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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析都市個體間距離描述:文學語言的城市社會學

    時間:2018-08-21 來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作者:耿瀟 本文字數:8508字

      摘要:齊美爾在其城市社會學中提出對“距離”這一關鍵詞的看法, 認為“距離”不僅成為現代都市的“情感特征”, 也成為一種重要的生存策略。無獨有偶, 當代英國著名小說家伊恩·麥克尤恩在其代表作《星期六》中以成功的中年外科醫生貝羅安在“星期六”這一天的生活軌跡為主線, 細膩而深刻地呈現出當代西方城市經驗。本文將齊美爾的城市社會學理論與麥克尤恩《星期六》中的城市書寫相互燭照, 著重探討小說中所反映出的齊美爾關于當代都市背景下個體“距離”交際的城市社會學觀點, 以及“距離”交際帶給城市人獨特的內心體驗, 這正是作家對齊美爾式的城市社會學觀念作出的回應和思考。

      關鍵詞:齊美爾; 城市社會學; 麥克尤恩; 《星期六》; “距離”交際;

      始于18世紀60年代的歐洲工業革命推動了都市化發展和傳統鄉村社會的解組。在此背景下, 大量人口涌向都市, 引發了一系列如城市犯罪增長、生存空間收縮以及人際關系冷漠等社會問題。1903年, 齊美爾發表了被西方社會學界認為是城市研究奠基之作的《都市與精神生活》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 提出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研究城市生活, 特別是大都市日常生活中個體間的距離交往, 并以此開啟了學界對西方都市生活的廣泛討論。

      隨著都市化程度不但加深, 在城市化進程相對較高的國家中, 齊美爾所提及的距離交際亦正在被一些處于都市化進程中的作家們所感知。他關于“金錢理性”和“與人相對的客觀精神”的論述則成為許多當代作家筆下對于城市描述的精妙注解。對于當代英國小說家伊恩·麥克尤恩而言, 他“對現代都市體驗進行了最為前沿的探索, 而倫敦則成為其探索過程中的核心城市”[1]。麥克尤恩對倫敦的探索在代表作《星期六》中表現得尤為淋漓盡致。在小說中, 麥克尤恩以生活在倫敦的一位成功的神經外科醫生貝羅安星期六一天的經歷為主線, 對當代都市成功人士的精神生活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描繪, 并以此對當代都市文化進行深刻的挖掘與診斷, 這無疑使《星期六》成為剖析齊美爾對現代都市精神生活進行體驗的最佳范本, 可以說齊美爾對都市社會精神生活的心理“診斷”與麥克尤恩對當代都市心理現象的挖掘和描述有著眾多的思想共鳴。鑒于此, 本文將齊美爾的城市社會學理論與麥克尤恩的城市書寫相互燭照, 著重探討小說中所反映出的齊美爾關于當代都市背景下個體“距離”交際的城市社會學觀點, 以及“距離”交際帶給城市人獨特的內心體驗, 這正是作家對齊美爾式的城市社會學觀念做出的回應和思考。同時期望能夠引發對當代都市文化建構的深入思考, 對我國的都市文化建設起到一定的啟示作用。

     


     

      一、距離:現代都市的“情感特征”

      齊美爾認為, 城市社會學應該研究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們交往的基本過程、心理特點和行為模式, 特別是人與人之間有意識的互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關系。在當代大都市中, 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最大特點就是距離。在齊美爾看來, 距離是一種心理狀態, 并非一個人與他人保持親密關系的程度或熟悉程度。距離太近, 我們就不能充分享受個人空間以及自由的交往;距離太遠, 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必要基礎則會消失殆盡。總而言之, 距離成為現代都市最顯著的“情感特征”。

