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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問題研究導論

    時間:2016-12-05 來源:未知 作者:陳賽楠 本文字數:9063字
      導 論
      
      一、選題背景與問題提出
      
      (1)選題背景與原因
      
      在整理導師課題《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教育》過程中對題目有些思考:社會融入應是自發狀態下循序漸進的實現過程,而有被動地受教育的需求,表明社會融入的自發過程受到了外力的不利影響,出現反復、阻滯甚至倒退的狀況,研究發現信任危機是自發過程中的不規范狀態,成為影響社會融入實現的重要變量。而導致社會融入難以實現的因素較為復雜,社會環境和政策的限制不容忽視,但現階段融入過程的反復與社會主體間的信任危機密切相關,以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不和諧為突出表現。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間的信任危機會帶來彼此人際關系緊張、人情冷漠,降低了社會成員的幸福感和生活品質;同時,容易引發社會秩序的無章與混亂,加重市場經濟的交易代價和運行成本,影響城市化推進與社會結構優化升級,進而阻礙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實現。無論是背景表現還是影響作用都表明這是極具研究價值的現實問題,值得也需要進行深入理論探討。
      
      而之所以選擇這個題目作為研究主題,既是基于專業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下的思考。從研究內容來說,信任及其外延問題隸屬于社會意識范疇,是連接其理論的關鍵內容,“馬克思早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從哲學角度運用異化理論對資本主義信任狀況及信任危機進行深刻分析與研究,提出了獨特的‘信任異化觀’的觀點”①,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從對資本主義政府信任的徹底否定、對于工人階級及其群眾的信賴與擁護等一系列問題的論述中開始的;從研究主體來說,新生代農民工是橫跨農業與工業的特殊群體,是工人與農民身份的混合體,是連接城市與農村的關鍵,他們的情況和發展隸屬于“三農”問題范疇,而“三農”問題解決的好壞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穩定程度、左右我國城鎮化的推進步伐,是亟需解決的問題。這從我國對待這個群體問題的政策與態度中可見一斑,2004 年至今連續 12 年發布以“三農”為主題的綱領性和指導性文件,2010 年一號文件中更著重提出“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足見“三農”問題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重中之重”的地位,是關系黨和國家全局,事關和諧社會、小康社會構建以及新農村建設。第二,也是基于中國社會現實問題專研導向的選擇。從研究內容來說,信任本是人類與社會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樞紐,有助于和諧美好人際關系的確立及穩固社會和平發展的重要因素。然而當下社會各層面存在的不同程度的信任缺失,信任危機頻發的現實才是信任最突出的表現狀態。特別是涉及到新生代農民工,而一旦信任感和信任度的持續走低觸碰到底線,對社會發展和個體生活的破壞性將是致命的,如果不進行有效疏導,帶來的不良后果將很可能導致社會秩序解體。
      
      (2)問題提出
      
      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無論是融入方式還是融入過程,在社會轉型中實現已非易事,加之信息供給不足和信息渠道不暢導致的信任危機的普遍存在,左右著人際關系與社會秩序的運行狀態,成為影響社會融入程度與狀態的重要變量,處理不當就會引發負面連鎖效應,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也是與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及城鎮化”四化協調“發展趨勢相違背的。這是分析問題的關鍵點,也是解決問題的著眼點。
      
      選擇從信息角度入手,在描述主體特征與發展現狀基礎上,以信息不對稱視角為切入點,著重分析社會融入中信任危機的信息不對稱特征表現、信息不對稱與信任危機的作用機制等,并結合主體在勞動力市場、社會交往與權益表達等方面的存在方式,充分認識到信息不對稱對于社會融入中信任危機的影響及意義,并應用信息的可傳遞、可理解、可反饋等功能,提出緩解信任危機的改善方案,為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實現提供理論參考,減少社會融入中不必要的摩擦。
      
