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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市空間擁擠問題與化解策略

    時間:2018-04-16 來源:學習與實踐 作者:劉仁忠,李宏,楊桓 本文字數:10539字
      摘要:現階段, 我國城市空間擁擠的實質是城市高度極化所導致的空間緊張, 具體表現為:交通通達性差、居民住宅和活動空間等分配不合理、公共衛生和教育等公共資源緊張等。從人地關系視角剖析城市空間擁堵形成機制:快速城市化誘發非均衡性空間布局;非均衡性空間格局誘發城市資源“洼地效應”;城市規劃體系矛盾加劇城市空間擁擠;經濟社會領域的公平性缺失導致“假性擁擠”.在協調發展理念指導下, 對我國城市空間擁擠問題進行疏解。
      
      關鍵詞:城市空間; 擁擠機制; 疏解;
      
      伴隨著全球化城市空間的發展進程不斷加深, 以空間資源緊張和交通供給不足為特征的空間擁擠問題成為世界各國城市發展進程中面臨的突出問題。現階段, 我國的城市空間擁擠從本質上講是由于城市高度極化所引發的空間緊張。大型城市的迅猛擴張和發展空間擁擠現象日趨嚴重, 公共資源向中心城市過度集中, 城市馬太效益日益明顯。種種現象疊加, 不僅阻礙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同時也影響了科學社會的發展。[1]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必須牢固樹立并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我們要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現代化, 不但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求, 也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態環境的需要。”這些發展理念正是將我們當前的城市發展和“人地關系”協調理論體系相結合得出的重要總結。區域是“人”與“地”相結合的有機體, 具備協調的特性。發展是人們利用、改造自我生存環境, 不斷提升經濟社會自我發展的能力, 并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因此, 區域發展是人們合理協調各種人地關系結果, 在處理區域發展中, 特別是城市空間擁擠問題, 我們要以人地關系協調發展理念為指導, 不斷的調整與自然的關系, 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 科學構建生產、生活和生態等不同空間的互通共建, 以此緩解城市發展中的“城市病”.空間擁擠現象帶來了巨大的土地資源緊張、環境污染、能源消耗、交通擁堵等問題, 為我國現階段可持續化的城市發展帶來新的挑戰。[2]
      
      一、研究概述
      
      城市空間發展是城市空間布局的不斷優化的過程。隨著城市空間的發展, 人口隨之集聚, 產業隨之轉移、土地性質隨之改變等等, 快速城市化和經濟轉型發展誘發土地流失、交通擁堵、環境惡化、公共安全、居住正義等城市問題, 城市人口激增、用地緊張、城市無序發展等人地關系矛盾日漸突出。[3]
      
      (一) 國外研究
      
      恩格斯在談到住宅問題時指出:“住宅短缺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它是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必然產物;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 住房短缺并不是偶然現象, 而是整個社會制度所決定的。”[4]恩格斯的觀點吸引了西方學者對城市問題的注視。20世紀20年代, 以伯吉斯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所提出了城市空間同心圓理論、多核心理論、扇形理論等開啟了城市空間理論研究的先河。隨后, 帕克將生態學理論引入城市空間, 將城市空間發展視為自然競爭的結果。戴維·哈維 (David Harvey) 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 他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城市空間研究完美融合, 開創了戴維·哈維城市空間理論。他從馬克思主義視角探討了“資本”與城市空間的聯動關系, 解釋了資本如何創造城市空間, 城市空間中的斗爭與危機問題。[5]亨利·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是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 城市社會力量的奠基人。他在《空間的生產》 (1974) 一書中, 他將空間與政治環境結合起來, 探究空間的產生機制。城市學家卡斯特爾 (Manuel Castells) 和蘇賈 (Edward W.Soja) 等認為, 導致城市空間擁擠的原因是城市空間的管理和配置不合理引起的。貝里 (Rynn Berry) 認為, 城市區域內居民的住房和經濟發展的模式是引發城市空間擁擠問題的主要原因, 可以通過經濟社會的深化改革來進行有效控制;卡塞列 (Ewa Karolina Korcelli) 則指出, 我們可以通過對城市內住房的空間合理規劃、土地合理利用以及控制人口流動等方面努力改善城市空間擁擠問題。
      
