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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族人群在城市融入中的研究導論

    時間:2016-10-22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7824字

      第一章 導論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城市化進程也加快了步伐,少數民族人員涌入城市并定居的人口越來越多。在 2010 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中顯示:蘭州市常住人口為 3616163 人,與 10 年前的 2000 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共增加 473699 人,增長了 15.07%,其中少數民族人口為 159376 人,與 10 年前相比,增長了 27.25%,少數民族人口占蘭州市常住人口的 4.41%,這個比重比之前的普查上升了 0.37 個百分點。根據普查的結果,可以看出近十幾年來,蘭州市的少數民族人口增加較快,對這一群體的關注已經十分必要。這些少數民族居民在城市的汪洋大海中,不僅面臨著經濟和生活方面的困難,同時還面臨著民族文化的差異和主流社會的排斥,他們是一個在語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與漢族截然不同的特殊群體。一年前,我參與了"少數族群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與城市融合研究"課題的調查,對少數民族群體的日常生活習慣、宗教文化、他們與城市主流社會的關系,以及他們在適應中遇到的問題等方面都引發了我的思考,促使我對這一群體有了探究興趣。后來,閱讀了一些關于少數民族群體社會適應的文獻,覺得對這個群體在城市的適應性進行研究是很有意義的。所以,本文選擇的研究對象是日常生活習慣和宗教文化都很有代表性、而且是以漢族為主的城市中的少數民族人員,嘗試對他們的社會適應情況進行分析。在蘭州市這個多民族城市中,回族是個人口較多、居住地區廣泛、宗教文化等各方面都極具特色的民族,同時,由于居住在以漢族居民為主的社區中,他們在與以漢族為主的主流社會的交往過程中,面臨著適應性的諸多問題,因而選擇回族群體進行研究,對揭示蘭州市少數民族的適應性問題具有典型性。

      基于上述,本文通過問卷法和深入訪談的方法,對蘭州市回族群體的社會適應狀況進行測量,重點考察回族群體融入主流社會的現狀以及他們在社會適應過程中的影響因素和障礙,在此基礎上,初步探討促進城市少數民族社會適應的應對策略。

      二、研究意義。

      (一)現實意義。

      通過研究少數民族群體在城市生活中的社會適應狀況,可以了解他們在哪些方面可以更好的適應主流社會,在哪些方面有排斥和疏離感,哪些重要的因素會阻礙他們的適應過程,這些都有利于減輕他們的陌生感和角色混亂,有利于開展城市化進程中的多民族民族社會治理,促進社會和諧。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面對漢族文化的主導性地位,少數民族個體在社會適應進程中,有些人可以較好的適應,有些人可能很大程度上不能適應,甚至有些人因為各種因素使他們對本族的傳統文化或者漢族文化出現排斥和不適應的心理。通過對少數民族群體社會適應性的研究可以有效緩解甚至免除他們在與當地文化的接觸碰撞中出現的不適應或排斥的情況。社區和諧的關鍵是少數民族和漢族能夠在平等友愛的基礎上,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對少數民族群體社會融入的研究可以增進少數民族與漢族居民的相互了解,使少數民族可以更好的了解漢族社區居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漢族居民也可以更好的接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使他們雙方能夠和睦相處,共同促進城市的和諧發展。

      (二)理論意義。

      在城市化進程中,居住在城市的少數民族既面臨著跟以往生活不同的生存環境和文化環境,內心又有自己的信仰和知識體系。齊美爾曾經從心靈與互動的角度為人們提供了解釋社會適應問題的空間思想,他認為這里的空間是客觀存在的物質環境,這個空間是人類社會生活必要的條件,但是空間只是毫無意義的某種形式,它是一種空間環境,可以被某種社會形態和觀念來賦予內涵。這種觀點為空間基礎上的觀念與價值的變化提供了一種別樣的視野,在空間與價值的關系中,空間只是作為一種可觀的物質存在,而人的觀念和思想才是關鍵。本研究也重點把握在城市這個區位空間中,少數民族居民的觀念對他們社會適應性的影響。從已有的研究看,關于社會適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外移民的適應研究以及農民工群體的城市適應研究方面,有關城市少數民族群體的社會適應性研究還比較少,因此研究該群體的社會適應也具有理論意義,可以為多民族城市社會治理提供理論依據。

