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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融入與信任危機的相關性解析

    時間:2016-12-05 來源:未知 作者:陳賽楠 本文字數:8003字
      第一章 相關概念界定與分析
      
      1.1 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界定與特點分析
      
      1.1.1 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界定
      
      2010 年,“新生代農民工”首次作為農村問題的特有名詞被寫入當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里,這賦予了他們和傳統農民工截然不同的內涵和意義。新生代農民工異于父輩農民工的價值觀特征與利益訴求,有了更復雜的問題和需求,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和關注。
      
      在我國,我們把來到城市從事商業活動和勞務的農民稱為農民工或者新生代農民工,而后者是有別于前者的新事物,特指生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農村勞動力,一般是從農村中學畢業或輟學之后進入城市從事非農業生產的人員,如今這個群體數量 1 個億左右,大約占到農民工總數的 70%以上,已成為活躍于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主力群體之一,他們的發展程度影響著我國城市化運行的進程與方向。不同于父輩只追求經濟利益的“城市過客”心理,新生代農民工希望在城市找到幸福感,除了經濟方面的獲得,更注重精神層面的追求,他們以城市青年和城市生活為目標,對農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幾乎完全陌生。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表明,他們相對于以往的農民工更加適應在城市里長久居住,很多新生代農民工都會考慮在城市購買房屋不再回到農村,這里面女性比例(71.4%)又高于男性(50.5%)。①王春光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是“基本上沒有務農的經歷,甚至連基本的農業常識都缺乏;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是更多地將流動視為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發展的契機”②的社會群體。
      
      1.1.2 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分析
      
      復雜的成長和生活經歷、固有的制度和政策影響,造就了新生代農民工特殊的社會群體地位與特點。
      
      首先,新生代農民工在進入社會時年紀尚輕,是橫跨未成年人與成年人的群體,有著青少年普遍存在的特點,比如獵奇新鮮、感情沖動、模仿他人、心智不成熟等等。這些特點對于新生代農民工是把雙刃劍,一方面能夠幫助他們在陌生的城市環境中保持對未來生活的新奇與希望,幫助他們快速地適應城市的社會生活,另一方面也可能讓他們迷失,甚至在無知的情況下被推進犯罪的邊緣。
      
      其次,新生代農民工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中橫跨農業環境及工業社會的復雜矛盾體,他們生活或工作在農村與城市的雙重環境中,肩負著建設城市和繁榮農村的雙重任務,雙重身份、雙倍付出并沒有帶來雙重收獲,他們處于尷尬的地位和狀態中,既無法扎根城市實現社會的融入,也無法適應農活,心甘情愿地回歸農村,搖擺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夾縫中。
      
      最后,新生代農民工是從留守兒童成長起來的群體,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的教育模式是無序的散養式,遠離父母的管教與約束,更多依靠親友或者祖輩的照顧,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觀念形成、塑造及樹立的關鍵時期,缺乏規范的教育與引導,無法形成規范的、主流的、正確的價值取向,這樣在他們面對判斷、選擇、取舍、誤解等情況時,往往容易有不客觀、不信任、不服從的想法和表現。
      
      這些特點的形成有被動的社會大環境的作用,也有主動的自身素質的限制,無論什么原因的影響,都是這個群體最真實的反映,是我們分析這個群體重要的參考坐標,對其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分析,是我們理解研究主體的特殊性與必要性的基礎,為處理他們面對的實際問題提供幫助。
      
      1.2 社會融入理論述要
      
      社會融入是外延性較強的學術術語,沒有官方給予的確切定義,依據研究領域的時間范疇、視角理論不同,社會融入概念的界定差異性較大。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三種理論觀點:
      
      第一,社會參與視角的“社會排斥論”①,是將社會排斥與社會融入視為對立概念來反向分析的,消滅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不公平對待和排擠是社會融入的目的,這樣可以保障新生代農民工等弱勢力量各項權利的實現,讓他們更加充分參與到消費、生產、政治與互動等各項社會活動之中。就新生代農民工的地位而言,是符合弱勢群體特點的,運用社會排斥理論進行社會成員參與度的分析,在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中表現明顯,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社會融入的內涵。但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實現機制是在互動中完成的,既有參與主體的主動融入的適應,也有融入群體的反饋回應,而社會排斥理論的論述重點在于強調外部壓力給予的影響,沒有覆蓋社會融入的整個過程,有一定的片面性。
      
