了新的切入點, 空間性成為洞察人類社會的重要緯度。[9]特別是“空間轉向”對于資本及其現代性給人類造成的困境進行了一定的反思, 深化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異化的理論探討。“空間轉向”是建構在新城市社會學的學者們基于對20世紀70-80年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社會關系的考察基礎上的,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科技的進步, 必然被賦予新的理念和內容。

      二、時空變遷:大數據促進的時空壓縮與時空擴展

      進入21世紀以來, 隨著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飛速發展, 人類社會邁入數字信息時代。2016年12月12日, 美國計算社區聯盟 (Computing Community Consortium) 發布題為《Arch2030:展望未來15年的計算機架構研究》的報告, 提出“云計算模式為跨層的架構創新提供了強大的抽象”, 而云計算的重要技術支撐就是大數據的發展。作為最早提出大數據概念的機構, 美國計算社區聯盟在白皮書《大數據計算:在商務、科學和社會領域創建革命性突破》中提出大數據真正重要的是新用途和新見解, 而非數據本身。何謂大數據?大數據就是指超出了我們常規的處理能力, 必須引入新的科學工具和技術手段才能夠進行處理的數據集合。[13]15-16大數據所具有的“4V”特征, 即數據量大 (Volume) 、類型繁多 (Variety) 、價值密度低和速度快 (Value) 、時效高 (Velocity) , 正從時空壓縮和時空擴展兩個不同維度, 促進城市“空間轉向”變遷及縱深發展。

      (一) 大數據促進時空壓縮

      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 當代世界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各個方面的時空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對此, 哈維用“時空壓縮”的概念進行了論述:“時空壓縮”這個詞語標志著那些把空間和時間的客觀品質革命化了, 以至于我們被迫、有時是用相當激進的方式來改變我們將世界呈現給自己的各種過程。而大數據正從客觀現象與主觀感受辯證統一中, 促進著時空壓縮。[14]240

      一方面, 作為客觀現象, 大數據促進了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變化的加速與集中, 重組了各個領域的戰略資源。在政治方面, 國家擁有的數據規模及運用的能力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大數據的建設與運用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大數據迅速而廣泛地運用在頂層設計、國家治理和公共管理等諸多領域。在經濟方面, 大數據驅動的電子商務、物聯網以及各產業的互聯網+轉型升級, 正加快推進差異化產品或服務的供給、精準營銷和新市場的開創, 占據云計算與大數據競爭優勢的互聯網企業正迅速崛起, 形成新的商業巨頭。以中國為例, 無論是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還是偏遠中西部山區的網購客戶, 大部分都集中在淘寶天貓京東等門戶購物網站選購商品。在文化和社會生活方面, 大數據助力社交網絡的興起, 以Facebook、Twitter、微博和微信為代表的網絡交流平臺, 跨越了國界、民族、性別、年齡等差異, 集聚了以億級為單位的交流人群。在中國, 微信以群的方式集聚了以辦公、商務、學術為目的的公共領域交流群體以及友情、親情的私人領域交流人群。

      另一方面, 時空加速和集中給人們心里體驗帶來矛盾、沖突以及引發焦慮。特別是在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 歷史與傳統文化的厚重及超強的綿延能力, 大數據所促發的個人及群體社會身份和境遇的急劇變化, 更加深人們對于時間交疊與空間壓縮的體驗;同時大數據使得個人空間及個人隱私被侵犯的危險性增大,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們思想觀念中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

      (二) 大數據促進的時空擴展

      當代社會的時空壓縮隨著大數據的促進, 廣泛發生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等各種層面, 也反映在人們的心理結構中。同時, “時空擴展也是當代社會時空變化的重要維度, 并且是與時空壓縮同時開展的重要方面”[15]。大數據以迅猛的速度, 促進著時空擴展在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同時展開。

      一方面, 在大數據的直接或間接推動下, 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變化的節奏在加快, 內容在急速擴展、日益龐雜。政府、企業和個人的活動空間和活動內容得以拓展。政府擁有的如人口普查數據、城市規劃、天氣信息等特定的數據, 為加快和擴展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項目及內容提供了支持。企業則可以借助大數據幫助產業升級創造更高利潤, 為社會提供新的就業途徑, 創造新的職業, 從時間和空間維度擴展了社會流動。對于個人而言, 大數據增進社會交流, 提供人性化服務, 支持個人作出更好地選擇。