      三、國內外研究現狀評述。

      (一)國外相關研究。

      全球化興起以來,國外移民的流動不斷增加,引起了國外學者對外來移民群體的社會適應問題不斷關注。該問題在西方學術界一直呈現類型和視角多樣化的狀態,從最早開始關注移民的經濟生活、文化交往,后來又關注移民群體的政治權利,之后又開始對"雙向社會適應"即移民群體與流入地雙向適應的問題進行研究。下面就對國外學者有關移民群體社會適應性的研究進行總結。

      1.移民群體社會適應研究的不同維度模型。

      關于移民群體社會適應維度模型的研究,有重要影響的主要包括:以戈登為代表的"二維模型"劃分法,以楊格-塔斯等人為代表的"三維度"模型和以恩澤格爾為代表的"四維度"模型。

      戈登將移民群體的社會適應劃分為文化性和結構性兩個維度,這就是"二維模型".結構性維度是指移民個體與群體在流入國社會制度與組織層面中社會參與度的增加;而文化性維度則是指移民群體在價值觀念導向與心理認同上的變化過程。他還特別說明只有實現了文化性的融入才表示著移民的真正適應或者同化。

      雖然戈登的這個模型還沒有明確的提出測量人們社會融入有哪些指標,但是他也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礎。

      楊格-塔斯等人在戈登的基礎上提出了"三維度模型":結構性融入、社會--文化性融入、政治--合法性融入。他們的創新主要是明確列出了"政治一合法性融入"這個維度。此研究認為,遷入地政府和當地居民大多把這些移民群體看做邊緣群體,對他們不能平等對待,他們不能平等的享有各種權利和資源,出現了社會歧視的現象,而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辦法就是建立一套正規的法律來增強他們的民權觀念,保障他們移民群體的基本政治權利和利益。

      雖然,他們是有創新和進步的,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維度模型還是沒有實質性的超越和進展,因為政治與合法性融入包含的許多內容都可以涵蓋在之前的二維模型之中。

      恩澤格爾等人更具體的劃分了移民群體融入的維度,提出了"四維度融入模型",分別是:社會經濟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體社會對移民的接納或拒斥等。

      這就涉及到了"雙向社會適應",他們注意到了移民的融入不僅僅是移民群體自身對于當地社會的適應,同時也包含著當地的主流社會在面對移民群體的融入時所產生的各種變化,其中最重要體現在移入地主流社會對他們的態度,是積極的接納他們還是消極的排斥他們。也就是說,任何外來群體的融入過程都是兩個集團碰撞與交融的集合,一方面是移民群體在東道主國家社會的適應過程,另一方面是東道主國家的再社會化的融入過程。

      2."同化論"和"多元文化主義".

      移民群體進入城市后,如何適應當地的生活習慣和社會風土人情,一直是西方城市研究的重要課題。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漸出現了"同化論"和"多元論"兩大流派。

      同化理論的代表首先有帕克的種族關系循環理論。他認為,全部人類組織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稱為社區,另一個被稱為社會。社區的出現表露出人類的競爭特性,而社會卻代表了人們的共同向往。在一個城市社區中競爭往往是圍繞著爭奪最有利用價值的土地而展開的,一旦區位型式由競爭確立下來,社區內就會產生一種共生關系,這種共生現象是建基于社區各個群體之間相互依賴的關系,共生為社區的規范性共識提供了基礎。

      各個民族之間一開始通過遷移的方式進行接觸,在接觸過程中他們為了爭奪更多的資源,不可避免的要產生沖突、磨合,經過這個競爭的階段,逐漸會適應當地的社會生活,甚至可能達到同化的結果。帕克的這一理論表明,在任何民族關系中,都要經歷四個不同的適應進程,互動、競爭、沖突、適應,而且這一過程是依次經歷的,不會顛倒的層次。

