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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信任危機的信息不對稱解讀

    時間:2016-12-05 來源:未知 作者:陳賽楠 本文字數:5090字
      第三章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中信任危機的信息不對稱解讀
      
      3.1 新生代農民工信任危機的信息不對稱作用機制
      
      信任是否發生以及發生、發展的狀態與階段可以用“信任度”來衡量,信任危機是指信任完成受到了不利因素的限制,信任度呈現遞減趨勢的狀態描述。信任是經濟交易中必需的公共品德,影響國家社會的文明程度,對于市民社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在本文是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發展狀態和實現程度的重要變量。尹保紅在研究政府信任危機時引入了表述信任度的抽象公式:信任度=認知/期望,一般以對方的認知程度與對其期望值之間的差別程度代表信任的級別大小,用以理解和解釋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間的信任度問題是有借鑒意義的。
      
      而在具體解讀中,認知程度的高低與信息密切相關,信息是否全面、是否正確是形成認知的關鍵因素。信息獲得的越真實、越順暢、越完善,形成的認知程度就越準確、越深入,在一定時期內對對方期望不變的情況下,對對方的信任程度就越高,釀成信任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小。當然,如果雙方都掌握了對方足夠多的正確的信息,彼此的相互信任度就越高,信任危機就有可能會消失或者不會發生。
      
      分析的社會關系不同,認知度與期望值所代表的主體不同。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信任度的考察。從上述公式判斷,影響城市居民信任度的因素是城市居民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認知,以及其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整體期望值。在其期望值一定的情況下,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認知程度的大小會影響其信任度的高低,認知程度的不足會導致信任度的下降,認知程度越低,失望、不滿甚至歧視的程度就越大,必然帶來信任度的降低;而在認知程度不變的情況下,對于新生代農民工期望值的大小同樣影響信任度的高低,一般是負相關的發展趨勢,只有期望值較低時才可能帶來信任度的提高,而一旦期望值較低時,也就意味著雙方了解、交往的吸引力不足,缺乏信任建立的動力與條件。同樣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信任度的因素是其對于城市居民的期望值及認知程度。在信息無法有效獲得或傳遞的情況下,認知程度就會保持在低水平范圍內,對城市居民接受社會融入的期望值越高,其失望、不滿的感受就會越強烈,信任度就越低;而如果信息的傳遞、反饋等功能可以充分發揮,認知則會越豐富、越趨于正面,信任度就會不斷提升。依據信息的運行規律對社會主體間信任度的影響,可以描述社會生活中信任危機的發生及發展狀態,對于我們理解信息、信息不對稱對信任危機的作用機制,以及尋找有效化解信任危機的策略提供有效的理論支持。
      
      3.2 新生代農民工信任危機的信息不對稱具體闡釋
      
      信任在過去以宗族、親緣及血緣等特征為主的小農經濟社會體系中沒有被“危機化”,不是因為信任危機問題不存在,而是當時相對固定、熟悉或者說閉塞的生活和社會環境使得社會群體之間具有高度地信息的對稱性和行為的可預見性,信息幾乎都處于共享階段、傳播渠道順暢,信任建立在簡單的相對公開、透明的關系中,信任度很高,信任沒有可以過分危機化的條件,即使有些不和諧情況,系統內部就能夠自行消解和處理。
      
      但是,機器大工業取代小農經濟之后,現代社會的分化加劇、分工細化、流動增強、業緣取代血緣等系列特征次第出現,制式化的管理模式和制度因素都給信息交流設置了權限,原本順應的溝通關系變得惡化,基于個人歷史來進行判斷的人格信任方式已經不適應現代的陌生社會環境,特別是對于進入城市謀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傳統農業環境的成長與現代工業環境的交往之間的差距,信息的不對稱問題十分突出。關聯各方都無法依據以往存在的證據對對方做出恰當的判斷,如果想實現順利的溝通與交往,就要搜尋便于了解或判斷的信息,而一旦信息搜尋成本過大,超出其可預期的收益時,關聯各方就會選擇放棄搜尋,掌握的信息就會不充分或者不正確,起碼的人格信任都無法完成,現代社會要求的普遍信任更無從談及。這些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信任危機在新生代農民工的生產、生活與交往中表現突出,本文以施信者和受信者兩個主體為討論的對象,在社會生活和社會交往中,每個人既可能是施信者,也可能是受信者,在不同表現領域,代表的主體內涵不同。
      