      第二,社會公平視角的“社會融合論”①,是同向性的研究,是將社會融合與社會融入看作具有相似內涵與模式的概念進行比較分析。社會融合理論是社會團結理論和社會整合理論的集成升級版,強調文化與價值的趨同性,重視個體或群體的認同感和社會關系的強弱。“社會融合是個體和個體之間、不同群體之間或不同文化之間互相配合、互相適應的過程,并以構建良性和諧的社會為目標。”
      
      強調參與各方的主動參與過程,依據參與的方式與程度的不同,有不同的分類方法。諸如,邁爾斯的結構性和非結構性社會融合③、斯考特的以個體在群體中身份認同、價值取向和個人意愿等為重點的情感融合和以人際社會互動頻率和強度為重點的行為融合④及朗德克爾的文化性、交流性、功能性和規范性融合。而社會融入是弱勢群體為了最終自我價值的實現渴望加入強權社會的過程,是對社會融合的完善,不僅有不同群體之間的互相配合與適應,也有弱勢群體在適應后融入社會的結果,且后者更為關鍵、更值得重視,是實現群體社會互動和和諧社會構建的基本要義。
      
      第三,市民化視角的“移民融入理論”,是對參與群體融入的實現狀態和過程的描述。作為西方移民研究的重要內容,國外的研究重點是漸進式的移民發展過程,移民融入是伴隨工業化和城鎮化同步實現的,認為社會融入是“適應發達國家中的現代生產體系和現代性的社會互動規范,并隨時間推移,最終成為適應新社會生活的社會成員”⑤的過程。依據不同的研究旨趣,將移民融入與類似的融入概念,諸如“同化”、“社會適應”、“社會融合”、“文化適應”、“社會吸納”等等,進行類型化、結構化的研究,以經濟、政治、文化、觀念等四維視角和以新古典主義、人文資本、行為決定及結構馬克思主義等理論視角描述移民的融入狀態,比較著名的移民理論有萊溫斯坦的移民規律研究、伊沃里特的移民因素研究及馬卜貢杰的鄉-城移民模式研究。我國社會融入的研究主體較為單一,一般是特有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融入問題,以技術、資本等因素選擇移居國外的移民融入不在此次研究范圍內。而研究的理論主要是從“現代性、社會化、社會整合、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社會網絡等視角來進行分析的,如何運用、創造資本和信息資源,加強與原有群體間的良性互動,實現新環境中的自我調整、自我適應,最終完成市民化的過程”①是理論關注的重點內容。
      
      每種理論的視角不同,解釋的重點不同,無關對錯,各有利弊,但對于我們理解社會融入的內涵意義與運行機制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本文論述的社會融入的內涵主要對第三種理論的延伸研究,認為“社會融入是特定社會中的個人和群體,通過結構調整和主體自我適應,能夠享有就業、社會服務、城市文化生活、政治選舉等方面的廣泛的社會權利與平等參與的機會,逐步融入主流社會。”②根據特定社會主體的屬性不同,有鄉-城移民、城-鄉移民等分法,本文主要是在鄉-城移民內的討論,主要表現為擺脫低效益農業工作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城市謀生的長期的、單向的移民過程。
      
      1.3 信任危機理論概述
      
      信任是屬人的社會現象,“是否愿意給予信任,最終是由人來決定和展開行動的。”③信任問題的發生、發展都離不開人類社會。“信任在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它不僅能減少個體心理上的復雜性從而獲得本體安全感,而且能有效地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穩定。”④信任一旦出現危機,就意味著信任的基礎功能遭到破壞,將會寸步難行。
      