      同化理論的代表人物還有戈登,他的創新在于提出了同化階段論。他在《美國人生活中的同化》這一研究中就講述了美國民族關系發展的三個階段,分別為:

      單向的同化主義階段、熔爐階段、文化多元主義階段。雖然都是同化論的代表,但是他與帕克的觀點是不完全一致的,他的觀點表明各個民族之間從開始接觸到最終融合的過程并不一定是標準的層次和直線,少數族群也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就一直處于某個階段中。他還進一步把同化具體劃分為七個方面:文化適應或行為同化;結構同化;婚姻同化;認同同化;態度待遇上的同化;行為待遇上的同化;公民同化。

      而且他還認為在這幾個方面中,文化同化和結構同化是最為關鍵的,他認為,文化適應并不一定絕對產生結構同化,但是結構同化定會必然導致文化適應。

      同化論出現后,遭到了許多的疑問和反對,于是出現了多元文化論,因為大家最后看到的是,移民群體和他們的子女從接觸到交往很長一段時間后,與當地社會的生活習慣、宗教文化等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始終存在,并沒有被同化。1915年美國哲學家霍拉斯·卡倫發表了《民族大熔爐》,在一系列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出他極力批判和質疑同化理論,他把自己的理論歸結為"文化與政治多元主義"理論。

      在卡倫這種觀點被學者們熟知后,又產生了一種"多元文化主義".在上個世紀 60 年代以后,美國社會的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數量激增,給當時的美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出現了居住地域緊張、宗教沖突、文化碰撞等各種問題,多元文化主義由此蘊育產生。這種理論的主要觀點是,外來移民的適應過程應該是呈現出多樣性和差異化的特點和趨勢。少數族群在進入新的社會時,會經歷本民族文化與當地文化的碰撞,但是他們的民族傳統文化印記并不一定會完全褪去,他們更多的是采取在當地重新建構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和關系社會等。多元文化論者認為各種民族共同生活的社會中,應該允許各民族文化和思維方式的存在,應該彼此了解和包容,而不是打壓和排斥。在這種保持各民族文化和風俗習慣的多樣性氛圍中,使所有的不分民族、種族的人員都可以平等的共享資源,平等的擁有合法的權利和各種機遇。如今,多元文化主義已經在世界范圍被人們熟知并認可,許多的國家和地區在處理民族關系時都會依據多元文化主義主張的觀點。

      3.從社會適應障礙角度產生的三種歸因理論。

      西方學術界還從移民在流入地遇到的社會適應障礙角度分析了一些原因,主要成果有以下幾種理論:人力資本歸因論、社會資本歸因論與制度歸因論。

      首先,人力資本歸因理論著重關注移民個體自身擁有的資本和能力,他們所說的人力資本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受教育程度、專業技能、語言能力等,他們認為這些方面對于移民在流入地的適應程度有很大的影響。李奇蒙德(T.Richmond)與歐米德娃(R.O-midvar)曾經對加拿大移民做過調查,結果得出在上世紀 80 年代之后,大部分移民成員在加拿大當地面臨著很大的社會適應難題,比如經濟收入低、找工作困難等,最關鍵的原因就在于移民群體面對全球化的環境,缺少必要的人力資本,也就是他們文化水平低、工作技能差等自身因素直接影響他們更好的適應城市生活。

      其次,社會資本歸因理論在分析外來人口的適應難題時,把視角關注到了這些人員具有的社會網絡甚至群體網絡上。他們認為移民在移入地的社交范圍狹窄,擁有的社會資源匱乏,這些都是都是影響他們融入當地生活的核心因素。與此同時,這個理論還指出移入地作為東道主應該制定相應的移民融入政策來積極支持移民更好的融入新的生活,另外該理論還指出移民原有的社會資本會對他們在東道主國家的社會融入提供支持,但是也有可能產生限制者消極的作用。但是有的學者也意識到,移民本身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和交往范圍對于他們在移入地生活的消極作用,例如鐘(P.H.Cheong)等人指出,移民在自己本民族的人際網絡越穩固,就可能對他的外在社會交往和互動方面阻礙越大。

