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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期農民工良好心態構建政府責任探析引言

    時間:2016-05-05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11685字

        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健康心態培育的政府職責探究 
    【引言】新時期農民工良好心態構建政府責任探析引言 
    【第一章】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情況 
    【第二章】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不良的主要表現 
    【第三章】政府在新生代農民工心態塑造中的責任缺失 
    【第四章】新生代農民工良好社會心態塑造的政府責任分析 
    【結語/參考文獻】政府塑造農民工正確心態的責任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引 言

      (一)問題的提出和研究背景

      1.問題的提出

      2014 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 年)》(以下簡稱《規劃》),共計八篇三十一章,是今后一段時期內指導全國城鎮化發展的宏觀性、戰略性、基礎性規劃。《規劃》在第三篇明確提出“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并且用三章十節的篇幅分別從完善落戶政策、城鎮基本公共服務享有、建立健全市民化推進機制三個方面進行具體闡述。貫穿于《規劃》中最大的亮點莫過于強調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

      當前,中國社會最大規模的農業轉移人口自然是兼具“農民”和“工人”雙重身份的農民工群體,因此,今后推進我國的市民化,很重要的一個著力點將是推進農民工群體進城落戶。與此同時,農民工群體內部的代際分化就成為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必須考慮的一個現實背景。

      農民工市民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進一步要求。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重點在于實現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目標在于提升我國城鎮化質量、培養合格的城鎮居民。也就是說,市民化的核心和落腳點都是“人”.因此,個體及群體的良好社會心態的培養應是未來推進城鎮化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

      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市民化,將會是今后較長一個時期我國“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的重要方面。其一,當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人數已超過農民工總數的 60%,并且這一比例仍處于逐年增長的狀態,新生代群體已成為我國農民工群體的主體;其二,從市民化意愿的角度看,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更加向往城市生活,較之其父輩有較高的融入城市的需求和動機。在此背景下,推進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有序市民化,需要滿足的不僅是該群體物質層面的需求,更重要的一個關注點應該是該群體當前的心態狀況。因為,良好的心態才能造就良好的城市居民,這自然也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的內在要求。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黨和政府日益重視良好社會心態的培養和塑造。在當前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背景下,尤其需要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弘揚科學精神,加強人文關懷,注重心理疏導,培育奮發進取、理性平和、開放包容的社會心態”.

      因此,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這一指導思想和總體要求下,加強對農業轉移人口的主體--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的研究,準確了解和把握該群體社會心態現狀,充分認識和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心態既存問題,促使政府能最大限度地履行職能、承擔責任,著力塑造和培養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良好社會心態,對于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處境、合理有序推進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市民化尤為重要。

      2.研究背景

      具體來說,該研究選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背景:

      第一,新生代農民工人數眾多,黨和政府極為重視。根據《2013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截至 2013 年底,我國農民工總數已達 2.69 億。其中,外出農民工數量為 1.66 億,16-32 周歲的占比超過 60%.約 1.2 億左右的新生代農民工對于中國社會發展和穩定舉足輕重,2010 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出,要“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傳遞出國家對于該群體的關切。

      第二,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研究方興未艾,學術界進行了較多探討。農民工代際更替基本完成,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已成為我國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者們普遍認為,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最根本出路在于實現該群體的市民化,且學者們前期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為本課題的研究提供了較多有益的參考。

      第三,群體心態研究欠充分,政府在該群體良好心態的塑造中責任缺失。群體心態是社會意識的一種,決定著個人及群體的行為取向,對社會穩定發揮著重要的基礎性作用。目前,學者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心態專門的調查研究較少,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心態狀況及存在問題不清晰;國家在有針對性地化解該群體社會心態問題、塑造群體良好社會心態方面,存在職能缺位的現象,在新生代農民工社會服務供給方面付之闕如。

      (二)選題目的及意義

      當前,伴隨著急劇的社會轉型,社會心態呈現出多元化、多維度、復雜多變的特點。正確界定社會心態的內涵和現狀,科學分析社會心態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和轉化機制,探討培育良好社會心態的途徑,對于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具體來說,社會心態是新生代農民工社會適應性的重要表征。該群體社會心態的優劣及調適不僅關系到他們在城市的生存狀況,也關系到城市的穩定與發展,并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的順利推進,決定著能否較好實現“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這一總體目標,從而直接關系到中國城鎮化/市民化的水平和質量。

      因此,本選題試圖在已有的研究發現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與深化研究,運用已收集到的數據資料,重點分析在有序推進市民化這一總體要求下,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社會心態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并從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對政府的期望這一視角出發,厘清當前政府在塑造和培養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良好社會心態過程中所應承擔的主要責任,以期盡快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的生活處境與社會心態狀況,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順利推動新型城鎮化進程。

      (三)相關研究綜述

      伴隨著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中國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快速的非農化和城市化過程。對于在這個過程中需要適應和正在適應的農民和農民工群體來說,他們的未來和歸宿如何,引起了學者們的高度關注。