      信任危機最初并不是專有名詞,對其討論最多的就是將其作為信任研究的外延狀態或不良表現進行表述,單純地視其為信任的缺失、喪失。其實,信任危機是具有復雜理論體系的概念,信任問題在中國一直存在,只是在初期未將其問題化、理論化而已。在以往西方的眾多學者中,我國一直是“非現代社會”的代表,特別是在現代漢學興起之前,我們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嚴重缺失。《論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鳩闡述過這樣的觀念,長期的儒家教育和封建統治沒有讓人民產生對理法和道德應有的尊重,相反他們只是片面的看中對物質生活的追求。⑤信任危機成為顯學,形成有序的、完善的理論是不確定因素增多,風險社會來臨之后實現的。當整個社會的成員不再自覺遵循以往的道德規范,人們的交流與互動不再有道德觀念的約束,對周圍的人缺乏最基本的信任的時候,信任危機就真正的出現了。①最初將其定位為社會現象,是對社會中某些不合理行為的客觀描述。而在國際全球化的影響和國內改革的深化的兩面夾擊下,各社會成員間的利益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尖銳,信任危機頻繁發生,信任危機已經成為必須加以解決的阻礙經濟發展與生活安定的社會問題。
      
      如此以來,簡單的現象或概念的描述性研究不足以滿足現實的要求,為了更好地解釋及解決問題,必須不斷增強問題研究的細化性,類型化研究成為重點。我們對信任危機的分類是形式多樣的,不管是不一樣的表現范圍(如商業、公共產業、人際交流、價值取向等)還是不一樣的表現癥狀(包括對體制的、階層的、逐利的、差序的等),又或者是不一樣的作用領域(經濟、政治、社會等)都是我們分類的原則依據,而依據作用領域不同的劃分,可將信任危機區分為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信任危機、市場利益主體之間的信任危機、一般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危機。由此可見,不同的主體和關系賦予信任危機的表現和內涵不同,但對于信任危機的機制復雜、信任危機的后果嚴重的看法是達成共識的。本文論述的信任危機在上述分類中有交叉,既有階層性信任危機的內涵,也有一般社會成員信任危機的意義,表現在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
      
      1.4 信息不對稱述要分析
      
      信息是對社會生活中可傳播的一切內容的統稱,追溯信息的歷史不難發現,信息是普遍存在,其含義和方法滲透至各科學領域,只因信息所處時代、地域、領域的不同,傳播信息方式和路徑的不同,賦予了信息多元化的解釋與內涵。中國古代的“消息”、臺灣地區的“資訊”、通訊領域的“數據”、電子系統的“信號”等不同概念從本質上講都具有信息的內涵,領域不同形成的表達方式不同。哈特萊在上世紀 20 年代后期首先對信息理論進行了初步闡述,這標志著人類開始將信息看成顯學展開探究,但信息的真正含義還是維納給出的,在他的理論中,信息來源于人類對外部環境的認知,“并被用以改造外界的環境,與外部世界進行互相交換的內容和名稱”②為信息論確立了規范化的概念表述,而香農以通訊領域為研究方向的論述,形成了一系列著名的信息觀點:
      
      “信息是用來消除隨機不確定性的東西”③、信息的不確定性關系到信息量的大小、信息熵來解釋信息的量化度量問題等等,則奠定了現代信息論的基礎。然而,由于傳播渠道和社會發展的限制,信息的理論研究最初局限于物理、通訊等領域,其他學科和領域很少將其納入理論研究范疇,對于諸多問題和現實的分析、解釋有限制性。因為信息是一種有效的社會要素,是人類獲取、認識和區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應享有與物質、能量等同等程度的關注。
      
      也正是 20 世紀 20 年代開始,信息理論在各學科、各領域有了抽象性、理論性的發展,信息不對稱進入更多領域專家的研究視野,在最初的克納特對信息及信息活動的描述及馬克盧普對信息不對稱“里程碑式”的專門研究之后,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信息不對稱理論迎來了大發展時期,也是目前被大眾熟知與運用的信息不對稱理論成型和成熟的階段。最早是阿克洛夫在其著作《檸檬市場:質量不確定和市場機制》中對于“信息市場”概念的界定,檸檬市場即信息不對稱市場,信息不對稱是對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活動中的參與方擁有的信息的多寡和有效差異性的表述,標志著信息理論進入市場經濟的研究視野,此后,信息不對稱研究不斷外延,喬克·阿克洛夫等三位美國學者著重研究了不對稱市場在商業、金融業和勞動力等領域中的表現,他們的這些研究被廣泛的認知,將身份、信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要素作為研究變量得出了重要理論成果,并且因為這些開創性的研究對于不對稱信息條件下對市場運行機制的貢獻,在 2001 年被共同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信息不對稱認為:市場中往往賣方比買方更有信息優勢,占有更多的信息資源;信息占有的多少導致信息需求的產生,占有較多信息的個體可以出賣自己的信息來謀求利益,這種信息的分配不均達不到信號所起的作用,后者可以通過自身作用填補由前者產生的經濟發展受阻的現象。信息不對稱起源于交易市場的買賣雙方的信息及信息重要性的研究上,但這項研究不應該被限制在這個方面,我們可以在信息不對稱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對信息來源途徑、信息占有量對市場參與者收益風險的影響等方面的探求。
      