      3.2.1 信息不對稱在新生代農民工勞動力市場中的存在
      
      伴隨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社會競爭的日益加劇,社會各主體的生存壓力不斷加大,每個人都可能面臨擇業、失業、下崗等方面的困擾。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帶來了信息上的不對稱,加大了交易的道德風險,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信任危機在就業領域存在感明顯。
      
      以應聘者主動去企業應聘的過程來說,尋找工作的應聘者是施信者,企業中的招聘者是受信者。對于用人企業來說是擁有信息較少的一方,對于應聘者相關情況的信息無法有效獲得,承擔著無法區分應聘者的能力素質帶來的風險。為了實現招聘的有效性,降低選擇到不合格員工的風險,作為企業會努力從應聘者那里獲取可靠的信息、促進認知程度的提高,而在無法有效獲得更真實和可信的信息的情況下,會根據以往社會中關于其固有的經驗定位和個體的能力素質等認知證據做出判斷。如果應聘者是在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或城市人力資源之間進行選擇,往往是依據身份、社會資源擁有狀況為依據,對于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區別對待”.據調查,95.46%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受過專門的職業教育,基本無一技之長,在附加值高的企業、行業內無法立足,就會轉向次級的就業領域,80%左右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事的是工業、建筑、餐飲、運輸等服務性行業的社會底層工作,這在社會中是無法形成競爭優勢的,無法從事技術含量高的職業意味著無法實現相對高額的經濟回報。而在擇業競爭中,出于對城市居民利益的維護,最大限度地維持城市經濟體制的平衡轉軌和穩定,城市居民占有信息資源的優勢,就不可能給予新生代農民工自由而平等的競爭機會,新生代農民工與雇傭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往往導致其在與城市人力資源競爭時,成為被拒絕的對象,不可信任、不可委以重任是最直接的理由,也加劇了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困難程度。
      
      3.2.2 信息不對稱在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交往中的表現
      
      目前階段,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入主要是鄉-城移民的模式,新生代農民工多是背井離鄉來到陌生的城市環境,生活在都市中、現代化的進程同樣激起他們對更體面、更有尊嚴生活的追求。然而現實社會交往中人際關系及生活等信息資源的缺乏,導致認知程度幾乎處于匱乏狀態,短期內無法實現城市社交圈的融入,多是將熟悉的親友、同鄉的范疇作為選擇居住地及職業類型的首選,信息資源的匱乏造成了人際交往圈子的封閉與孤立。除了作為服務者提供勞務等某些形式上、表面上的業務聯系,與城市居民間缺乏良性溝通與互動,更談不上交往。目前,社會融入生活現狀中,新生代農民工是擁有信息較少的受信者,幾乎沒有信息優勢,不太可能依靠熟人關系在新的環境下容易地解決就業、取得城市身份和獲得各種公共品。反之,生活在大城市的居民,原有被社會制度賦予的土著民身份,就可在移民推動的經濟發展中取利,擁有的社會資源讓其還保持享有熟人社會之外的好處,城市當局對移民和原居民差別對待的社會政策,更加深了彼此不信任程度。
      
      作為衡量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生活狀態和交往程度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發展程度影響著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思想狀態與行為選擇。而信息是貫穿于生活、交往始終的有效工具,一旦基本的信息溝通無法完成,就會破壞城鄉居民間的信任基礎,新生代農民工就會喪失話語權,難以實現充分的利益保障和社會資源的積累,只能游離于城市生活的邊緣,陷入無法實現社會融入的惡性循環的泥沼中。社會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各種矛盾壓力正是這些機制形成的原因。
      
      3.2.3 信息不對稱在新生代農民工權益表達中的體現
      
      弱勢群體掌握信息資源較少,獲取信息資源的途徑過窄,而信息的搜尋成本過大等等是不爭的事實,新生代農民工群體雖然人數眾多,但是在社會結構中,其弱勢地位卻是真實的存在,也是社會融入中許多問題的癥結所在。
      
      過去,城鄉差別擴大、二元結構固化等狀況的存在,將新生代農民工置于被支配、被控制的地位,城市居民與新生代農民工之間各自掌握信息不對稱,新生代農民工掌握和理解國家方針、政策的等信息資源的程度明顯不及城市居民,而獲取有效信息資源的渠道又不暢,造成地位實際上的不平等,新生代農民工往往是風險被轉嫁的對象,即使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也無力進行有效的表達。比如在社會保障政策的參與中,國家對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政策大多是強制性的,但是由于新生代農民工缺乏相關政策咨詢和指導服務,對社會保障的辦理程序不了解、不信任,認為作用有限,缺乏積極的參保態度與意識,而一旦遭遇不測情況時,就會失去基礎的保障,加大了道德風險出現的可能性。
      