      從城市急劇擴張引起的農民“被動市民化”,到新老農民工的市民化,學者們的研究存在著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對策的諸多不同。下文將對涉及農民工市民化的相關文獻進行系統梳理。

      1.新生代農民工

      “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概念,最早是由中國社科院王春光研究員提出。他在對深圳、杭州等地農村流動人口的調查與研究中,發現農民工群體內部出現分化,即年長和年輕的農村流動人口,不論在觀念上還是在行為上都存在明顯差別。基于此,他提出了“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①的概念,并將其界定為:其一,年齡在25 歲以下,于 20 世紀 90 年代外出務工經商,他們與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在社會閱歷上有著明顯的差別;其二,他們不是第二代農村流動人口,因為他們畢竟不是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在外出過程中出生和長大起來的,而是介于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過渡性的農村流動人口。此后,學術界對這一問題和社會現象進行了廣泛的探討。

      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界定,時間節點始終是最外顯、最直觀的一個要素,但不同的學者在強調時間的側重點方面有所差異。同王春光相似,鄧大才也將年齡作為區分農民工代際情況的標準,他將農民工群體分為三代,第一代農民工是指上世紀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外出務工的農民,第二代打工者是指 90 年代外出的農民,2000 年后外出的打工者為第三代打工者,第二代和第三代打工者構成新生代農民工。

      ①還有部分學者更加重視初次外出務工時間,并以此將之作為區分新老農民工群體的標識。在簡新華、黃錕看來,20 世紀 80 年代初次外出的農民工是第一代農民工,90 年代初次外出的是第二代農民工,即新生代農民工。

      ②學術界在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概念界定后,圍繞著該群體的群體屬性、自我認同、社會融入、生存狀況、權益保護、未來出路等,進行了廣泛的調查和研究。一部分學者試圖進一步明確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特征(杜書云、張廣宇③,2008;楊春華④,2010;張立馳、鄧希泉⑤,2011)。有的學者更多強調該群體的弱勢地位特點(王思斌⑥,2002;張春龍⑦,2011);有的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邊緣化問題(張敦福⑧,2000;李強⑨,2004);有的學者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和社會認同問題開展調查(王春光⑩,2001;劉傳江、程健林、董延芳11,2009);有的學者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問題(何燕東①,2008;高洪貴②,2010);也有學者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困境及解決策略進行研究(韓雪松③,2009);還有的學者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劉傳江、程建林④,2008) 等等。

      2.社會心態

      對社會心態這一概念的界定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較早時期可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當時的學者興起對社會心態的關注和研究,主要的一個歷史背景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以及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和完善,相關研究者從馬克思哲學唯物論和認識論的角度,試圖厘清物質層面、社會存在層面的變化對民眾思想層面的影響。程家明從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角度對社會心態進行界定,認為社會心態是指社會主體的心智狀態及其發展過程,是與客體主體化與主體客體化相聯系的范疇,表示社會主體的認知特點、知識結構以及它們的作用⑤;也有學者認為社會心態雖與社會心理有所聯系,但并不等同于社會心理,它是一定時期的社會群體具有的共同性的、表現出來的社會意識⑥;還有的研究者將社會心態等同于社會心理狀態,認為社會心態是一定條件下社會群體主體的情緒、情感、態度等心理狀態。⑦20世紀末學術界對社會心態的研究特征明顯,主要是以馬克思哲學為指導,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人們思想意識的變化。當前學界對社會心態的界定中,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特征越發顯現,哲學色彩逐步淡化,比較具代表性的有楊宜音、馬廣海和胡紅生三人。

      楊宜音從個體與宏觀社會的心理關系的角度提出,“社會心態是一段時間內彌散在整個社會或社會群體/類別中的宏觀社會心境狀態,是整個社會的情緒基調、社會共識和社會價值觀的總和。”①基于此概念界定,她指出,社會心態不同于“國民心態”,也不等同于社會心理;社會心態雖和民意、民心、輿論等較為接近,但后者只是前者的表達和表現,不是社會心態本身。馬廣海指出,社會心態常在以下三種意義上使用: 第一,非學術意義上的社會心態,如“民心”、“民意”等; 第二,哲學或社會哲學意義上的社會心態,大致等同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心理”概念;第三,基于經驗意義上的社會心態,主要涉及當前社會中不同社會群體、不同社會階層對各種社會現象的認知、感受和評價等。馬廣海認為,楊宜音對社會心態的界定沒有包含社會心態產生的特定社會條件,也沒有對社會心態與社會心理進行區別分析。在此基礎上,馬廣海將社會心態界定為“社會心態是與特定的社會運行狀況或重大的社會變遷過程相聯系的,在一定時期內廣泛地存在于各類社會群體內的情緒、情感、社會認知、行為意向和價值取向的總和。”②不同于楊宜音和馬廣海的社會心理學視角,胡紅生則從社會認識論的角度對社會心態進行界定。他認為,“社會心態是某一時代、某一社會在其特定的國際、國內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現實因素的作用下,經由以有組織的或無組織的社會群體為主的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并且不斷發展、變化的,包括各種情緒、感受、認識、態度、觀點等多方面內容的、帶有一定社會普遍性的共同性心理狀態和發展態勢。”③同時,他指出社會心態不同于個體社會心理。這一界定與外國學者Echterhoff等強調社會心態的共享現實性有共通之處,他同樣認為社會心態是社會成員共享的心理現實性,不同于物理的客觀現實性,共享的現實性是依據人們與他人體驗到的世界內在狀態的共同性而形成。④楊宜音、馬廣海和胡紅生三人對社會心態概念界定中關注到了社會心態與社會心理等概念間的區別和聯系,都認為社會心態具有動態性、即時性等特征。他們之間的主要分歧則在于關注的視角存在差異:楊宜音、馬廣海采用的是社會心理學視角,特別是注重從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心理學兩大學術傳統中尋找研究框架,而胡紅生主要是從社會認識論角度對社會心態進行討論。