      20世紀90年發展形成的一種城市發展理論, 該理論的提出主要為應對城市空間發展帶來的諸多問題:低密度土地開發, 空間隔離, “蛙跳式”城市擴展形態, 就業空間分散, 農田和開敞空間消失, 導致資源浪費、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城市病。21世紀之初, 美國規劃師協會以《用精明增長來解決“城市病”》為主題召開聯合會議, 并指出所謂精明增長是:“用足城市存量空間, 避免盲目擴張;加強對荒廢污染的工業用地的開發治理, 對現有社區進行合理調整, 以此減少公共服務和基礎項目建設的資金;合理規劃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間的距離, 減少道路交通的壓力和房建成本。”[6]D.Gregg Doyle將精明增長管理的核心目標概括為“4C”:針對超越地域區間范疇的問題采取區域性協調 (Coordination) ;規劃科學的服務區范圍 (Containment) 來提高資源和公共設施的利用率;保護 (Conservation) 城市邊緣區域空間;關注城市社區 (Community) 的經濟活動和生活水平等。西方學者的研究豐富了城市空間的概念, 并將空間問題引向多學科交叉研究的發展趨勢。
      
      (二) 國內研究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 我國的城市空間擁擠問題突出。楊立國、李小蘭探討了特定城市空間形態演變特征的定量分析, [7]張學勇、沈體雁總結了大城市空間結構與形態演變的機制。陳蔚、高曉路分析了主體系統在城市空間發展中的應用[8].在城市空間結構研究方面, 注重城市空間結構的一般理論和模型的總結, 姚士謀等總結了中國大城市用地空間擴展的若干規律, [9]于濤方、吳志強探討了城市空間結構的重構, [10]此外轉型時期中國城市內部空間結構、郊區化理論、城市群理論、人口變化模型、社會區模型、住房結構模型、宜居城市模型等也取得長足進展, 顧朝林對城市空間結構基本理論、影響因素和理論框架進行詮釋。丁日成從增長、結構和效率評述了中國城市空間發展模式, [11]孫娟等總結了特大城市近域空間發展特征與模式。[12]楊衛麗、王興中等對城市生活質量與城市空間質量進行了評價與展望, [13]柴彥威、李昌霞從居民移動-活動行為對城市空間的影響, [14]專家學者從人地關系、空間政治等不同視域對空間擁擠問題進行研究, 并提出了疏解之策, 大致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 通過建設新城新區, 緩解空間壓力。在我國, 城市化發展的主要特征是資源從農村向城市聚集的發展過程。對此進行相關研究的專家學者提出:在區域競爭白熱化時期, 應該擴大中心城市的規模, 避免區域發展“邊緣化”, 但這種“攤大餅”發展模式導致諸如管理權限障礙、空間利益沖突、耕地和基本農田保護障礙等一系列問題[15], 不利于區際協調發展的可持續要求。
      
      其次, 通過先進技術的運用提升空間使用效率。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空間資源不足和交通擁堵的現象將成為新常態, 為空間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高新技術的發展促進城市總體規劃不斷邁向新的高度。荷蘭學者何新城 (Neville Mars) 長期以來一直關注中國城市的問題, 他認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 城市空間的供給能力偏低, 如何提高城市空間的利用率是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何新城主張在大數據背景下, 通過新規劃和新技術來提升城市空間利用率。[16]
      
      再次, 通過行政管理機制, 減輕特大城市空間負荷。針對空間擁擠的問題, 行政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措施:控制戶籍和車輛管控等 (限號、限行、限購等) , 以此緩解城市空間負荷。
      
      最后, 通過提升產業結構、優化空間布局, 緩解城市空間壓力。通過專家學者的研究, 提出優化產業結構和城市空間布局, 將部分產業從擁擠的城市空間轉移, 通過局部改革來緩解空間擁擠。
      
      綜上所述, 專家學者從城市發展的規律出發, 對于當下城市建設和治理提供了指導性的意見。但對空間擁擠問題的機制認識不夠全面, 對于城市空間的全面優化和綜合治理缺乏系統性分析和實證研究。
      