      另一方面, 大數據所帶來的不斷變化的海量信息, 持續沖擊著人們的時空體驗和心理狀態, 不同程度地擴展著人們的視野范圍, 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 加快了人口流動的速度, 拓寬了人口流動的空間范圍。人們的時空觀也得到不斷拓展。

      總體而言, 大數據所促進的時空壓縮和時空擴展, 決定了當前社會廣泛而復雜的空間分化、空間重組、空間對立、空間沖突。空間現象呈現異質化、多樣性的顯著特征。

      三、重塑空間:大數據對新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再建構

      2016年12月,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ion, MGI) 發表了一份名為《分析的時代:在大數據的世界競爭》 (The Age of Analytics:Competing in a Data-Driven World) 的報告。該報告指出近年來數據量成指數型增長, 發展出更復雜的算法, 計算機的儲存能力也得到提升。這些趨勢伴隨著技術日新月異的變化, 商業模式也受到顛覆式影響。大數據已經滲透到當今每一個行業和業務職能領域, 成為重要的生產因素;同時, 大數據直接服務于城市的建設與管理, 智慧城市2建設方興未艾。快速發展的大數據已成為建設智慧城市所必需的核心資源。大數據促進傳統產業升級和新興業態涌現, 并支持當前智慧城市建設的各個核心領域, 為社會生產、社會互動與社會交往提供了新的可能, 進而重構城市空間。大數據至少在以下幾個維度對新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再建構。

      (一) 對空間生產的再建構:大數據整合產業和場景經濟

      隨著大數據技術的不斷演進和應用持續深化, 以數據為核心的大數據產業生態正在加速構建。從實踐情況看, 大數據產業生態中主要包括大數據解決方案提供商、大數據處理服務提供商、數據資源提供商、大數據平臺提供商等, 分別向大數據的應用者提供大數據服務、解決方案、數據資源和平臺服務。[16]通過大數據、云計算的技術和商業模式, 帶動現代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文化創意等相關產業和經濟發展, 并在眾多行業構建新的應用場景和服務模式, 創新盈利模式, 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基于大數據的服務, 傳統產業有效地提升信息化能力且通過與大數據的深度融合, 在商業智能方面, 研究、利用消費者在網上的行為, 可以隨時隨地精準定位企業用戶群的真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同時, 大數據不僅是傳統產業升級的助推器, 也是孕育新興產業的催化劑。未來大數據將與制造業、文化創意等傳統產業深度融合, 進而衍生出材料數據服務業、醫藥數據服務業、生物數據服務業等一系列戰略性新興產業。據此, 大數據在當前和可預見的未來中, 將成為與生產資料、生產工具和勞動力同樣重要的生產要素, 進而影響社會關系而重構空間生產。

      首先, 從宏觀方面, 大數據從技術層面所建構的生產空間, 一定程度上呈現統一的、相關的、連續的特征。這是因為, 一方面大數據產業本身具有較長的產業鏈, 這條產業鏈上相關產品的生產可以分解為很多獨立的新行業;另一方面大數據產業涉及面廣, 有著高度的產業前后向關聯度, [16]可以同社會生產各個行業的經濟活動緊密結合, 具有極強的擴散性和滲透性, 由此提升全社會所有經濟主體的運行效率, 這將有效化解傳統產業生產給城市空間帶來的中心與外圍的分化和矛盾, 而這種分化與矛盾造成了城市的分割和分散。同時隨著大數據與文化創意等產業的深度融合, 將逐漸恢復市中心作為文化中心與學習中心的功能, 并實現與已經形成的決策機構與商業機構的中心有機融合。這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普通市民的就業將逐步實現城市中心與城市外圍均衡分布, 并逐漸改變傳統空間組織的分布造成的人口的分散與分割。

      其次, 從中觀層面, 大數據與產業、場景相融合, 促進產業生態鏈形成規模, 并發揮積極外溢效應來惠及貧困人口, 實現包容性增長, 從而引發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嬗變。城市空間將不再只是廣泛沖突的地域, 也可以發展為廣泛合作和交融的地域。包容性增長這一新理念由亞洲開發銀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 是指追求機會平等倡導和諧共贏的增長。其核心理念就是公平發展, 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成果, 具有可衡量的標準和更多的無形因素, 涉及平等與公平的問題。具體而言指的是發展企業不僅僅只追求利潤和經濟增長, 更希望減少失業風險, 照顧最弱勢群體, 提供社會安全網絡, 盡最大努力地讓經濟發展成果為所有普通民眾共享, 全體人民受益。大數據為包容性增長提供了可以實現的技術路徑, 例如電子商務生態鏈的構建, 政府及全社會鼓勵電子商務運營商開發更多有利于減少貧困的業務。[17]