      在《貨幣哲學》中, 齊美爾認為貨幣是讓人們之間產生距離的重要原因。當前的貨幣已經日益脫離了它自身的表面價值, 而轉化成一種單純的價值符號, 很多時候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只不過是貨幣經濟的體現。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主要以貨幣為媒介, 是短暫的、匿名的, 不存在感情色彩, 也不需要情感上的付出, 在此過程中常常伴隨的是金錢光芒籠罩下的冷漠與無情。事實上, 在麥克尤恩的早期小說中, 作家就已經注意到人與人之間所散發出的冷漠的金錢關系。在小說《只愛陌生人》中, 主人公科林和瑪麗所在的威尼斯小城的每一個角落都布滿了游客, 在楔形廣場上“密密層層的游客川流不息地涌過陽光明媚的廣場開闊地段, 要么就是呼朋喚友地停下腳步”[2]52-53。只要走出旅館門口, 人潮擁擠的景象就會全然呈現。對于久居在這類旅游城市的居民來說, 他們每天迎接的不過是一批又一批的游客, 與游客產生交集的時候也不過是“以精確的口音說句:游客!”[2]50由于沒有固定的城市居民, 城市的存在演變成一種由來已久的孤獨, 每天都體驗著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文明、不同膚色的游客前來瞻仰繼而離去的一種孤寂感, 社會交往中情感成分和個性化程度不斷降低。不論是物理距離又或者是心理距離, 當代都市人們之間的關系變得日益冷漠, 他們無法交流和溝通, 也沒有情感因素的存在。《星期六》中的主人公貝羅安在穿梭于倫敦的大街小巷時, 感受著櫥窗里琳瑯滿目的商品景觀, 留戀地駐足在街邊林立的商店旁, 甚至不由自主地發出如此感嘆:“這是怎樣的一種繁華啊!氣派的店鋪琳瑯滿目, 專賣包括奶酪﹑絲帶和夏克爾式家具在內的各式商品, 讓人看了猶如天堂一般地祥和……購物比祈禱更能讓人滿足。”[3]103由此可見, 人們對物欲的追求、對金錢的崇拜使得人與人之間僅存的交流變成了赤裸裸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買賣雙方臉上洋溢的笑容, 不知有多少是對著對方, 有多少是向著那金錢的光輝。

      另外, 隨著科技的發展與信息獲取方式的多樣化, 當前都市中人與人之間越來越借助于電腦、電視等媒體設備進行交流, 日益強大的媒介削弱了人與人之間交流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星期六》中, 當貝羅安于凌晨三點五十分在臥室窗前親眼目睹一起墜機事件, 卻懷疑是“是錯覺”, 又或是“主觀印象”。隨后他來到兒子西奧房間準備與他交流這一消息時, “西奧已經拿起了飯桌上的遙控器, 打開了爐灶旁邊的小電視, 之所以放臺電視在這里, 就是為了這種突發性的新聞而準備的”[3]23。在此之后, 父子兩人便再沒有圍繞此事有更多的交流。雖然父子二人對墜機事件都十分關注, 但是同居一個屋檐下的兩人都過于依賴媒體來判斷信息的真實性, 沒有獨立思想而只有公共化思想的都市人之間的交流, 必然演變為公共思想而非真實想法的碰撞, 結果將導致距離特征的產生。

      齊美爾認為, 距離已然成為現代都市社會特有的“情感特征”。對此, 麥克尤恩以文學的語言進行了生動描述。

      第一, 關于“廣場恐怖癥”。在都市中, 廣場“是一個核心, 一個重要地區的焦點和象征”[4], 但齊美爾認為個體會在類似廣場這樣的公共場所過于害怕接近對象, 同時也害怕對象靠近自己從而給自己帶來痛苦, 因此距離是避免痛苦的最好途徑。倫敦費茲洛伊廣場是小說中反復提及的一處市政建筑, 它表面上和平而美麗, 總是牽引著主人公貝羅安的視線, “他看到步行廣場上云母鋪就的小徑熠熠生輝;鴿子的糞便因為日久和寒冷而凝結, 幾乎可以稱之為美麗, 如雪花般飄灑在地面”[3]2。一場夜雨過后, “廣場上的石板路和鵝卵石勾勒的排水溝在白色街燈的照耀下, 閃爍著潔凈的光芒……空曠的廣場顯現出它寬廣而簡潔的建筑線條, 還有那莊嚴的純白格調”[3]201。麥克尤恩看似賦予了廣場這一場所極大的審美色彩, 但來到這里的都市人并不是在真實接觸和交流, 而是上演“各種戲劇性的畫面”[3]48, “廣場的公開為個人的隱私提供了舞臺”[3]48。另外, 廣場也成為貨幣交換、商品買賣的場所, “兩個穿著運動服的印巴裔的年輕人———貝羅安認得他們是在沃倫大街上報亭工作的———此時正在從卡車上往人行道上停的一輛手推車上卸貨。……買主還沒開張, 就已經有人圍著手推車想買東西”[3]48-49。這里可以看到, 由于“廣場恐怖癥”, 廣場并未成為人們展開真正交際的場所, 雖然人們頻繁地穿梭于廣場之中, 但他們僅是為廣場上的舞臺表演和商品買賣所吸引。

