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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中信任危機的描述

    時間:2016-12-05 來源:未知 作者:陳賽楠 本文字數:3019字
      第二章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中信任危機的描述
      
      新生代農民工是我國社會轉型的特有產物,這個群體的出現推動了城市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也導致了傳統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顛覆式的質變,必然帶來相當多的社會問題,社會融入難實現是較為突出的表現。這其中有政府出于政治因素的考慮和社會穩定的剛性要求所限,但這是背離正常城市化發展軌道的。在外部日益完善的制度要素和內部逐漸改善的素質要素的共同配合下,尤其是在社會物質條件極大豐富之后,個體對于尊嚴和地位等要素的要求變得十分迫切,特別是為城市創造豐富物質財富的新生代農民工,“被排擠在分享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成果之外,被排擠在社會服務之外,被排擠在社會關系的參與之外,”
      
      會使得他們對傳統既定秩序的限制提出質疑,加之原著居民一味地排斥與無視,往往使得新生代農民工變得不信任他人或者不被他人信任,這是禁錮著城市化發展步伐,也不利于社會融入實現的。而“社會和諧有著重要的經濟價值,對弱勢群體的排斥將破壞社會和諧,增加經濟成本。”
      
      實現社會融入是減少社會不公平、促進社會和諧的有效選擇,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是時代賦予的權利,是工業化、城市化推動的必然趨勢,更是真實愿望和理性選擇的結果,如何有效完成是必須思考的問題。
      
      2.1 半城市化: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現實寫照
      
      社會流動不斷加劇和城市建設“蔓延性”擴張,為社會融入的實現和城市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新生代農民工擁有充足而純粹的勞動力資源,憑借原始勞動力參與到經濟建設中,為實現城市化做著努力。與父輩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成長經歷相對完好,進入城市后就對生活有了強烈的認同感和融入期望值。“對他們來說,城市將會開啟新的生活方式,也將有不同的前途與命運。他們希望通過進城務工經商,告別祖輩們‘種地收割’的生活方式。”
      
      然而無論從現實要求還是自身表現來看,都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城市高昂的生計成本、嚴格的戶籍制度、冷漠的社會歧視等等有形無形的門檻持續沖擊著他們的城市夢。”
      
      目前,用于凝固社會身份、阻滯人口流動的戶籍制度有些許松動,但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等因素仍在人為設置障礙,諸如子女入學、醫療保障、住房條件等都沒能實現同城待遇,將新生代農民工排斥在分享城市社會資源之外,是對其價值存在和利益訴求的忽視。同時,城市居民制式的社會化行為與思維,更多的將其定位于“侵略者”、“外來者”,很少系統地思考與之融合的結果,對于相處態度和模式缺少正確思維,繼而在行動上就切斷了與新生代農民工之間的交流和溝通,使得彼此間隔著隱形卻難以逾越的鴻溝,融合與和諧無從談起,自卑、無助、飄蕩的“城市過客”心態帶給新生代農民工很大的心理壓力。
      
      除了內心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城市氛圍的渴望,新生代農民工的經濟來源、生活方式亦或者消費習慣都越發趨于城市化,受限于自身知識的斷層和缺失,無法形成與城市人才抗衡的擇業競爭力,無法達成“雙向選擇”的優化結構,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選擇層次低、穩定性差、技術含量少的職業領域,缺乏固定而連續的收入來源。經濟上的不滿足使其置身于紛繁復雜的城市環境時,理想與現實間的落差感極大,易被享樂、利己的觀念誘導,將奢靡、享受視作城市生活的根本意義,而忽略城市化的本質,當無法達成立足、融入城市的愿望,又缺乏回歸家鄉的勇氣與條件時,為了生存往往會鋌而走險,可能觸及道德甚至法律的底線。“根據國務院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大概有 84.5%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做過農活,30%左右的人沒有承包土地,40%左右沒有宅基地,92.3%表示不愿再回到農村。”
      