      我們可以通過對相關網站的查詢來進一步了解信息不對稱對社會生活中的各項生產生活的消極影響,我國正處在改革開發進一步深化加強的關鍵時期,正是由于時期的特殊性這種消極影響的表現會更加明顯,因為它會導致社會生產各項風險的提高,出現逆向選擇帶來的不利結果。逆向選擇充滿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這種選擇改變了以往的參與者在事情發生以前進行主觀選擇的狀態,它是由于信息不對稱現象所直接導致的,占有更多信息的參與者會通過自身在市場中的優勢地位,操縱市場交易,使信息不足的參與者受到損失,進而破壞市場優勝劣汰的規律,消極影響市場發展平衡。道德風險泛指的是“從事活動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效用的同時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這種情景多體現在人們通過給他人帶來損失的方式來給自己帶來利益,損人利己,是當自身受到保護的時候,這樣的情況更加嚴重。比如目前城市社會中,政府對于區域內本地居民相關政策的保護和傾斜,對于外來人員的偏見與歧視的情況,就容易造成道德風險的出現。
      
      1.5 社會融入與信任危機的相關性解析
      
      之所以重視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中的信任危機問題,是因為信任危機與社會融入有密切的關系。從總體上看,社會融入是社會學科中的基本概念,經濟、政治、文化、心理等均會影響社會融入的范圍和程度,其中,信任危機成為影響社會融入程度的突出因素之一,主要體現在文化和心理層面。目前,經濟環節的有效釋放為社會融入打下了基礎,政治環境的相對放開給社會融入提供了支持,信任危機對社會融入的影響卻在不斷擴大。社會融入和信任危機雖然分屬于不同的理論范疇內,但是兩者的相關性十分明顯。
      
      1.5.1 社會融入與信任危機的動態性分析
      
      融入,取融合、混入之意理解,是對抽象關系運行的動態表達,比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社會融入體現的就是在社會范疇內實現人與人之間關系融合的動態的參與過程。
      
      信任是屬人的討論,信任與否多是對人與人相處的狀態描述,暗含主動的意義,選擇信任或者不信任,都是基于不確定、不可控、不可測未來的一種冒險但又積極的參與,從這個方面來看,二者討論的范疇內容都是關于人與人關系的,關系發展的軌跡、狀態都是動態性的。社會融入中的信任危機是在社會范疇內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現停頓、反復、顛覆的過程,表現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虛偽、欺騙,而使選擇與預期不一致的后果表現。
      
      1.5.2 社會融入與信任危機的交互性分析
      
      社會融入與信任危機是相互作用的,這種交互性是兩方面的。第一,各自意義中的交互性。社會融入表示的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融合,是參與各方共同作用、共同互動的結果;信任危機帶有利益色彩,是關系范疇內的討論,施信與受信的雙方是交互作用的。
      
      第二,兩者之間的交互性,社會融入和信任危機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共同體,兩者之間呈現相互依存、此消彼長的負相關。社會融入的順暢與否,一定程度上反映著信任危機風險的高低;信任危機問題解決的是否合理有效,影響著社會融入實現的可能性的大小。
      
      1.5.3 社會融入與信任危機的流動性分析
      
      這里的流動性是納入社會融入與信任危機影響因素中的討論。社會融入強調流動性,而流動性也是新生代農民工表現明顯的特征之一。但是過分頻繁的流動性卻是形成信任危機的潛在條件,是影響社會融入程度的。拿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幼時過度的流動性和間斷性造成他們基礎教育培養流于形式,無法真正了解他們的思想動機和精神狀態,無法有效培養其適應社會變化的能力,造成自我調適、誠實守信等習慣多有缺失,主觀上就容易造成不信任他人的印象。成年后的工作領域,頻繁的流動性造成他們的職業教育難以連貫,針對工作做到有的放矢的提高,使得雇主或同事對其穩定性、技術狀態與能力產生懷疑,往往形成不被信任的局面。
      