      二、研究意義
      
      當前,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社會的發展,國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生活和發展環境復雜多變,糾紛日益凸顯,沖突日漸頻繁,使我國陷入多種社會矛盾的糾纏中,在不同領域及主體間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機。中國社科院最新發布的《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中表明了這樣的事實:中國的社會信任多次徘徊在警戒線,現在降到了”不信任“水平。在眾多的不信任表現中,社會成員間的信任危機是最危險的,如果缺乏有效的疏導與控制,隨時可能轉化成群體性事件,甚至演變成社會危機,帶來社會秩序的解體。現代社會環境中,信任危機的發生機制較為復雜,不同社會成員間的信任問題產生的機制與成因不同,處理方式也不盡相同,需要區別對待。本文從信息不對稱視角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中信任危機的分析則是對特殊群體信任危機的表現、成因、機制等問題新的思考方向,無論是理論角度還是現實意義上都有不小的研究價值。
      
      (1)理論意義
      
      信任危機的形成機制復雜性較強,特別是涉及到身份特殊的新興社會主體--新生代農民工時,更是涵蓋了社會、心理、經濟等方面的多維社會問題。眾多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發展都不是單向度因素決定的,多元社會問題需要多元理論支撐,充分的理論探索有助于理清問題的發展脈絡,理解問題的實質與內涵,進而推動問題的解決。
      
      以信息不對稱視角為切入點,通過學科間的交叉理解和多樣性的方法解釋,深化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中信任危機的理論闡述,把握特定主體信任危機的發展內涵,增強對信任危機危害性與社會融入必要性的認識,對存在問題進行綜合、系統的比較與分析,拓展問題的研究視野。在具體研究中,針對信息、信息不對稱、信任及信任危機之間關系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理論選擇的意義與作用,深化對問題的認識;將信息的形成、傳遞及反饋等功能運用到信任危機的討論中,有助于分析問題的作用機制與影響,為問題的解決提供可操作性的路徑選擇。在一定程度上這些研究是對現有的較為成熟的社會融入、信任危機及信息不對稱等理論的補充、豐富與擴展。理論是在現實中產生、發展并為現實服務的,正確、豐富的理論知識在處理實際問題時,才有助于效用發揮的最大化。
      
      (2)現實意義
      
      目前的社會服務供給無法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現實需求,融入過程中的信任危機問題十分嚴重。以往探討信任危機時側重于主體不信任的現象描述和政策變動對信任的影響等方面,將問題成因簡單地歸結為心理層面或制度因素,將信任危機看成道德淪陷或政策阻滯的單向運動,在選擇解決方式時就只從道德途徑和政策變動出發,容易造成對信任危機問題理解和處理的片面性、局限性。
      
      在信息不對稱視角下對社會融入中信任危機進行解讀,是跳出以往過分依靠制度、道德等因素為主導研究方向的新的視角選擇。通過對主體信任危機的歸因本質和機制方法的探究,尋求及時、有效地控制社會主體在城市化進程中失衡狀態的方法,保障主體間了解、溝通渠道的暢通,減少融入過程中的摩擦和沖突,減緩階層分化導致的主體間的利益沖突和利益對立,調動行動主體的參與性,激發社會主體的良性互動,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積極性,是本質且現實的選擇,更有利于信任危機問題的解決。畢竟,”農民工問題是關系未來 50 年中國能否持續發展,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社會能否長治久安的基本問題之一。“①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既是開拓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的保障,也是穩定社會秩序的基礎。
      
      三、國內外研究綜述
      
      (1)國外研究綜述
      
      本文論述的重點在于借助具體的理論視角分析和解決特殊群體社會融入中遭遇的信任危機問題。而國外就此問題所涉及的相對成熟與系統的理論重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國外的社會融入理論與社會融合理論密切相關,強調移民遷入后的適應性問題,缺乏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環節的討論。因為農民工或者新生代農民工,是我國社會結構中獨特的”現象級“群體,它的形成、發展過程與國外移民城市化的本質和步驟不盡相同,國外移民的城市化是在工業社會充分發展中實現的,農民到市民的地域、職業和身份的轉移是同步的,而新生代農民工走的是”農民-農民工-市民“的過渡路線,身份與生活相互分割,是橫貫農村與城市的”雙重人“.二者的實現路徑不同,在借助理論進行問題分析時,要有選擇性參考其理論精髓。
      
