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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新生代農民工心態塑造中的責任缺失

    時間:2016-05-05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4261字

        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健康心態培育的政府職責探究 
    【引言】新時期農民工良好心態構建政府責任探析引言 
    【第一章】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情況 
    【第二章】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不良的主要表現 
    【第三章】政府在新生代農民工心態塑造中的責任缺失 
    【第四章】新生代農民工良好社會心態塑造的政府責任分析 
    【結語/參考文獻】政府塑造農民工正確心態的責任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三、政府在新生代農民工良好心態塑造中的責任缺失

      缺即不到位,失指過錯、失誤。政府責任缺失主要是指責任主體對法律賦予的職責未能恰當履行的現象。其中,包括政府未能充分作為甚至不作為以及政府作為不當兩種情況。

      根據上述對新生代農民工不良社會心態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該群體不良心態的形成與發展更多與二元城鄉結構的制約、社會保障的缺乏、戶籍制度的桎梏密切相關。而上述因素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又與政府的不作為和作為不當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下面,筆者嘗試從當前政府部門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良好心態塑造中的責任缺失狀況進行分析,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相關政策落實與監督不力;(2)訴求表達渠道不暢;(3)戶籍制度導致公民身份的不平等。

      (一)相關政策的落實與監督不力

      為解決農民工進城務工面臨的各種問題,中央政府先后出臺了多項政策。考慮到政策發揮作用需要一定的運行時間,本文選取了 2002 年至 2005 年中央相繼出臺的若干項政策和要求,與當前新生代農民工的現實處境進行對照。

      1.早期出臺的相關政策情況

      2002 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在中央農村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了解決進城務工農民工問題的 16 字方針: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

      2003 年“國辦發 1 號”文件具體的做出了 6 個方面的要求:取消針對農民工的歧視性政策規定以及不合理收費等;解決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保障農民工權益;解決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對農民工進行職業培訓;改善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居住條件及工作環境;對農民工進城務工做好跟蹤服務。2004 年,中央政府再次發文要求改善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就業環境。2005 年,中央 1 號文件正式做出將農民工列入產業工人隊伍的決定。

      2.政策落實與監督乏力

      相關政策出臺的動機自然是改善農民工在城市務工期間的生活與工作狀況,保障農民工群體的基本權益。政策的運行有其周期,發揮作用也需要一定的時間作為支撐,這是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的。當前,回顧上述自 2002 年至 2005 年出臺的若干政策和要求,我們有理由相信,10 到 15 年的政策運行空間理應足夠上述政策效果的出現,但結合本次實地調研發現的情況和收集到的數據來看,新生代農民工仍未獲得作為產業工人所應獲得的公平對待,在就業機會均等、薪酬按時發放、子女城市入學等多個方面明顯處于弱勢地位。

      本次調研中,筆者采用 5 分量表從 6 個方面具體考察了新生代農民的生活滿意度情況,分別是工作、收入、居住、飲食、休息和醫療情況。將統計結果轉化為百分制,得到該群體對上述六項的滿意度得分,分別為 47.5 分、37.6 分、45.2分、52.0 分、55.0 分和 38.2 分。也就是說,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對與自身基本生活密切相關的工作、收入、食宿、閑暇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情況沒有一項是滿意的。

      結合調研過程中的觀察所得和實地體驗,筆者認為,這并非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貪圖享受、不知滿足的結果。高強度的工作和高密度的寢室居住環境等現狀,仍在很大程度上沒有任何改善。惡劣的生活與工作環境、較低的生活滿意度,極易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產生不公平、被剝奪的心態。

      值得關注的是,國家如此密集地出臺了多項要求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的政策措施,然而為什么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權益保護仍面臨如此大的困境?這不禁讓人對政策執行力和政策效果以及政府公信力產生懷疑。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流動人數較多且流動性較強,給相關政府部門的政策執行帶來了兩大難點:

      首先,相關政府部門需要服務的人數多,政策執行過程中成本較高;其次,群體流動性強,導致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部門在管理中相互推諉,最終導致了“管理真空”的出現。同時,具體的政策落實情況又缺乏專門部門的定期監督與考核。這些因素都造成了相關的政策和要求僅僅停留在紙面上,無法在實際中有效落實,致使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基本權益遲遲得不到有效改善。

      (二)訴求表達渠道不暢

      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弱勢心態、無能為力心態的滋生與蔓延,與其缺乏適當的訴求和利益表達渠道密切相關。勞資矛盾在我國長期存在,并且現階段,勞資糾紛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具有較高的維權意識,但不得不面臨的情況是,現實中很少存在有效的訴求表達渠道。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的責任缺失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自組織的警惕與約束;第二,工會這一半官方組織發揮作用十分有限。這也就是說,政府一方面剝奪了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自組織獲取表達渠道,另一方面政府允許的法定訴求表達渠道實效又極其有限。

      1.對新生代農民工自組織的警惕與約束

      有效的訴求表達機制可以保障社會中的每個群體有暢通的表達自我利益訴求的正常渠道。這一渠道的存在有助于社會成員在體制機制內進行利益表達和申訴,避免社會成員選擇體制外方式進行權利申訴和維護,降低社會不穩定的可能性。