      二、影響我國城市究竟擁擠的主要因素
      
      空間擁擠指在一定的時空之內, 由于人口高度集中所導致的個體享有空間資源不足的現象。它不僅是地理空間的供給不足, 還有個體享有資源上的不足。更重要是由于我國歷史街區形態所導致的空間擁擠。當前, 我國城市空間擁擠既有城市街區形態固化的歷史原因, 又有在城市化進程中不合理的房地產開發導致的居住空間配置不合理以及公共資源配置不均衡等現實原因。
      
      (一) 固有街區形態影響交通通達度
      
      交通通達度標志著城市現代化發展水平, 是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先行條件, 對生產要素的流動、城鎮體系的布局有著重要影響。
      
      影響交通通達度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固有街區保護改造成為城市化進程中重要問題。固有街區承載著過去一段時期地理風貌、社會經濟和人類活動的記憶。人類具有群居的社會屬性, 在一定時期內, 形成的固有習慣和生活圈, 在街區形態上呈現出傳統胡同、街坊鄰里、密方格網式和超大街區式。麻省理工學院與美國能源基金會通過對我國固有街區形態的二維信息和空間信息進行取樣, 將建筑形態、道路、植被、建筑物的高度、停車位、公交樞紐等信息進行匯總并輸入地理信息系統, 通過計算得出以下結論:第一, 城市超大街區的人口密度和容積率明顯高于方格網式街區和傳統胡同街區;第二, 超大街區在土地利用上體現出單一的居住功能和家用汽車為設計導向, 公共交通銜接性不足;第三, 傳統胡同街區道路相對狹窄, 汽車難以進入, 停車泊位供給水平差。固有街區的道路交通設施路網的優化建設速度與汽車保有量迅猛增長之間的矛盾, 導致交通通達度低。[17]
      
      (二) 居住空間配置不合理
      
      居民住房是我國城市空間構成主體, 隨著中國住房商品化、市場化改革的推進, 原本由單位分配住房的福利體系被打破。而住宅市場化改革, 又推動了住房的自有程度和個體選擇的不斷提高。不同居住空間不僅在可達性、生活環境質量、就業和受教育機會等方面存在差異, 而且具有社會經濟地位差異的社會標簽作用。因此, 隨著大型城市中人口的過度聚集, 導致我國城市住房存在房價過高、資源過度集中, 導致兩極分化現象嚴重, 不但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壓力, 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此外, 我國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公共綠地面積普遍較少, 城市綠地是人地關系和諧表現, 同時也是保護環境和生態平衡的重要工作。因此, 在提供必要的基本需求, 諸如:休憩椅、衛生間和人工橋梁等之外, 盡可能減少人工建筑, 最大程度的減輕人為因素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侵占和干擾。
      
      (三) 公共資源配置不均衡
      
      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速致使城市中的基礎教育和公眾福利保障等資源配置不均衡現象突出。
      
      快速的城市化發展, 為城市的公共醫療衛生資源提出了新的要求。北京市作為我國頂尖醫療資源的集聚地, 被稱之為全國13億人口的求生的希望和夢想的圣地。根據國家衛計委的數據, 僅2013年北京市區內三級醫院外來入京的診患突破了3000萬人次, 日均流動量近70萬人次。[18]
      
      教育資源和醫療資源的不均衡, 導致許多原本可以就地就近上學就醫的人們, 最終舍近求遠向大城市集聚, 誘發通勤“換手率”增高, 導致交通擁擠。
      
      三、我國城市空間擁擠形成機制剖析
      
      當前我國城市發展極化現象顯著, 城市的區位和發展規模呈正相關, 而人口的大規模聚集和城市職能的疊加加劇了城市空間擁擠。城市空間擁擠是我國快速城市化發展的結果, 從深層次看與我國現行的城市治理體制和規劃建設模式有關。
      