      最后, 從微觀層面, 大數據在商業智能方面的深入運用, 通過收集、儲存、分析大數據, 精準定位消費者的真實需求和潛在需求, 并精準提供相應的服務, 從消費層面逐漸幫助居民實現按自己的方式來進行日常生活, 避免城市空間的同質化與重復化。同時大數據支持智慧城市建設, 在公共服務便捷化方面, 在教育文化、醫療衛生、計劃生育、勞動就業、社會保障、住房保障、環境保護、交通出行、防災減災、檢驗檢測等公共服務領域, 還有在城市管理精細化、生活環境宜居化、基礎設施智能化和網絡安全長效化方面, 為居民生活提供幫助, 將逐步改變人們的生活由于現代化同一性資本的帶動下而缺乏差異性的弊端。多元化、個性化將成為凸顯人們生活“差異的權力”的特征, 進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構生態社群。

      (二) 對資本空間化再建構:大數據引發新的商業模式及資本變遷

      大數據并沒有改變從資本主義誕生以來所產生的基本邏輯, 即資本通過決定空間的組織而得以實現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再生產。列菲弗爾所考察的20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資本家所占有和使用的資本等同于資產, 也叫生產資料, 例如土地、工廠、設備、商鋪等, 并且這種生產資料不具有可復制性, 而沒有資本的工人只有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生存。因此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就是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列菲弗爾在馬克思理論的基礎上, 認為資本主義通過將資本邏輯注入空間, 而實現將城市空間轉化為資本權力的空間, 其理論觀點在21世紀的當下仍然存在合理性。正如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 (Thomas Piketty) 在《21世紀資本論》中所論證的:“私人資本的收益率r可以在長期顯著高于收入和產出增長率g。不等式r>g意味著過去的財富積累比產出和工資增長得要快。這個不等式表達了一個基本的邏輯矛盾。企業家不可避免地漸漸變為食利者, 越來越強勢地支配那些除了勞動能力以外一無所有的人。”[18]589-590資本所控制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通過空間得以生產, 特定社會的形式所決定空間的格局并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

      但大數據作為促進共享經濟等新的商業模式產生及發展的核心技術之一, 間接地引發資本變遷, 從而實現資本空間化再建構。以共享經濟為例, “共享經濟借助網絡等第三方平臺, 將供給方閑置資源使用權暫時性轉移, 實現生產要素的社會化, 通過提高存量資產的使用效率為需求方創造價值, 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19]。共享經濟涉及到供給方、需求方、共享經濟平臺等參與主體。參與主體都需要應用大數據算法, 通過大數據平臺, 進行精準匹配與聯結, 從而實現供給端與需求端互助互利。共享經濟作為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支持的“新經濟”“新商業”形態, 其發展時間不長, 但發展速度和規模很快。2018年2月, 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中國互聯網協會分享經濟工作委員會在京聯合發布《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 (2018) 》, 2017年我國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49 205億元, 比上年增長47.2%。而據普華永道預測2025年市場規模可達3350億美元, 每年復合增長率高達36%。2015年2月的美國《時代》周刊描繪了共享經濟模式下繁榮的商業景象:Uber公司在短短5年內就成長為世界TOP150家公司之一, 超過了著名的聯邦快遞公司, 市值高達412億美元;而Airbnb公司的市值已超過130億美元, 接近希爾頓國際公司市值50%, 每天有42.5萬人通過Airbnb實現住宿需求。中國也涌現出滴滴打車、摩拜、OFO共享自行車等共享經濟典型。[20]

      就Uber公司而言, Uber公司通過LBS定位技術、大數據挖掘和云計算, 將平臺上需要用車的乘客和距離最近的司機進行匹配, 通過線上線下資源整合進行盈利。值得注意的是, Uber并不擁有車輛資源等固定資產, 而是提供共享平臺給閑置車輛資源的所有者, 即Uber不需要資本購置汽車作為生產資料, 只需要提供共享平臺將閑置車輛資源作為“復制的資本”。在共享經濟時代, 各種APP在大數據挖掘和算法的幫助下, 能通過時間、地點、技能的匹配將物品的使用權分配到最需要它的地方, 使資源利用率最大化, 進而構建出不同的城市次級空間。這些次級空間組合形成新的城市空間結構。從這個維度分析, 大數據所支持的共享經濟等新的商業模式下, 通過以租代買、以用代買的形式解決了資源的不可復制性, 在一定程度上讓資本具有可復制性, 并且往往帶有公共服務的色彩, 從而間接地引發資本循環在城市空間的行程上發生變遷, 實現資本空間化再建構。