      國外關于信任及信任危機的研究開始較早,最初對信任進行系統性、科學化的研究來自社會心理學領域,”著重對信任及與信任有關現象的描述,比如涂爾干、帕森斯的‘社會團結’、‘承諾’等含義的研究,成為國外學術界的研究熱點則要到 20 世紀 70年代,社會信任問題才得到西方社會理論學家們的關注;之后從不同角度、不同學科開始將信任納入了分析領域,圍繞信任的內涵、外延與類別等方面給予較為系統的解釋與擴展。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率先將“信任”劃入社會學研究范疇,并指出“信賴是社會之內最重要的綜合力量之一”,②盧曼從新功能主義層面對信任觀點的充實,覺得信任是一種可降低環境和系統繁雜性的系統簡化機制;弗蘭西斯·福山則提出風俗、宗教等倫理道德和文化決定信任的產生,這是對信任形成根源的豐富;以后的研究偏向于信任理論的類型化研究:比如,韋伯對信任實行哲學作用下的區分,分別為根據血緣和地緣共同體為特性的特殊信任和以宗教發展為基礎的普遍信任;盧曼根據程序理論和符號功能主義為立場,將信任明確劃分為人格信任和程序信任,進而充實了人際信任與規范信任的理念。
      
      伴隨風險社會來臨,學者將研究視野放到了信任危機這一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上,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后果》中對信任的實質、意義等問題進行深入闡述,產生了現代性制度下特殊的信任觀,認為人最終會取代系統完成信任的實現過程,信任危機是現代性的后果;再來是對中國信任問題的關注,主要集中于現象和人的判斷。弗朗西斯·福山認為中國是一個低信任社會,傾向于相對固定的家族和血親關系的維護,與外人之間的天然屏障造成一種對外人“永遠無法改變的不信任”的現象;傳教士史密斯在《中國人的性格》著作中給中國人加上了“不真誠”和“彼此不信任”的標簽;韋伯則覺得中國人的信任是難以廣泛化的特殊信任,大部分是建立在血緣共同體層面上,與血緣以外的人存在普遍的不信任。這些研究結論無不在揭示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存在著不可忽視的信任危機問題。而已有信任危機理論以社會制度和社會現實的描述與總結為主,為我們剖析現代社會的信任課題提供了基礎的理論參考,但在面對我國社會主體信任危機的實際問題時,適應性和可操作性有待提高,是今后研究中值得拓展的方向。
      
      信息及信息不對稱理論起源于國外,依據時間節點劃分不同的研究階段,但信息不對稱現象是一直存在的,目前來說,理論發展也是經歷了兩個階段:20 世紀 20 年代開啟了理論的建構時期,起源于經濟學領域的純理論研究。F·H·克納特是最早涉及信息不對稱理論的學者,在其名著《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中就有關于信息及信息活動的闡述;之后的數十年信息不對稱理論的內涵日益豐富,1962 年馬克盧普的專著《美國的知識生產與分配》的出版,“被定義為信息不對稱研究過程中的里程碑”.①到 70 年代理論發展業已成熟,也是目前應用廣泛的信息不對稱理論精髓開始形成的關鍵階段,這個時期出現了數位開拓性貢獻的專家,K·J 阿羅《信息的價值與需求》等文中提出“不對稱信息下的決策問題很重要”②;喬治·阿克洛夫創立了阿克洛夫模型,也稱檸檬市場、信息不對稱市場,在理論分析中引入逆向選擇的觀點;斯蒂格里茨則認為現實社會中應該用信息不對稱代替完全信息條件下來進行競爭問題的研究。80 年代隨著信息不確定性經濟學正式列入美國經濟協會雜志,信息不對稱理論發展空前繁榮,以三位著名經濟學家研究信息不對稱同時獲得諾貝爾獎開始,信息不對稱理論進入了大眾視野,主要以信息不對稱的基礎理論的學習和傳播為主,之后信息不對稱理論的工具性特征有所發揮,用以解釋汽車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信貸市場中信息不對稱的現象,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背景及措施等。
      