      (一) 快速城市化誘發非均衡性空間布局
      
      “功能內涵提升”和“城市外延擴張”是我國大城市城市化建設的主要動力。
      
      “城市擴張”造成城市的空間增長, 我國城市擴張速度最快的依然是北京、上海、廣州等13個特大城市, 特大城市使用土地面積擴張規模占全國總量的八分之一, 達到1060km.北京城市空間發展以“攤大餅”式的擴張著稱。新中國建立初期, 北京城市空間擴張以故宮為中心向外呈同心圓擴展, 20世紀60年代以后, 北京呈現多中心發展, 1992年北京規劃依然延續以古城為圓心規劃模式, 單中心的城市空間發展模式始終未變, 多起規劃中的衛星城均在城市空間擴張中被“吞并”為城市的一部分。[19]在此過程中, 各類生產功能向外遷移, 伴隨著產業的遷移, 隨之而去的就是居民的內部遷移, 其結果導致局部地區的空間擁擠。
      
      (二) 非均衡性空間格局誘發城市資源“洼地效應”
      
      經濟學家在對區域經濟進行研究分析時提出了“洼地效應”, 是指依托有利地形使各種優質資源優由一個或多個地區連續地向另一個地區轉移和匯聚的現象。非均衡性空間格局是洼地效應存在的基本前提, 洼地效應也有其歷史過程。總體呈現著初始化、顯著化、相對弱化和式微的趨勢。它的發展與經濟的“倒U型”發展一致, 在初始階段并不顯著, 隨著時空發展演化, 各種設施及相對于的規章制度不斷完善, 此時洼地效應便隨之得以體現。[20]一方面是經濟社會的加速沖刺, 另一方面是有限的城市空間承載能力, 非均衡性空間格局突顯。
      
      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 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具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和政策優勢, “洼地效應”突顯。根據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發布的最新數據, 2017年, 北京地區的生產總值達到近28000.4億元, 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230元, 常駐人口已達到2170.7萬人, 北京中心城區建設規模約600km[21].城市快速發展, 隨之而來便是“大城市病”, 其中環境污染、交通擁堵、房價高漲是影響北京城市健康發展的主要“城市病”.
      
      武漢作為湖北省的省會, 具有獨特的區位資源優勢和人才聚集優勢, 2017年“全國百強城市排名”中, 武漢排第10名。[22]武漢市的“洼地效應”具有誘導屬性, 吸引著臨近地區的有效資源。人口資源的大量涌入, 加劇了城市空間擁擠。
      
      洼地效應與傳統的計劃經濟和行政命令配置方式相比, 它更加市場化, 但洼地效應使用不當, 將會造成非均衡性空間格局產生, 地區資源過剩和空間擁擠與資源流失和空間閑置兩極分化。
      
      (三) 城市規劃管理缺位加劇城市空間擁擠
      
      我國目前的主要城市規劃管理存在諸多問題。一方面, 城市規劃缺乏科學統一管理, 多部門領導、多部門參與, 導致城市規劃混亂。城市規劃受到上級政府和規劃職能部門的多重領導, 由于既得利益的存在, 導致各部門、各層次之間所制定的政策出現沖突, 不利于相關政策的貫徹執行;另一方面, 在城市規劃的過程中, 制定相關決策的人都是領導層, 決策權力相對集中, 由于地方政府和規劃部門裁定權過大, 缺乏對行政審批的監督管理和約束機制, 在城市規劃管理過程中, 容易出現監管乏力、管理盲區等現象, 影響城市發展規劃科學有效的實施;此外, 城市發展的過程中, 規劃的過程缺乏公眾的參與。規劃是一門多學科融合的交叉性科學, 需要龐大的知識理論體系作為支撐, 在對城市空間進行規劃時應當建立多元主體參與機制, 而政府領導和主管部門往往立足于本部門政治視域進行規劃, 缺乏整體科學性, 導致城市規劃混亂, 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城市空間擁擠。
      
      (四) 資源空間配置的結構性矛盾導致“假性擁擠”
      