      (三) 對空間流動的再建構:大數據促進知識和權力的開放與流動

      社會的運行需要空間中能量、知識 (信息) 、資源與權力的流動, 而掌控社會的政治經濟權力同時也通過主導社會運行來控制空間流動。哈耶克認為:“社會總體知識分散存在于每個個體之中, 每個人掌握的知識都只是知識體系中的一部分, 勞動分工使個人的知識更加專業化, 導致知識分立。”[21]48在現代社會中, 知識大量繁榮促使知識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 進而為權力提供合法性基礎及技術工具的支持。對于作為個體的認知主體而言, 擁有知識的程度與其擁有空間話語權的程度在一定維度上呈現正相關。而作為控制空間流動的社會權力主體, 對社會總體知識擁有不容置疑的支配權。當然, 從微觀視角而言權力是多形態的, 且權力與知識相互蘊含。如福柯所言:“我認為通過這些概念 (空間概念) , 我確實找到了我追尋的東西:權力與知識之間的關系。一旦知識能夠用地區、領域、移植、移位、換位這樣的術語來描述, 我們就能夠把握知識作為權力的一種形式和播撒權力的效應的過程。存在著對知識的管理、知識的政治、權力的關系, 它們是穿越知識的途徑, 當人們對它們進行再現的時候, 能夠指引人們通過區域、地區和領土這樣的概念來思考支配的方式。”[22]212在相互交錯的復雜網絡中, 權力與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耦合, 并進而實現對空間流動的建構。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 數據作為信息與知識的重要來源, 在全球網絡化技術普及的基礎上, 其不可逆轉的未來趨勢是:“一旦數據開放, 就意味著信息和每一個公民之間距離是平等的, 中間沒有層級的過濾。即數據的開放和流動, 代表著知識的開放和流動, 代表著權力的開放和流動。”[23]313大數據主要從三個層面促進知識和權力的開放與流動, 從而實現對空間流動的再建構。首先, 普通民眾就個體而言, 在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的前提下, 每人都能通過互聯網搜尋自己需要的數據, 積累、記錄、采集、儲存個人需要的一切大數據信息, 同時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 在確保隱私不受侵犯的法律和條例保障下, 經過本人親自授權, 將自己本人的相關信息轉化為有價值的數據, 被第三方采集并實現快速處理, 從而讓自己獲得個性化的數據服務。在數據密集及雙向、多向頻繁流動中, 民眾的知識得以及時更新, 在潛移默化中個體的獨立思考和邏輯判斷能力得以提升, 為更有效地參與公共管理及政府決策奠定了基礎。其次, 就企業和社會組織而言, 隨著公共數據庫的開放, 每個企業和社會組織可以用最低甚至是零成本獲取天氣數據、礦產水利資源、地圖地理信息、旅游資源等自然資源數據, 各類統計數據、制造業指數、城市商業指數等商業資源數據, 道路、交通、樓盤、公廁等生活環境數據。這意味著企業和社會組織可以不需要再耗費成本去政府諸多相關部門去搜集, 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企業、社會組織和政府部門之間權力“尋租”的可能。最后, 就政府層面而言, 信息資源是重要的行政資源, 大數據應用的時代要求將促使政府從數據的壟斷者向服務者轉變。同時通過政府數據信息共建、共享、共用的網站群體系建設, 民間機構將能有效地協助政府處理公共事務, 共同分擔社會治理風險, 促進政府機關提高效率。大數據將有力地推進政府主導、多主體廣泛參與共建和面向全社會互動共享的社會治理模式的探索與改革。而且隨著大數據的廣泛應用和深層滲透, “必將引起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的變革, 個人將獲得更大解放與自由, 國家權力將更加分散與開放。這種論斷在西方現實政治中已經得到回應”[24]。美國聯邦政府推出的Data.gov, 其創辦的大數據開放平臺, 主要目標是開放美國聯邦政府的數據, 有效地提高公眾對聯邦政府各部門相關數據資料的收集與利用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信息民主化建設, 并促進政府效能的提高。