      第三種制度歸因理論特別強調國家或地區的政策和制度對外來移民的障礙,移民在流入地遇到的適應難題和阻礙與當地的各種制度政策緊密聯系。菲克斯等人從公共政策的視角分析了美國的移民政策對移民融入的影響,認為美國比較嚴格的移民政策,對移民在美國的社會適應有很大的影響。另外,他還主張要在制度上保障移民的基本權利,反歧視性立法也應該盡快完善。美國社會學家帕金(Frank Parkin) 對這個問題還從社會分層角度,總結了兩種排他的方式:一種是"集體排他"方式,一種是"個體排他"方式,其中"集體排他"方式就是明顯的制度原因,比如某些國家根據不同的種族、民族、宗教來制定隱性的甚至顯性的制度,特定的讓某部分群體不能平等的擁有資源和機會。

      這些都表明,制度原因對少數族群的限制對他們適應主流社會的生活有很大影響。

      (二)國內相關研究。

      近年來,國內學者對社會適應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本文把這類研究梳理為橫向的拓展和縱向的深入兩個方面。首先,橫向拓展,就是對不同類型的群體進行的社會適應性的調查,如對城市農民工這類群體的研究、新市民第二代子女社會適應的研究、國外華人及其他國家內部移民群體融入主流社會的研究、少數民族大學生的適應研究等等。縱向拓展主要是對某一特定群體進行深入的研究,目前大多數學者著重研究的是進城農民工這一群體,所以對農民工這一群體的研究綜述是縱向拓展的主要部分。

      1.關于對不同群體的社會適應問題研究。

      首先,有些學者對國外華人,或者其他國家的移民群體在當地的社會適應狀況進行了調查研究。溫北炎在對印尼華人的研究中,分別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三個層面,分析了他們在當地生活的適應程度、遇到的主要問題和一些實施的對策等。

      鄭一省在對棉蘭華人的研究中以田野調查數據為依據做了具體分析,指出了他們在適應當地主流社會的過程中遇到的障礙,還得出印尼棉蘭華人現在正處于逐漸向當地社會融入的階段。在此研究中他提出的測量社會適應的幾個具體維度對以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分別是: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日常生活習慣以及華人社團的宗旨和活動等。

      還有一部分關于少數民族大學生融入高校教育的研究。滕星、蘇紅主張民族傳統文化應該與現代化相結合,在多元文化社會的環境中實行多元一體化教育,使少數民族學生在保留民族文化的同時,更好的適應教育環境。

      何瑩、張慶林等人通過對少數民族大學生適應性做的問卷調查發現:在少數民族學生中,一部分是與漢族雜居的學生,另一部分是少數民族聚居學生,前者的適應性明顯的好于后者,特別在非認知因素上,前者的適應能力也顯著高于少數民族聚居學生;而少數民族聚居的學生對學習方法的重視要顯著高于前者。

      曾維希、張進輔研究并解釋了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適應問題的表現與成因,認為他們客觀存在的生活習俗、語言表達、思維方式、宗教文化的差異以及少數民族大學生對這些差異的心理感受和原因導向對其文化適應中的影響。

      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這一群體也有一些研究:鄭信哲、周競紅指出,由于少數民族本身所居住的地理環境、宗教信仰和常用語言等各方面都與漢族有很大差異,所以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進入以漢族為主的城市社會中,除了面臨普通的流動人口所遇到的各種困惑和壓力外,還存在著語言、飲食、宗教等特殊的限制和文化、心理適應難題,可謂面臨著更大的困擾與不適感。

      李偉梁指出要從經濟、社會和文化心理三個維度分析少數民族的生存與適應狀況,他還從社會學的視角提出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提供社會支持的主要途徑有擴寬人際網絡、方便社會日常生活、支持和鼓勵就業與創業、積極組織民族事務工作等。

      李林鳳從社區支持角度,表明了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當地的社區支持的缺失,同時還提出了社區支持方面的具體對策,主要包括:個人網絡、社工幫扶、鄰里網絡以及社區賦權等具體對策和措施。另外,楊東、張慶林等人對漢族社區近五百名維吾爾族人員進行了調查,編制了文化疏離感測量量表,通過探究文化交融過程中出現的文化疏離感,來避免少數民族人員在社會生活中遇到的文化不適應或者文化不認同的情況,這對于解釋少數民族個體在面臨文化沖突時的困擾有很大的幫助。