      我國城市發展進程中, 由于資源配置的不合理進而出現“假性擁擠”的現象。
      
      以民眾最為關心的住房問題為例。我國主要城市居民住房資源供給不足, 產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 畢業大學生和農民工等中低收入者, 他們渴望住房, 卻沒有足夠的購買能力;其次, 部分高收入人群通過購買多套商品房進行投資。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學生對鄭州城區進行調研, 從鄭州市6個區的二十多家地產公司樓盤進行隨機抽樣, 通過水、電、氣等指數點算“黑燈率”等方法, 來推算住房空置率, 報告顯示鄭東新區商品住房空置率為50%, 高于其他區域的20%.群眾剛需住房無力購買與部分群眾擁有多處房產造成空置率增加, 兩種現象并存, 這樣加劇了中低收入群體對住房的恐慌。
      
      交通方面, 從交通資源的使用率出發, 北京的出租車數量達7萬輛左右, 而紐約僅1.5萬輛出租車, 為了減少運營成本, 出租車駕駛員會出現拒載現象, 導致出租車空置率高達40%, 與之相對應的是市民打車難的問題;這種空間擁擠現象并非客觀產生的自然現象, 而是由于人為分配不公造成的“假性擁擠”.
      
      四、我國城市空間擁擠綜合治理策略
      
      我們正步入一個“治理”的新時代。在緩解城市空間擁擠問題的策略上, 應由政府為主導、多方配合, 有針對性的科學制定城市空間的管理體制, 習總書記強調, “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 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23]
      
      (一) 多規合一, 實現城市規劃有效落實
      
      在我國城市發展歷史進程中, 形成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城鄉規劃”及“土地利用規劃”三足鼎立的態勢。在具體規劃的實施過程中, 出現了內容相互矛盾、目標不統一、行政空間重疊等多規混淆的亂象。隨著我國城市化發展不斷推進, 遵照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的指示精神, 我們要以人為本, 進一步統一并優化布局, 堅持協調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 并優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態, “一張藍圖繪到底”.國家各局委響應黨中央的號召, 聯合發文開展“多規合一”的城市試點工作, 試圖通過完善頂層設計、統籌規劃, 進一步加強城市間各職能銜接和協作關系, 統籌規劃和部門協商, 有效促進空間發展規劃的一致性, 真正做到“一張藍圖”, 科學推進城市均衡化發展。
      
      “十二五”以來, 我國在城市發展戰略中, 進一步提出“一帶一路”建設、長三角經濟帶、京津冀協調發展等區域發展戰略。我國將依照資源環境承載力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發展的宏觀布局, 從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市化發展戰略到生態文明戰略, 我們堅持以人為本、合理規劃、保護性開發, 根據所處區域的差異性、規模的不同、所處發展階段不同以及不同資源稟賦, 對城市發展進行合理化的定位, 通過“多規合一”、“五位一體”的發展戰略, 大力倡導兩型社會、綠色低碳、協同創新、智慧集約等發展理念, 促進城市群合理布局、城鄉協同發展, 有效緩解“城鄉發展差距大”、“千城一面”、“城市病”等問題。
      
      (二) 實現公共資源分配均等化
      
      通過近半個多世紀的實踐, 作為發展中國家, 空間治理構架的合理性和科學性對我們提出了新要求和挑戰。針對資源配置的問題, 要通過行政宏觀調控來有效促進公共資源合理配置, 從我國的城市發展進程不難看出, 我國的相關發展戰略, 主要是政府主導型, 并且行政級別越高的城市, 獲取的資源越豐富, 在我國特大型與大型城市中, 無論是政策傾斜或財政扶持的力度都遠遠高于中小城市或者鄉鎮。大型城市在發展的過程中, 在公共財政、公共資源的分配上具有明顯的有利位置。政府部門將有限的公共資源匯集到中心城市, 形成單中心城市發展模式, 市場經濟的自主調節功能相對不明顯, 這種情況, 導致了有利資源和大量人口向城市過度匯集, 城市空間擁擠問題突出。在公共資源均等化分配中, 政府財政方面, 制定完善的監管措施, 并采取放權和授權的方式, 進一步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破除中小城鎮的公共財政“營養不良”的現狀, 構建合理的考核體系, 將城市外圍、周邊中小城市等納入均等化發展的考核體系, 改變城市發展的“單中心”擴張模式。同時, 政府應宏觀調控市場秩序, 推廣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 (PPP) .在采用PPP的過程中, 政府為主導, 打破公眾設施建設的壁壘, 引導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和公眾服務建設。加強頂層設計, 提高各方法律意識, 健全PPP法律法規體系, 構建科學合理的投資回報機制讓資源和諸要素之間形成良性流動, 促使空間均等化發展。
      