      (四) 對空間隱喻的再建構:大數據促進城市隱喻的演變與競爭

      當代城市中摩天大樓、立交橋和天際線等構成了光怪陸離的外在空間, 讓人的主觀體驗越來越難以捉摸。城市體驗中的感官剝奪 (sen-sory deprivation) 促使了空間隱喻的建構, 即在經驗領域中, 以我們熟悉的圖式和形象, 來描繪我們不熟悉的乃至無以名狀的現象。近現代城市誕生以來, “失效的機器”或者“有病的肌體”成為主流的城市隱喻。城市作為機器, 意味著以機器模型的固定格式來指導都市規劃。“機器作為一種隱喻, 往往意味著秩序、紀律和效率”[25]。福柯借用邊沁 (Jeremy Bentham) 的“圓型監獄” (panopticon) 概念, 來隱喻空間是權力得以實施的場所。列菲弗爾用“爆炸”來隱喻城市空間的矛盾過程和控制都市現象的行政架構, “爆炸同工業化過程、城市化發展的過程有關……城市化對于工業化有重要意義……在高度發達的國家, 空間的短缺尤其表現在大城市中的擁擠”[26]81。

      大數據的獲取、分析、挖掘和使用使城市隱喻以一種全新的形式得以展示, 促進其演變與競爭。首先, 機器一詞已經不能充分表達當前信息及網絡技術對城市空間重組的影響。“生態都市”即“可持續的城市” (the sustainable city) 和“人本都市”這兩種競爭性的隱喻正方興未艾。“技術都市” (The technopolis) 、“在線城市” (the wired city) 等隱喻概念紛紛涌現。前者強調在尊重歷史與傳統的基礎上, 進行科學規劃, 通過增加綠色植被面積等手段, 實現城市建設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后者以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對城市滿意度作為衡量城市建設的核心標準。在大數據的支持下, 智慧城市成為當下最有代表性的城市隱喻。其次, 大數據催生出“社會之鏡”。包括社會學家在內的科學共同體, 通過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不斷產生和累積的大數據進行總體上的透視與洞察, 為理解社會的運行提供了一種全新透鏡———大數據透鏡或“社會之鏡”, “它可以幫助人們洞察社會的細微之處, 使關于人類行為的研究煥然一新, 其作用可與歷史上徹底拓展了自然科學視野的光學透鏡媲美”[27]。“社會之鏡”通過量化的數據、計算程序和智能算法洞察人的特征、分析人的行為、預見人的傾向, 重構和顛覆了以嚴苛和專制的規則規訓囚犯的邊沁式“圓形監獄”隱喻。最后, 交通堵塞、環境污染、住房緊張、安全弱化、貧富懸殊等大城市通病, 用列菲弗爾的“爆炸”隱喻固然適宜, 然而, 大數據所支持的“智慧城市”更是解決問題的有效路徑。同時大數據所支持的電子商務通過消費等“滿足”人的意愿和欲望的活動來重新建構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

      四、總結與反思:大數據重塑空間的挑戰與未來

      大數據重塑空間是科技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它一方面促進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加速發展, 人們生活質量的提升, 交往活動的便捷;另一方面, 大數據重塑空間, 也帶來了不確定性和難以駕馭的社會風險, 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挑戰和潛在后果。

      首先, 從客觀現象而言, 大數據促進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急劇變化, 從國際范圍而言, 擁有技術優勢的發達國家, 主導全球化和利益分割, 以其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后現代模式, 是否可能摧毀欠發達國家的地方性、民族性的時空觀, 損害欠發達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傳的持續性呢?在地理空間不變的表象背后, 發達國家實際上通過大數據的技術優勢, 重塑了欠發達國家的發展空間, 是否會造成其在確保自身科技經濟優勢的同時, 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欠發達國家實現各個領域升級及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呢?從一個國家或者地區范圍而言, 掌控大數據資源的群體或者個人, 在生活存量、生活空間和活動內容方面, 是否比未掌握大數據的群體或者個人, 占據不可逆轉的優勢, 造成貧富差距的拉大, 從而影響正常的社會流動和代際流動, 固化社會分層呢?掌控大數據資源的優勢是否會進一步重構空間的構成及質量, 進而成為構建社會分層的關鍵因素呢?