      社會成員進行自我組織,以組織化形式與利益相關方進行溝通和交流,是合理的表達利益、化解利益沖突的一種有效方式。結合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勞方)具體情況,圍繞著工作生活狀況、薪資福利獲取等基本權益,該群體的利益相關方主要有相關政府部門和用工單位(即資方)。政府部門和用工單位作為正式組織,其組織化程度較高,而新相反地,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尚未建立正式組織,或即使建立,組織化程度也較低。

      新中國建立前,組織起來的農民和工人在革命運動中展示了巨大的力量。新中國建立后,工農兵運動也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我國社會的常態秩序構成了一定沖擊。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組織起來的同質性個體,同時具備十分強大的建設性力量和破壞性力量。改革開放以來的 30 多年,尤其是近十多年來,國家出于對發展大局的維護,對于穩定的強調越發強烈,從而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社會組織、社會群體的規模和力量的約束和限制。

      最新統計數據表明,新生代農民工人數已近 1.2 億,且當前該群體生活處境、心態狀況不佳已基本成為社會共識,全國各地已發生若干起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的罷工維權事件,如廣州南海工人罷工事件。針對新時期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總量大、流動性強、維權意識強烈且勞資沖突日益增加的現實,不少地方政府嘗試探索通過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自組織化程度,如廣州市曾試圖將新生代農民工“同鄉會”合法化,借此加強對該群體的管理和服務。然而在全國維護社會整體穩定的總體需求下,地方政府的改革探索也無疾而終,國家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自組織狀況始終保持著警惕和約束的態度。當然,這是以犧牲該群體一個重要的利益訴求表達渠道為代價的。

      2.工會組織發揮作用十分有限

      理論上說,各級工會組織是我國工人階級聯系和溝通的橋梁,是工人群體權益的代表者。在我國,工會組織具有半官方的性質,在新生代農民工自組織受限的情況下,各級工會組織理應更好地發揮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訴求渠道的作用,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工會的企業覆蓋面有限、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入會人數則更加有限,導致了工會組織無法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利益受損時,有效地代其發聲。

      首先,工會組織一般僅在國有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中設立。除此之外,工會組織還存在于一些為數不多的規模大、效益好的民營企業中。而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由于受自身文化水平和技能所限,僅有極少數人可以進入國有、集體所有制企業或名氣較大的私營企業中工作,絕大多數的用工單位是人數較少、規模有限的民營企業。一方面,這類企業不存在工會;另一方面,即使成立了工會,也只是徒有其表。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工會無法有效承擔起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利益訴求表達渠道的作用。

      其次,即使在已經建立起工會組織的企業中,新生代農民工入會的比例也不太理想。2010 年,全國總工會為了解新生代農民工情況,抽取了全國范圍內 1000家建立有工會的企業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入會率偏低,該群體中加入工會組織的人數比僅為 44.6%,很大一部分人不清楚所在企業的工會負責人是誰以及工會辦公的地點在哪里。①本次調查也發現,當新生代農民工遇到緊急困難的情況時,僅有 5.8%人表示曾獲得過工作單位、黨團工會等正式組織的幫助與支持。由此可見,工會這一半官方組織無法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維護權益、進行訴求表達的有效渠道。

      (三)戶籍制度致公民身份不平等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實行的戶籍制度,是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在制度上的體現。戶籍制度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戶籍與公民身份權利、各項社會福利相掛鉤。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實際上成為游離于城市和鄉村的雙重邊緣人,導致該群體邊緣化心態普遍。同時,由于戶籍制度在短時間內很難發生變化,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對于未來的身份定位產生了迷茫與焦慮,對于改變自身處境產生無能為力的感覺。

      從政府責任缺失的角度來看戶籍制度,我們可以說,戶籍制度的制定與實施是政府作為不當的體現,它人為地將一國公民劃分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并根據身份的不同分別進行資源的配給,人為地制造并允許不公平現象的存在。盡管戶籍制度的存在曾經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但是,戶籍制度運行至今,負面作用日益凸顯。因此,政府應盡快啟動戶籍制度改革,將附著在戶籍制度之上的一系列社會福利功能剝離,還原戶籍制度僅僅作為人口管理與服務的一種標識。然而。

      戶籍制度及與之相配套的資源分配制度的存在,不可避免的損害了人數眾多的農村籍居民的利益,尤其是處于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等“夾心層”的利益,客觀上對當今社會上城鄉之間、居民收入之間差距逐步拉大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戶籍制度人為造成公民身份的不平等,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主要體現在他們無法在城市中獲得與其能力和貢獻相匹配的公正待遇。筆者實地調查中發現,僅有不到三成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在城市工作及生活過程中,從來沒有或者比較少的遭受不公正待遇。此外,從他們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具體表現來看,調查結果表明,“無法得到相應的社會福利”占 32.8%;“同工不同酬”占 21.3%;“工作機會不平等”占 18.6%;“拖欠工資”占 13.9%;“工作種類不平等”占 12.6%.

      由此可見,新生代農民工遭受的不公平對待主要集中于社會保障、工作機會以及薪資報酬等領域,而這一問題的根源即為戶籍制度所導致的公民身份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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