      (三) 完善城市規劃體系, 建立多方協調機制
      
      改革開放以來, 以政府為主的城市建設機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并為廣大的民眾提供了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久而久之, 社會團體組織和民眾對政府產生過度依賴, 導致政府內部超負荷運轉, 政府不但是諸多事物的領跑者, 還肩負著管理者的職責, 深度參與經濟事務的具體建設。而政府的過多干預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社會與市場的創新發展。要改善政府傳統的單一主體模式, 構建多元主體參與機制。城市的治理和管理從本質上來說, 就是上下級之間、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良性互動。秉承決策部門、專家咨詢和公眾參與的議事理念, 要進一步加強管理者與市民之間的良性溝通, 進一步拓寬城市內居民和社會團體的溝通渠道, 使之成為城市空間治理的主體。只有充分提升城市居民和團體的主人翁意識, 才能實現城市空間的合理化治理, 因此, 我們要充分尊重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律, 實現政府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進一步實施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 合理劃定政府與市場兩者之間的界限。政府應宏觀調控市場秩序, 讓資源和諸要素之間形成良性流動, 促使空間均等化發展, 以此緩解空間擁擠現狀。
      
      (四) 推進“綠色智慧”城市建設提高城市空間利用率
      
      在大數據的時代背景下, 信息技術已經滲入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結合當今生態發展理念, 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處, 通過信息技術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的應用, 大大提升了城市規劃的效率, 加大了城市空間資源得到合理的利用率, 一定程度上使城市空間擁擠問題得到緩解。
      
      1. 優化城市空間設計, 建立科學管理機制, 提高空間利用率
      
      著力改善城市高架立交、下穿隧道等道路交通建設, 合理提升匝道的銜接性。針對城市中心區域內的一些承載率過高的年久路段, 要進行專項的規劃, 盡可能拓寬整修。對空間分布具有特殊意義的固有街區進行保護性改建, 科學的設計、逐次進行修整。在香港, 城市規劃以自然和人類的和諧共存為出發點, 在發展經濟的同時, 將城市規劃做到“小而有方”.城市中和諧的生存空間不僅靠合理規劃, 更需要管理。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 在城市整體規劃中嚴格遵循資源環境承載力, 堅持城市規劃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城市設計中, 堅持以保護環境促進生態平衡為首任, 公園綠地等提供休憩的空間, 除了滿足人們生理需求的必要設施, 盡可能減少人工建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在道路交通設計中, 雖然道路狹窄, 但層次分明, 立體化全方位的交通網十分便捷。不僅如此, 香港的道路管理規范嚴謹, 執法力度強, 加強對行人和駕駛員交通安全意識教育, 大家自覺遵守交規, 使得順暢出行成為可能。此外, 還要借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發展經驗, 以科學規劃為前提, 合理開發地下空間的使用。
      
      2. 推行智能公路系統和公交系統, 改善交通秩序, 緩解交通壓力
      
      我國中心城市交通承載力和機動車保有量之間的矛盾短期內不會得到明顯改善, 面對這樣的現實情況, 應該推行智能公路系統, 指引機動車駕駛員文明出行, 從而改善空間道路擁堵現狀。
      
      智能公路系統是當今世界ITS、車輛工程及自動控制領域的前沿性研究, 該系統主要將公路職能化作為核心內容, 始終貫徹道路基礎設施建設和車載系統的有效整體開發的理念, 通過整合現代通信技術、自動控制、傳感器等技術實現車輛輔助駕駛及特定條件下的自動駕駛, 減少人為因素引起的交通問題, 提高公路系統的安全性和運行效率。[24]我們利用先進的技術, 結合人性化主體, 建立方便快捷的智能公路系統, 加強干線道路和主干之間的銜接, 為城市的交通運輸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3. 利用信息技術提升公共資源利用率
      