      其次, 從主觀體驗而言, 在大數據所帶來的海量信息無時無刻地持續沖擊下, 人們的時空觀的特殊性和差異性會在一定程度被放大;人們對現實社會的認識和理解的分歧會加大, 對社會變遷中頻發的社會矛盾, 很難形成共識, 甚至會產生尖銳的對立。這是否會加大社會的“碎片化”, 割裂并損害社會交往的公共領域呢?而從個人而言, 通過智能手機等移動終端, 面對海量的大數據, 我們是否在日常生活中交織著對數據的“依賴”和對數據控制生活的“抗爭”, 從而造成個人日常習慣的異化?

      對于以上的挑戰, 我們認為, 大數據對城市空間的再建構, 本質上是技術進步對人與社會關系重塑, 在反思現代性和從空間維度解釋社會之間需要保持必要的張力;同時, 大數據構建的城市空間的合理性在于其在探索前進中, 通過對自我狀況的觀測和自我調節, 將能動性構建的視角放大到社會和組織。其不合理性在于對總體上的因果控制不足, 這需要大數據相關性的智能化調節的實時彌補。人類需要大數據所代表的高科技進行重構的城市空間。空間與空間內的人, 固然會存在傳統空間緊張和競爭所帶來的對立, 但作為“現實中的個人”, 其主體的能動性在大數據的發展幫助下得以提升, 也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數據化的反饋體系, 參與作為復雜系統的社會實現智能化的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 大數據重塑的空間未來是光明的。

      參考文獻
      [1]鄭震.空間:一個社會學的概念[J].社會學研究, 2010 (5) :167-191.
      [2]文軍, 吳曉凱.找回失去的傳統:“大數據”研究范式的反思與重構[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8 (1) :63-71.
      [3]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M].夏鑄九, 王志弘, 等譯.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4]愛彌爾·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東, 汲喆, 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5]格奧爾·格齊美.貨幣哲學[M].朱桂琴, 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2009.
      [6]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M].洪天富, 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7.
      [7]帕克.城市社會學[M].宋俊嶺, 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1987.
      [8]Enzo Mingione.Urban Sociology Beyond the Theoretical Debate of the Sevent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6 (11) :201-209.
      [9]何雪松.新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 2007 (1) :1-5.
      [10]吳寧.列斐伏爾的城市空間社會學理論及其中國意義[J].社會, 2008 (2) :112-127.
      [11]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London:Blackwell Ltd, 1991.
      [12]Harvey, David.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M].Oxford UK: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1973.
      [13]J.Hurwitz, etc.Big Data[M].New Jersey:John Wiley&Sons, Inc.2013.
      [14]大衛·哈維.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起源的探究[M].閻嘉,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3.
      [15]劉少杰.網絡社會的時空擴展、時空矛盾與社會治理[J].社會科學戰線, 2016 (11) :197-203.
      [16]曾宇.大數據與區域經濟發展[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 2015 (4) :74-80.
      [17]葛笑如, 孫亞忠.包容性增長的正義鏡像與中國實踐[J].社會主義研究, 2011 (1) :55-60.
      [18]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M].巴曙松, 陳劍, 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19]鄭志來.共享經濟的成因、內涵與商業模式研究[J].現代經濟探討, 2016 (3) :32-36.
      [20]劉根榮.共享經濟:傳統經濟模式的顛覆者[J].經濟學家, 2017 (5) :97-104.
      [21]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M].賈湛, 等譯.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1991.
      [22]包亞明.福柯訪談錄:權力的眼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3]徐子沛.大數據[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2.
      [24]田根勝.大數據時代的城市文化發展展望[J].探索與爭鳴, 2012 (12) :28-30.
      [25]成伯清.城市隱喻與發展策略[J].學海, 2011 (5) :5-11.
      [26]Lefebvre, Henri.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M].London:The Penguin Press.1971.
      [27]段偉文.大數據與社會實在的三維構建[J].理論探索, 2016 (6) :26-32.

      注釋
      1 韋伯對資本主義現象區分為政治資本主義與經濟資本主義、古代資本主義與現代資本主義。在韋伯看來, 是否能理性化地組織經濟生活是現代資本主義區別與古代資本主義的核心要素。
      2 智慧城市是運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空間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術, 促進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和服務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經國務院同意, 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住建部、交通部八部委于2014年8月27日印發《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 (發改高技[2014]1770號) , 提出到2020年, 建成一批特色鮮明的智慧城市, 聚集和輻射帶動作用大幅增強, 綜合競爭優勢明顯提高,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務、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網絡安全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術支撐、知識社會下一代創新 (創新2.0) 環境下的城市形態。

      黃時進.重塑空間:大數據對新城市社會學的空間轉向再建構[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46(04):9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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