      現在,社會流動的加劇、制度政策的放寬,給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提供了就業與經濟保障的機會,但是在爭取民主政治參與及廣泛的社會參與時,卻由于政策信息、交流溝通的限制,無法合理分享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成果,在城市安居樂業等等。這些都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不利影響在權益表達中的突出體現。
      
      3.3 新生代農民工信任危機的信息不對稱影響要素
      
      溝通和了解應是正常社會人的天然屬性,但我國由于信息不暢引發的信任缺失引發了整個社會的焦慮,使不信任成為一種習慣和流行病。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間的信息占有不平衡、彼此間的信息博弈的供求嚴重失衡,信息不流動、不對稱帶來的不和諧的群體性事件頻繁發生。固有的意識性機制導致了部分群體對信息的控制和壟斷模式的形成,控制信息的溝通與交流會切斷信息的傳播與路徑,擾亂信息功能要素的正常運行,強制性的思維方式必然帶來信息的不對稱,信息的不對稱強化了彼此間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信任危機嚴重影響社會成員正常的生活、交往。因此以信息角度來思考新生代農民工信任危機的表現時,信息的傳遞、理解和反饋功能發揮的受限制是值得分析的方向,而處理信任危機問題時,從促進信息在社會成員間的有效傳遞、充分理解和及時反饋等方面來進行分析,不失為一種減緩其危害的方式。當然這里的信息必須要保持真實性,否則就毫無價值,假信息比無信息更糟糕。
      
      首先,信息傳遞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價值的主觀性造成的價值認知差異的存在,如雙方對同一事物的價值認知完全是客觀的,信息內容就沒有了傳遞與交換的動力。而信任之所以發揮作用,是因為每個人的欲望和需求差異性的存在,當然,差異存在才是正常的狀態。正是個人的需要與集體的需要、自我的需要與他人的需要相差甚遠,信任才有了用武之地。“假如每個人的目標在本質和順序上完全一致,就不會有潛在的矛盾,所以也就不需要信任。自然這種需要和欲望相同的狀況幾乎很少出現,人類社會生活的特點就是各種不同欲望之間存在著無休止的斗爭。”①信息傳遞功能發揮的落腳點就在于信任產生在知與不知之間,盧曼寫道:“歸納到底沒有明確根據供給信任;但信任是從已有的證據進行估計;如齊美爾指出的那樣,它是知與無知的融合。”②齊美爾認為通過預測和計算未來的可能事件的可靠性得出的信賴給了人類敢于行動的動力,徹底了解的人會有牢靠的信任關系,不用擔心信賴的消失,反而是不了解的人之間才會在意信賴關系的存在,信賴是對一個人的知和不知之間的狀態,因此,信任介于知與無知之間。信息的傳遞過程就是不知與知之間的轉化過程,也是信任度增加緩和信任危機矛盾的實現過程。
      
      其次,信息交流有連貫的程序,交換或者傳遞彼此的信息資源不是交流的最終環節,傳遞后的再加工,即關聯方的相互理解與彼此接受的步驟,同樣關鍵。由于傳遞信息的各方都是獨立的個體,成長經歷、生活習慣乃至價值觀都不盡相同,如果無法達到理解與接受的程度,矛盾和摩擦就會出現,也就無法實現信任的要求。這時要有換位思考的意識,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找出對方的合理點,提出雙方都可接受的建議和對策,縮小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信任差距。一般來說,信任的實現機制與信息的給予和獲取有關,而人際關系中的信任是對方給予的,信任關系的好壞取決于信息的給予和獲取是否相對平衡,如果兩者大致相當,才可能往良性態勢去發展,因此,只有相關聯方實現彼此信息的充分理解和接受,才能確保信息交流的順暢,創造信任得以完成的條件,從而避免信任危機的產生。
      
      最后,如何知曉雙方的態度和想法,及時、有效的反饋信息是必須階段。信息反饋指的是在對獲得或傳遞的信息進行理解、接受等再加工環節之后,給予對方反應的過程。
      
      而反饋功能的順利發揮有利于關聯方的透明度與參與度的增加,幫助行為導向性和程度化的規范。這個環節中,最好規避利益相關方的直接溝通,因為會影響反饋功能的實現效率,可以借助無利益糾葛的第三方來進行和傳遞,從而提高有效性、公正性和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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