      第二, 關于“畏觸癥”。“畏觸癥”, 即害怕過于靠近、接觸的對象, 它既包括對他人的畏觸, 還包含對物的畏觸。這種害怕與他人或者他物發生接觸的心理狀態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 它是人們在現代城市生活壓力下感覺極端扭曲的外在反應, 同時也是一種心理距離的體現。生活在現代城市中的個體一方面希望主動了解和被了解, 但另一方面, 他們又害怕因為了解和接觸而受到傷害, 所以, 現代城市人會選擇用一種冷漠的態度同他人保持距離, 或者進行一種無關緊要、無傷大雅的交流。正如齊美爾所言, 冷漠已經成為“大城市特有的最無可置疑的”精神現象。《星期六》中這種冷漠甚至出現在主人公貝羅安與各個家庭成員之間。貝羅安及其妻子羅莎琳的生活和工作都集中在倫敦都市, 兩人都是白領階層, 每天往返于單位和家庭之間, 生活中沒有任何交流, 連性生活都缺少默契, 巨大的情感距離矗立在他們之間無法逾越。不僅如此, 貝羅安無法與兩個孩子間建立真正的交流, 與母親無法溝通, 與岳父的關系充滿敵意, 情感的麻木與默然正是快節奏、高壓力的倫敦都市生活對都市人造成的負面影響。

      對物的畏觸是“畏觸癥”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在日常生活中, 體現在家庭裝鎖、安裝防盜門和窗簾等方面。小說中, 貝羅安坐落在倫敦富人區的豪宅便是一個例證。先來看看臥室里的窗戶設置, “輕輕地拉開狹長的木制折窗……又拉開第二層百葉窗……然后輕輕地抬起玻璃窗”[3]2。正是一層又一層的窗戶將貝羅安與外面的世界保持了距離。再來看看其住所的層層防御設備, “三只堅固的班漢姆鎖, 兩條和房子同齡的黑鐵的門閂, 一個隱藏在黃銅外殼下的門鏡, 一個電子報警裝置, 一個紅色的緊急呼叫按鈕, 警報器的顯示數字在安靜地閃爍”[3]30。盡管他的家里有非常先進、嚴密的安全防御系統, 卻也明確地傳達出這樣的信息:冷漠無處不在。像貝羅安這樣的精英人士與“套中人”唯一的區別就在于他們是借助高科技的層層保護將自己完全封閉在一個更大、更密封的套子當中。表面上看起來, 似乎在享受當代科技帶來的舒適與美好, 而這種美好的感受完全停留在非人性的狀態, 它不過是對當代都市生活中精細的科技分工的技術反射而已。

      二、工具理性:現代都市人“距離”交際的產生

      齊美爾認為現代性主要表達的是一種心理主義, 即根據我們日常的生活感觸和心理體驗來理解城市社會。在其城市社會學理論中, 齊美爾深刻分析了“距離”交際產生的原因, 都市發展雖然使人們徹底遠離了自然狀態, 但工具理性和膩煩態度等都造成了現代都市人的“距離”交際。《星期六》的故事背景設在倫敦這一繁華的商業貿易區和政治中心, 麥克尤恩借助貝羅安星期六一天的日常經歷, 完美地詮釋了以貝羅安為代表的當代都市人群的現代性都市體驗和人格特征, 以此凸顯了當代都市“距離”交際的發生過程。