      社會融入,重視社會共同體各個部分的有機融合,無論是初期的就業、住房等經濟要素融入,還是后期的認同感、歸屬感等心理觀念融入,都對信任有要求,融入程度與信任程度密切相關,各主體之間的互相信任和奉獻以及相互之間的忠誠度,才能保證社會的運作地正常運行。如果持續陷入信任危機的狀態,無疑會增加社會運行成本阻擋社會融入目標的實現,也與實現和諧社會的愿景相違背。
      
      1.6 信息、信息不對稱、信任及信任危機的關系分析
      
      而選擇以信息不對稱作為切入點來進行論述,是基于信息對于信任的重要性,信息已經成為影響信任問題、導致信任危機的重要因素。
      
      首先,信息的客觀性特征決定了其中性詞的詞性,對它一般是不帶感情色彩的表述,只依據信息傳播渠道的不同和信息承載量的多寡就賦予其不同的意義。對經濟社會的行為主體來說,所有有關的參與者都知道的信息叫做”公共信息“或”共同知識“,而一方參與者知道,對方卻不了解的就叫”私人信息“,是擁有信息一方的私人信息。信息告知一人,不影響其他人分享信息的權利和利益,具有明顯外部性特征,這里的信息指的是公共信息;而參與者擁有的信息越多,就越能做出正確的決策或決定,這里的信息往往是私人信息,是一種有價值的資源,具有私人物品的屬性。現實生活中,正是因為私人信息存在的關系,才使得參與各方擁有的信息量始終處于不一致的狀態中,一部分人無法獲得充足的、準確的信息,才導致了”信息不對稱“,也為決策帶來了不確定性和風險。當在沒有足夠信息,并且無法形成有效溝通傳遞信息的前提下,所做出的選擇往往是基于個人利益最大化卻損害對方利益的,如此反復過程中,不信任甚至信任危機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對于任何一個現代社會,社會中的人對自己身處環境和外界事件有天生的關注與敏感,對于信息的需求既是與生俱來的能力,也是交往互動的前提,只有準確把握機會、規避風險,依據信息做出正確的判斷,才能保證自身獲得更高的信任與被信任的概率。
      
      其次,信任本身已包含有信息不對稱的含義,信任帶來的風險就是信息不對稱的風險,主要是來自相關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對于不確定的人或事做出判斷時,已有的可供參考的信息可能是有限的,并且有限信息的真實性也是有待考驗的。盧曼認為”信任總是從已有的證據進行推斷“,①當已有的證據無法滿足我們選擇信任的條件時,信任的風險最大化。同時,信任本質上就包含著承擔風險的意愿,什托姆普卡將信任視為對未來的賭博,選擇信任就是愿意把自己的信任交給對方,并愿意為信任的后果負責的過程。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從來都是相互的,而對人或事物的信任,往往是其對自己的信任外向投射的結果。身處信任他人的互信關系中,人格都會得到滋養和提升,而在互相不信任關系中,不相信他人,也無法得到他人的信任,沒有人是快樂的。換言之,一方想獲取對方的信任,只有通過自身的言行,給對方提供信服的相關”信息“,且”信息“要具有穩定性及連續性,形成明晰的”信任信息鏈“.一旦”信息鏈“出現斷裂或者”信息元“不令人信服,必然會導致信任危機甚至完全的不信任。
      
      最后一點,信息傳遞有助于信任傳遞,”面對已得到信任的人需要給予充分的信任,而正在獲得信任的人也要給予有條件的信任。需要學會怎樣依照不同情況、風險和信用,來適應該區域的信任傳遞;同時也需保持信任傾向,不要因存有風險保留信任。“②”信任結構受制于社會結構、文化和制度等因素,而信任危機也同樣會造成社會結構、社會功能、社會秩序、社會關系的斷裂和失衡。如信任感失去,其功能得不到發揮,就會導致現今社會結構以及功能的斷裂,而人在其中將承擔所有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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