      智慧城市的建設, 智能APP的廣泛應用, 將有效整合交通資源, 提升資源的使用率, 降低出租車的空載率。[25]同時共享經濟的發展, 共享單車的投放, 從很大程度上也方便了市民短距離的交通出行。
      
      以醫療資源為例, 隨著多數醫院開展以“互聯網+”為平臺, 開發電話、微信、APP等形式引導病患及家屬自助預約掛號, 很大程度上節省了患者的時間, 將有限的時間更加合理分配, 提倡實名認證等方式, 有效遏制號販子現象, 將有限的號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總之, 我們要利用現有的科技手段和資源, 加大對城市公共服務領域的技術研發利用, 著力提升公共資源利用率, 進一步疏解我國大城市空間擁擠現狀。
      
      注釋
      
      ()[1]李宏、楊桓、劉仁忠:《論我國特大城市空間擁擠的制度根源與治理路徑--基于空間政治的視角》, 《湖北社會科學》, 2017年第9期。
      ()[2]王開泳、顏秉秋、王芳:《國外防治城市病的規劃應對思路與措施借鑒》, 《世界地理研究》, 2014年第1期。
      ()[3]姜博、初楠臣、王媛:《高速鐵路對城市與區域空間影響的研究述評與展望》, 《人文地理》, 2016年第1期。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5]張佳、大衛:《哈維的空間正義思想探析》, 《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5年第1期。
      ()[6]王國愛、李同升:《新城市主義與精明增長理論進展與評述》, 《規劃師》, 2009年第4期。
      ()[7]楊立國、李小蘭:《鐵路樞紐城市空間形態演變特征的定量分析》, 《城市發展研究》, 2013年第10期。
      ()[8]陳蔚、高曉路、沈振江:《多主體系統在城市發展模擬中的應用》, 《地理科學進展》, 2012年第6期。
      ()[9]姚士謀、陳爽、吳建楠等:《中國大城市用地空間擴展若干規律的探索--以蘇州市為例》, 《地理科學》, 2009年第1期。
      ()[10]于濤方、吳志強:《“Global Region”結構與重構研究--以長三角地區為例》, 《城市規劃學刊》, 2006年第2期。
      ()[11]丁成日:《增長、結構和效率--兼評中國城市空間發展模式》, 《規劃師》, 2008年第12期
      ()[12]孫娟、鄭德高、馬璇:《特大城市近域空間發展特征與模式研究--基于上海、武漢的探討》, 《城市規劃學刊》, 2014年第6期。
      ()[13]楊衛麗、王興中、張杜鵑:《城市生活質量與生活空間質量研究評介與展望》, 《人文地理》, 2010年第3期。
      ()[14]柴彥威、張雪、孫道勝:《基于時空間行為的城市生活圈規劃研究--以北京市為例》, 《城市規劃學刊》, 2015年第3期。
      ()[15]胡民鋒:《淺析“行政托管”機制下的土地利用與管理--以武漢市為例》, 《國土資源》, 2014年第4
      ()[16]長江商報:《中國需要提高城市空間利用率》, 2014年4月25日。
      ()[17]姜洋、何東全等:《城市街區形態對居民出行能耗的影響研究》, 《城市交通》, 2011年第4期。
      ()[18]新華網:《北京年診療近2.2億人次資源緊張與浪費并存》,
      ()[19]周春山、葉昌東:《中國特大城市空間增長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地理學報》, 2013年第6期。
      ()[20]夏飛胡、洪曙:《試論“洼地效應”》, 《技術經濟》, 2001年第11期。
      ()[21]北京市統計局:《北京市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22]中國日報:《2017年中國百強城市排行榜在上海發布》, 2017年11月14日。
      ()[23]引自2014年3月5日, 習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
      ()[24]李斌、梅新明、吳濤等:《智能公路技術展示系統設計與實現》, 《公路交通科技》, 2008年第12期。
      ()[25]亞太城市峰會:騰訊展示智慧城市的現在與未來
      劉仁忠,李宏,楊桓.我國城市空間擁擠形成機制及疏解[J].學習與實踐,2018(03):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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