      在齊美爾看來, 貨幣經濟的發展及科學技術的進步引發了強大的工具理性, 正是在工具理性化程度不斷加深的背景下, “理智至上”的現代人格特征被孕育出來。麥克尤恩在小說中對現代都市人受制于工具理性而產生的工作機械性予以了生動描述。在“星期六”這樣一個本可以享受悠閑時光的日子, 貝羅安卻仍然按部就班地僵硬地進行時間的規劃:早上與妻子溫情, 上午去打壁球, 下午去看母親, 之后準備全家聚會, 這種被分割的生活斷片和被程式化的時間安排將貝羅安徹底格式化為一臺工作機器, 將這一天變成理性控制的標本。在開車去往打壁球的路上, 他看到都市中通達各方的公路, 便“覺得自己好像領會到了公路設計者的初衷, 就是要建立一個簡單的世界, 人類必須屈從于機械。一個長線的轉變讓他經過一排排鋼筋水泥的寫字樓。現在還不到晚上, 可是早春二月的下午已經燈火通明了。貝羅安看到里面工作的人們穿戴如同建筑的模板一樣筆挺, 個個坐在桌前, 面對著電腦, 仿佛今天不是星期六”[3]128。這段對當代都市星期六日常的描述無疑是都市個體工作機械性的絕妙闡釋。在機械和鋼筋水泥的切割之下, 人類的情感鏈接早已支離破碎, 標準同一化的空間形態強化了對效率的要求, 都市人在不斷機械重復的工作節奏中日益淪為和電腦一樣被格式化和客體化的機械零件。“在效率和功能至上的城市中, 僵硬而明快的空間是決定性的。不過, 它完全忽視了人和人的交流, 忽視了人同空間的細微體驗。由于建筑變成了商品機器, 建筑中的人同樣被當作標準化的人, 這樣的空間和建筑思想就完全抹殺了人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忽視了人的內在性。人淪為效率的犧牲品, 成為標準空間主宰下的被動的麻木的機器。”[5]這與麥克尤恩在《星期六》中的題詞遙相呼應:“人是什么?在某座城市中。在某個世紀里。在蛻變之中。在群體之中。被科學地改造。被有組織的力量統治。被滴水不漏地控制。生存在后機械化的環境里”, “孤獨地走在人群里”。

      工具理性對情感的壓制同樣也是麥克尤恩在小說《星期六》中所表達的重要主題。身為醫學界的精英, 貝羅安理性地規劃一切, 將理性思維深入到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他企圖用邏輯理性按部就班地規劃本該用于和家人情感交流的“星期六”這一天的生活安排, 然而邏輯永遠無法預測生活, 其中眾多的突發事件已經完全打碎了他對生活的理性規劃;盡管他的豪宅里有著非常先進的安全防御系統, 但混亂卻不受控制;強調自己的車是“有著長長的車頭和大大的頭燈……”[3]61的奔馳, 突出了其對物的迷戀, 只有牛頓與霍金的思辨才是其所能理解并認同的文化邏輯……這表明, 貝羅安對情感的本真體驗在這個工具理性的邏輯思辨中早已被過濾得無影無蹤, 理性正是韋伯所認為的現代人遇到的一個不得不入的“鐵牢籠”。齊美爾認為, 都市社會生存著一種特有群體, 即“都市神經衰弱者”, 其神經反應和精神防線十分敏感而脆弱, 這正是由理性主義對都市人精神空間的統治所引發的。理智至上使得以貝羅安為代表的都市人的生活缺乏情感和沖動, 理智成為都市人心靈的主宰, 人繼而變成精于算計的理性動物。在這個過程中, 作為現代都市人的生命體驗結構中最重要的情感維度體驗, 已經被都市人對于金錢和物質的理性精神所鉗制。對于理智, 齊美爾認為, 這是都市人“意識的心理表層……他們不是用情感來對這些外界環境的潮流和矛盾做出反應, 主要的而是理智, 意識的加強使其獲得精神特權的理智。因此, 對那些現象的反應都被隱藏到最不敏感的、與人的心靈深處距離最遠的心理組織中去了”[6]。換言之, 理智代替情感成為都市人的“防衛工具”, 真正的情感反而被壓抑在心理體驗的最深處, 因此人與人在交流時自然也帶有了“距離”特征。另外, 由于群體交往的范圍擴大, 社會結構日益分化, 專業化和精細化的程度越來越高, 任何人看似是某一領域的專家, 但在其他領域卻變成了“彷徨失措的門外漢”。對此, 齊美爾認為, “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已越來越少, 而專家型的人物卻愈來愈多, 同時精細的勞動分工使人們看不到自己工作的價值, 工作成為一種毫無意義的勞作, 沒有激情, 沒有創造, 有的只是機械的重復……更糟糕的是, 這將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 未來社會將比今天更糟”[7]。