      2.從縱向來看,主要是對農民工群體的社會適應問題不斷深入研究對這一群體主要由傳統的現象、影響因素等方面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也出現了很多實證研究。朱力認為農民工群體在城市中的適應進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經濟適應階段、社會適應以及心理認同,并且這幾個階段是逐步發生的。他的調查結果是,目前農民工在城市的適應階段還只是在經濟層面發展,國家與地方的政策與法規等制度性因素是阻礙農民工城市適應的重要因素。楊菊華認為,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在經濟整合、文化接納、行為適應和身份認同之間存在著層級關系、先后次序和因果關系,經濟整合應該在先,次為文化接納,再次為行為適應,最后是身份認同。

      在影響農民工社會適應的原因方面:李強注意到了制度性因素對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產生的影響,他認為雖然城市中的外來人口有很大愿望,希望融入這個城市,然而他們面對嚴格的戶籍制度卻也無可奈何,這使他們在某些方面不能平等的享有和當地居民一樣的權利和資源。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在農民工的擇業就業問題上存在排斥態度,這些都迫使那些農民工只好通過一些非正式的就業方式暫時在城市中生存。

      制度性原因之外,還有的學者認為,對外來人口融入城市生活有消極影響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歧視和社會排斥。由于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流入城市,不可避免的會帶來一些矛盾,當地城市居民看待他們常常戴著有色眼鏡,對他們存在偏見和歧視,認為他們的到來破壞了先前的城市人文環境,而且給當地的社會和個體都帶來了很多新的問題,比如在就業問題上這些外來人口必然會給本地人造成一定的威脅。

      許傳新認為,相對剝奪感也是影響外來人口社會融入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城市生活中的外來人口會將自己的一切都跟當地居民比較,不論在經濟水平、職業、生活水準,還是受教育機會、擇業機會等各方面,他們的參照群體都變成了當地的城市居民,如果他們和當地居民存在較大的差異,就會形成相對剝奪感,進而影響其在居住地的社會適應。

      李強還在社會資本歸因論的基礎上指出,流動人口之所以面臨社會適應的難題,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社會交往的狹窄甚至斷裂以及人際網絡的"孤島化",意思也就是,他們的社會網絡太局限,和外部的社會交往基本上是缺失的,這樣的社會資本使他們尋求幫助的時候,范圍基本局限在原本的親緣和地緣關系圈內。

      崔巖總結了影響外來人口社會適應的四個方面:制度性排斥、社會歧視和社會排斥、社會差異和相對剝奪感以及社區融合和社會資本。

      盡管國內不同的研究者對社會融入的分類和指標設計各有不同,但在社會融入的層次劃分上基本能夠形成一致,大多把社會融入分為經濟、社會、文化、行為、心理和身份等層次,但是具體的測量指標都不盡相同。

      (三)文獻簡評。

      通過對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分析和梳理發現,之前對國外移民群體以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適應問題相關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但是研究西部地區少數民族定居人口的這一群體還存在欠缺。

      從以上國外文獻中可以看出,西方學者傾向于將少數族群的適應視同為一些彼此獨立、相對靜止的結構,忽視了對個體整個適應的性的水平進行動態的分析。

      國內研究學者專注于從農民工這個群體進行城市適應的研究較多,還有的從整個少數民族群體為研究對象,沒有將他們的宗教信仰詳細區分對某個特定民族進行深入分析,并且忽視了將宏觀層面上相關適應性的理論與微觀層面上的實證研究相結合。

      本文借鑒了已有研究中測量社會適應的一些變量,如:經濟、社會、文化、心理等,并且根據需要增加了居住格局、宗教信仰、社會交往等具體指標。在分析影響少數民族城市適應的原因時,借鑒了三種歸因理論進行分析。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問卷調查和訪談法相結合的方式盡量使研究更加真實和豐滿,彌補單純的量化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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