      (2)國內研究綜述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問題存在多時,而我國對于社會融入的討論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層次。第一是以研究國外移民的特點及發展趨勢和國外社會融入的特征與機制為重要內容。例如通過相對成熟的雙重勞動市場理論、新古典經濟平衡理論、歷史-結構主義理論和移民系統理論來剖析國際移民的優勢與不足的,這在周聿娥、阮征宇的《當代國際移民理論研究的現狀與趨勢》一文中十分詳盡;而關于移民社會融入理論的概念、內涵、類型、歸因及模式等方面則在梁波、王海英的《國外移民社會融入研究綜述》中有較為全面的論述。第二層面是對于有獨特成因與特殊背景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依靠國外移民的社會融入理論來分析相關問題,有一定的局限性,實現社會融入理論的本土化比較關鍵,目前集中于社會學層面的討論較為廣泛,以王春光為代表的專家學者關于農民工社會融入研究成果顯著。分析發現,比如從社會學角度回顧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發展趨勢與問題表現,在他們其他的著作中,也分別從社會的方針與政策的協調、社會認可程度等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分析研究了如何處理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中的不客觀、不平等的困境。
      
      關于信任危機理論,國內的研究相對較遲,但有關信任的說法歷史悠久,樸素的信任理念在我國由來已久。儒家的“仁愛誠信”、墨家的“兼愛重諾”、道家的“無為而無不為”、法家的“重刑尚信”、韓非子的“去私心、行公義”等在歷史上都起到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無不體現“信任”的重要性。《論語》等典籍中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言而有信”等觀點如今仍被大家廣泛的接受和運用。直到上世紀 80 年代,現代社會關于信任的理論研究才全面展開,起初關于信任的研究是基于心理學維度從人際關系路徑等為著手點而開始的;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研究重點開始傾向于社會學層面,眾多專家學者從不同的理論和視角為中國式的信任問題做出了理論貢獻。研究方向大致是兩種方式:
      