      在都市社會分工的大環境下, 工具理性以及工作的機械性和重復性造成個體的感知越來越弱, 對他人的行為和觀點漠不關心, 這正是齊美爾認為的現代都市人普遍具有的“膩煩”態度, 其本質在于遲鈍的辨別力。《星期六》中貝羅安是治療神經衰弱這類疾病的醫學權威, 在醫學領域擁有不可動搖的話語權, 但在文學方面卻是一竅不通的白癡, 他認為, 為消化《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中“那些錯綜復雜的故事所付出的代價就是他的思維變得遲鈍, 還浪費了他無數個小時的寶貴時間”[3]53, 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的文學世界于他而言毫無價值。對于貝羅安而言, 文學“充斥了人為的弊病、太多的雜亂無章和牽強附會, 既沒有展現出人類偉大的想象力也沒有激起讀者對自然無與倫比的創造力的感嘆”[3]55。可以看出, 不同領域的人僅對自身相關的專業知識和信息感興趣, 人與人之間因為共同話題的缺失而逐漸導致交集和交流的不斷減少,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也隨之擴大。

      三、保持距離:現代都市人的生存策略

      隨著都市現代性的展開, 心理距離在現代社會中不斷蔓延和加劇, 都市個體之間越來越缺乏交流與溝通, 但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 齊美爾認為, 不論是心理層面又或者是物理層面的保持距離在都市社會中又是不可缺少的, 它成為現代人在物化的都市環境中所保有的一種生存策略, 其存在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距離可以實現對個體自我的最大保護。

      當今都市人群集居的密度不斷加大, 增加了人們接觸和交往的概率和頻率, 但這種都市社會中的人際交往更多地是基于職業的往來和角色的互動, 因而帶有明顯的短暫性、間接性、匿名性以及非情感性。另外, 大量人口向都市的涌入也給都市居民帶來了大量刺激, 為了有效應對這些紛至沓來的刺激, 為了保存個性和自我意識, 都市個體會刻意地發展各種保護機制, 并在與他者的交往中創造一種距離。正如齊美爾所言:“因為都市中擁擠的人群和混雜的交往, 若是沒有這種心理距離, 則就簡直無法忍受。”[8]382不得不說, “距離”成為齊美爾論述現代性個體心理的關鍵詞。

      在當代都市中, 與他人保持距離就是自我保護的一層重要屏障, 齊美爾提出, “對現代生活形式而言, 這一屏障是不可或缺的。因為若無這層心理上的距離, 大都市交往的彼此擁擠和雜亂無序簡直不堪忍受。……如果這種社會交往特征的客觀化不與一種內心的設防和矜持相伴隨的話, 神經敏感而緊張的現代人就會全然墮入絕望之中”[8]388。與他人或他物保持距離, 個體得以返回自己的內心世界, 從而遠離現代人口稠密的大都市中人與人之間膚淺與物化的貨幣交往, “距離”從而成為現代人在現代都市日常生活中保護自身的生存策略。