      多地法院在往年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件數、犯罪人數統計時,幾乎都占到了全部審理刑事案件、全部犯罪人數的三分之一。
      
      外部的制度公共品和生活必需品供應不足,造成新生代農民工的挫折感、剝奪感尤為強烈;自身的“邊緣群體”的社會定位和被邊緣化的心理負擔加重,導致他們焦慮感、自卑感蔓延。種種沖突相互交織,使得新生代農民工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無疑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外部壓力和自身薄弱造成的“半城市化”困境,成為了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最真實的寫照。
      
      2.2 信任危機: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重要變量
      
      層級分明、階層分化的社會結構歷來是中國治理國家的選擇,各群體一般都會自覺歸類各自的等級、地位的序列范疇,不同時期的分類基準和內涵不同,但都界限分明。
      
      過去是固有的、有形的等級分離制度的天然分割,切斷了階層間的溝通與自由流動的可能,如今是橫亙在社會群體間人為的、無形的不信任氛圍,阻礙了社會群體的融合與融入的實現。我國正處在加速轉型和社會轉軌的重要時期,社會經歷著從依附性向獨立性過渡的重大改變,建立在親緣和地緣前提下的傳統信任模式已經式微,過去仰賴熟人關系的非正式網絡建立的信任效力減弱,各利益主體間的關系維系越發困難,信任危機彌漫于各個角落,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不同行業幾乎都陷入了信任危機的漩渦之中。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旨在抹掉這種無形的不信任氛圍,但實現的過程并不順利。令人堪憂的對立情緒存在于城鄉居民間,警惕、懷疑、冷漠、歧視甚至敵對等不良態度幾乎成了他們生活和相處的主題,信任危機十分嚴重。而對立情緒往往是雙向的,既有城市居民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不信任,即城市居民對新生代農民工個人或群體恐慌、歧視的態度,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是缺乏現代文明的野蠻群體,進城是對現有社會資源的掠奪、對城市生存空間的擠占;也有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居民的不信任,即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居民的欺騙、不公的想法,認為城市居民是不事勞作的既得利益者,限制他們進城是對其人格尊嚴的侮辱。這其中不乏想當然的標簽定位,但有研究表明,一般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程度最低,信任危機最為嚴重,因為這種社會群體間多處于從未交往或不太交往的互動體系中,所掌握的了解對方的信息量不足以做出可信賴的決定,如果無法獲得充分而正確的信息,從自身利益出發,進而會做出損害彼此利益的選擇。不交往無法形成有效的交流,缺乏交流帶來了雙方的不信任,不信任更加深了彼此對于原有標簽定位的認同,信任陷入危機的怪圈,成為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重要變量。
      
      信任危機之所以成為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中重要變量,是基于信任對經濟社會發展作用的分析。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不但資源與資本等硬要素決定經濟發展,信任作為一種軟變量也是經濟繁榮的主要原因,是影響著城市化穩定程度的核心要素。眾多專家都在研究中論證過這個觀點。“阿蘭·佩雷菲特在其著作《信任社會》中提出信任是促進現代性和經濟增長的動力;普特南則認為社會信任是社會資本最關鍵的內容之一,是促進民主治理和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福山在其《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中也認為信任是導致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信任的程度影響著經濟運行的成本與規模的大小;尤斯拉納在著作《信任的道德基礎》中表明社會的普遍信任能夠促進經濟增長。”
      
      同時從哲學角度思考,經濟因素是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社會存在,而信任度問題屬于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范疇,馬克思經典理論中就論述了“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有能動的反作用,落后的、不科學的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發展有阻礙作用”,①信任危機是落后、不科學的社會意識的代表,一旦滋生將嚴重影響經濟條件等社會存在,特別是存在于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不僅對經濟的繁榮程度以及城市化的發展速度與質量有阻礙,也限制他們與社會的融合進程,反之亦然。榮損相依,連鎖效用明顯,信任危機問題及時有效的處理,其他問題也會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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