      第一,是從社會整體出發,對具體理論和概念內涵中進行剖析,以純理論研究為主,以社會學、倫理學、哲學等視角對信任危機進行現狀分析、對策探討、根源研究、機制構建等方面的解讀。較早的有學者彭泗清在其社會學著作《我憑什么信任你-當前的信任危機與對策》中將信任危機定位為“社會病”,認為社會中普遍存在著信任危機,通過對信任危機在服務、熟人、制度等不同方面的“癥狀”進行闡述,認為信任危機形成是來源于強調傳統社會熟人關系的人際信任和受道德性規范要求的社會信任體系逐漸瓦解,新的以法律制度和規則為核心的社會信任還未樹立,同時給中國的信任危機指出了在完善制度、加強監督、遵守規則等方面進行改進的“藥方”;鄭也夫在《中國的信任危機》中強調信任關系在時間差、不確定性、絕對判斷的前提中產生,以一種簡化機制發揮功能,以人格信任、專家信任等信任結構為視角,論述了當代社會信任危機的內涵、成因及路徑等問題;高兆明在《信任危機的現代性解釋》中以社會哲學維度來論述,認為信任危機是由于世界根本性變革帶來的傳統斷裂、制度性承諾的乏力和存在的孤獨造成的,并嚴重了影響了現代化的進程;之后也有洪波在《當前信任危機的闡釋與消弭》中從社會倫理角度分析信任危機產生的深層原因是利益失衡、制度缺失和觀念變遷,選擇調整利益格局、加強權力監督、建立契約信任、弘揚傳統文化的路徑來實現信任的重建;李萍在《從現實人格失范維度看信任危機》中將信任危機視為社會規范不利或缺失帶來個人行為和心理混亂狀態的影響,并從正式約束和非正式約束等方面努力重建社會信任關系;王莉在《信任危機的人文反思》一文中從人文層面開拓信任危機問題的制度性解決方式。第二,是從特定群體出發,對群體間、行業間存在的信任危機進行有針對性的分析,臧豪杰從行政學角度在《信任危機根源探究與對策》中對政府、專家、企業等群體的信任危機進行深入研究,分析發現民間監督力量過于薄弱、社會管理水平較低、信息公開不足、客觀中立第三部分的缺乏是信任危機產生的根源,要從增強民間監督力量、增大公共服務供給、發展與扶持第三部門等方面加以努力;景軍在《艾滋病謠言的社會淵源:道德恐慌與信任危機》和郭曉科《制造信任危機》的論述中都以噱頭十足的社會事件為出發點,重點分析了道德恐慌與信任危機的關系,提出傳媒、記者和政府在解決信任危機問題中的重要作用;劉雙在《大學生信任危機及對策分析》文章中以大學生為研究主體,在社會、學校、家庭和個人多要素共同作用下分析其在信仰、道德、人際和政治方面的信任危機,采取引導模式對大學生進行理論灌輸和意識培養,為構建社會信任機制努力;王偉杰在《當今中國醫患信任危機的成因與出路》一文中從制度信任視角探究衛生經濟制度、醫療內部制度及監管制度的問題造成醫患信任危機的頻發,提出重構醫患信任機制的制度性方法。特別是涉及到農民工信任危機的研究多是社會學視角的調研形式,張連德在其基于皖北 D 縣的調查文章《農民工社會信任危機的生成原因與對策探討》中以社會排斥和信任機制缺失為切入點分析信任危機之所以產生在于文化、教育、制度、市場、關系等因素對農民工的排斥以及熟人關系、組織、道德等約束機制的弱化,提出促進農民工收入的增加、引入非正式組織建設及增強農民工權益保護制度等措施;曾笑在以廈門市農民工為藍本形成的調研報告《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研究》中通過多元回歸模型分析社會交往、心理認同、城市適應等因素分析農民工對城市信任度與融入程度間關系。
      
      隨著國外信息學專著引入中國,我國關于信息不對稱問題的探索就全面鋪陳開來,大致也是經歷兩個階段。最初的研究基本上以理論介紹和敘述為主,1988 年林德金《信息經濟學導論》是較早的專業著作,在這以后,葛偉民、劉希印、張守一、羅貴權、馬費成等學者均以《信息經濟學》題目從信息網絡發展、信息的形成與配置、信息的經濟效益與功能等不同角度論述信息及信息不對稱理論的發展態勢和現實問題,充實信息不對稱的理論內涵,提高理論研究的本土化和指導性。之后細化研究成為信息不對稱理論的重點方向,是將信息不對稱引入微觀領域,為解決現實問題服務,比如引入資本結構、就業、保險等市場主體以及醫患、汽車、網絡、旅游等行業主體中,用來進行參與主體間的關系表現與作用機制的理論分析。比如,張競超等在《從信任角度及信息不對稱角度分析醫患關系》中重點研究了醫患間信任關系的緊張、矛盾不斷的現狀,從委托-代理關系和信息不對稱視角分析醫患間激勵不相容的不信任關系;楊鳳勇、李娟在《信息不對稱與農民工就業》一文中分析了“民工荒”與農民工就業難并存的根源在于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信息不對稱,以加強政府的信息服務作用、完善市場中介信息服務功能及提高農民工獲取信息能力為解決就業的重要舉措。而目前我國將信息與信任結合研究最為著名的是張維迎,在專著《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和《信息,信任和法律》中對信息不對稱進行了深入的應用性和細化性研究,將信息與信任結合分析,將信任分為個性、制度及信譽內涵下的分類,將產權作為處理信任危機的有效手段;而將信息視角切入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中加以論述的是李全喜,在《信息融合: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中不可忽視的問題》中將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視為時刻與外界進行“信息”交換的開放系統,有效信息的獲取是實現融入的基礎與支撐,之后又在《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中的信息短缺問題研究》中從信息論角度分析信息短缺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制約作用,建立相關制度和增強農民工信息能力等是應對信息短缺的有效方式。
      