      “距離”對都市個體的保護作用在《星期六》中清晰可見。小說《星期六》中最具有這類暴力傾向的莫過于巴克斯特這一重要人物, 一位患有“亨廷頓舞蹈癥”的病人, 他的暴力行為主要體現在其與貝羅安醫生發生的兩次沖突中。第一次源于兩人在大學街上發生的汽車刮擦事件, 小說是這樣敘述其暴力行為的:“盡管巴克斯特視力有缺陷, 再加上他的舞蹈病讓他的肢體不停抽動, 他直擊貝羅安的拳頭還是那么迅速和猛烈”[3]76。此時, 巴克斯特的兩個朋友“挪了挪位置, 幾乎對貝羅安形成兩面夾擊之勢, 巴克斯特同時向后撤了一步。整個行動太明顯又有點笨拙, 像孩子們跳的拙劣的芭蕾舞表演”[3]74。小小的汽車刮擦事件竟能演變成嚴重的暴力沖突, 不能否認, 此時巴克斯特因生理和心理缺陷所引發的行為的不可控性是導致這一暴力行為的根源, 但也正是因為他不經意的后退, 讓貝羅安與其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才能讓對方清楚地判斷自己的病癥, 從而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矛盾得以暫時的壓制。不僅物理距離, 心理距離對城市中的個體也具有重要的保護作用。小說中, 貝羅安的妻子羅莎琳和貝羅安之間保持了一定的心理距離, 貝羅安的妻子羅莎琳“甚至有一個星期她忙得都沒時間見他。獨處和工作與親吻相比沒有那么令她緊張”[3]39, 這正是一種心理距離的體現。羅莎琳正是通過不時地拉開與貝羅安的距離, 換言之, 保持與其之間的心理距離, 來試圖減少二人之間的交往對其產生的巨大壓力, 也讓貝羅安最終抱得美人歸。而當二者完全生活在一起之后, 空間上的親密無間反而使得兩人日漸疏離, 甚至連性生活都提不起興趣。由此可見, 適當的距離有如空氣, 雖不起眼卻不可或缺。

      四、結論

      從齊美爾的“距離”理論和麥克尤恩的文學語言中可以看到, “距離”在帶給現代都市人情感上的冷漠的同時, 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現代都市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距離”本身具有獨特的文化意義, 它代表著人們向往自由空間的情結, 希望在機械化繁忙的城市生活之余保持獨立的個人空間。不論是人與人之間的物理距離, 還是心理距離, 都有利于都市人群保持情感的平衡及人格的健全, 從而推動都市文化的和諧建設。都市文明建設的主體是人, 人與人之間的交際自然成為都市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我國而言, 當前我國的經濟技術飛速發展, 城市化進程日益加快, 此刻中國與齊美爾所處的都市經濟發展階段具有某種相似性, 人類在享受城市帶來的繁榮的物質文明的同時, 也發現隨著城市規模越來越大, 人際交往的相關問題卻越來越多, 由新媒體引發的種種事件真真假假, 讓人應接不暇。齊美爾所留下的思想成果不僅有助于解決這些問題, 也有助于反思當前中國“距離”交際的現狀。如何保持合適的人際距離, 尤其是在網絡等非真實空間中的距離, 警示和防范工業化城市可能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這或許正是齊美爾對我國都市精神文明建設的啟迪價值所在。

      齊美爾對現代都市“距離”交際的看法無不充溢著對都市社會與個體處境的人文主義關懷。城市與文學之間也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城市生活為文學敘事提供了廣闊而深遠的表現空間。齊美爾關于城市社會關系和社會心理的闡釋與麥克尤恩小說《星期六》中所描繪的景象完全一致, 都是一種“令人不安、令人心慌意亂”[9]的深刻情緒。小說中, 我們跟隨作家麥克尤恩的腳步體察他對城市迷宮般街道的再現, 都市貨幣文化的破譯以及對瞬息萬變的現代性都市碎片采擷, 以主觀的內在心理去感知在都市社會學家齊美爾眼中被分解為各種微小的都市日常生活的碎片化景觀。但無論如何, 不論是作為社會學家的齊美爾還是作為文學創作者的麥克尤恩, 都對都市社會中那一個個“孤獨地走在人群里”的“貝羅安”們的命運, 對當代都市里因充斥著貨幣經濟、工具理性和膩煩態度而引發的“距離”交際充滿擔憂, 正是在此基礎上, 齊美爾關于大都市生活的描述和作家的人文心態達成了默契, 這大概也是社會學與文學的共通之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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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瀟.都市個體間距離描述:文學語言的城市社會學研究——以伊恩·麥克尤恩小說《星期六》為例[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38(04):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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