      綜上所述,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的研究,社會融入、信任危機、信息不對稱等理論在其本論建設中均有不同角度的發展性論述,各有側重點,在各自研究領域及主體范疇內都發揮著重要作用。現有的信息理論的功能性研究重點分別在信任、融入的方面,缺乏兩者結合性以及信息功能要素的探討,特別涉及到社會轉型期異軍突起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時,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復雜性、關鍵性以及特殊性為在增加了融入實現可能性的同時,也加大了融入實現的困難度,以信息不對稱視角為切入點是新的探討與嘗試,在處理社會融入中現實的信任危機困難時,有一定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是值得研究的方向。本文的立意是用成熟的理論觀點列入社會融入的條件下,強調理論的結合應用,以信息不對稱視角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中的信任危機,是在廣泛吸收和借鑒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對類似問題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的基礎上,重新審視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困境,了解信任危機的內涵、表現、機制及影響等方面,為緩解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中信任危機問題,拓展理論思路和實際路徑。
      
      四、研究思路、方法與框架構思
      
      (1)研究思路與方法
      
      首先,運用貫穿始終的文獻研究法,針對文章涉及的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信任危機及信息不對稱等概念及理論進行界定與分析,收集、整合國內外前人研究成果,充分理解與掌握研究問題的內涵與意義。
      
      其次,通過比較研究法對社會融入與信任危機的相關性,信息、信息不對稱、信任及信任危機等關系進行比較分析,較為深入地把握問題的內在邏輯與發展關系,針對社會融入的現狀及信任危機的表現及影響等問題進行解讀,對新生代農民工所處的社會狀態與社會環境進行全方位的掌握,正確看待、處理社會融入中信任危機的現實問題。
      
      再次,借助相關理論公式闡釋信息不對稱與信任危機的作用機制,運用規范分析法以信息不對稱視角對信任危機進行學理性的價值判斷與分析,認識并準確把握信任危機在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相關領域中的作用機制、具體表現以及影響要素等問題。
      
      最后,則在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信任危機進行學理分析的基礎上,從外部環境和內部尋找緩解信任危機的改善方案,以加強信息溝通與對稱的方式開拓社會融入的新途徑。
      
      (2)研究的框架構思
      
      本文在梳理了國內外學術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對論文中涉及到的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信息不對稱、信任危機等概念內涵與相關性加以界定,并從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必要性、存在方式及社會融入中信任危機的表現、成因、危害等方面進行闡述,在信息不對稱視角下,從新生代農民工實現社會融入的勞動力市場、社會交往及權益表達等具體領域加以解讀,從而試圖分析出能夠有效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中信任危機的途徑與措施。
      
      全文分為導論和四章內容。導論通過分析社會現狀及選題背景提出研究問題重點所在,對研究內容的國內外理論成果進行總結;第一章是對論文相關概念及理論的界定、特點、相關性以及信息、信息不對稱、信任及信任危機間關系的解讀,對問題內涵與意義有充分的理解與掌握;第二章在分析社會融入的必要性的基礎上,著重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存在方式、影響變量等內容進行探討,把握信任危機在社會融入中的作用;第三章是重點區分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相關領域中信任危機的信息不對稱表現和影響;第五章則是針對新生代農民工信任危機的風險,在信息不對稱視角下開拓有效的社會融入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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