      3.社會心態的測量

      社會心態的測量是一件非常復雜的工作。它需要根據對社會心態的概念界定,設置測量的維度和具體指標,有些還需對測量工具本身進行評估。總體來看,目前我國這一領域研究還很缺乏,尚處于初期的探索階段。

      王俊秀、楊宜音等根據他們對社會心態的理論理解和實際經驗,將社會心態的指標體系分為兩個方面,即社會認知和感受方面、社會態度和行為傾向方面。

      其中,社會認知和感受方面又包含生活壓力感、生活安全感、社會穩定感、風險認知、幸福感、尊嚴感、歸屬感、社會支持感、社會公正感等,社會態度和行為傾向方面則包含個體或群體對社會各方面的態度和價值觀,以及親社會行為、矛盾和沖突的應對策略和人際溝通模式等①。根據上述指標,王俊秀等對2010年的中國國民的社會心態進行了測量,并形成了首本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1年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

      馬廣海不僅對社會心態進行概念界定,而且還對社會心態的概念進行了操作化定義。馬廣海認為,社會心態應包括社會情緒、社會認知、社會價值觀和社會行為意向四個維度。社會情緒指社會成員對各種社會現象的感情性反應或評價;社會認知指社會成員對某一社會心態對象所形成的某種共識;社會價值觀是社會成員用來評價行為、事物以及從各種可能的目標中選擇自己合意目標的準則;社會行為意向指行為的準備狀態。根據對社會心態的這一操作化定義,馬廣海利用文獻研究和調查研究所獲得的資料,對與我國階層分化相關聯的社會心態問題進行了重點考察。②除了上述學者對社會心態的外延做出的理論分析外,還有一些研究者從現實調研的需要出發對社會心態進行了操作化定義。參考楊宜音、馬廣海等人的定義,龍書芹在一項關于轉型期中國人社會心態及其階層差異的研究中,將社會心態操作化為社會價值觀、社會信任和社會認知三個維度,并將每個維度細化出不同指標,如社會信任的指標就包括房價的漲跌、國內腐敗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大學生的就業形勢、對社會治安形勢的判斷等。③而馬向真對中國當前社會心態的調查則直接從社會價值、社會認知、社會情緒和社會行為傾向四方面展開。①朱新秤等對當代大學生社會心態的測量,主要是從個人信仰、人生價值觀、個人發展傾向、人際關系和婚戀觀、金錢觀和對大學生活的感受六個方面進行②。

      4.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研究

      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提出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當前面臨的諸如就業、社保及市民化等問題,重要的一個前提是對于該群體的基本情況有充分的把握,其基本情況大體可概括化為物質生活狀況與思想意識狀況兩方面。其中,思想意識狀況很大程度上可由該群體的社會心態所反映。目前,學術界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社會心態情況的研究還有待豐富。

      從數據來看,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2.69億農民工的主體人群,了解和把握其社會心態十分重要且必要,當前已有的一些研究,絕大多數對于該群體的心態狀況持不樂觀的態度。王同信、翟玉娟基于對深圳市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認為新生代農民工長時間脫離家鄉,多數缺乏務農經歷,在對鄉村產生距離感和陌生感的同時,卻又無法融入城市,面臨被鄉村和城市雙重邊緣化的危機,談及未來多數人都比較迷茫。③新生代農民工群體這一獨特的生活境遇也引起了其他學者的關注。王春光和史柏年著重分析了邊緣化危機對于第二代農民工社會認同的影響,并指出不確定的未來歸屬感易導致“游民化”的社會認同。④久而久之,由于鄉村紐帶的弱化,又缺乏同“城里人”的常態交往,新生代農民工會形成較為封閉的生活圈和心理結構。⑤許傳新通過對成都市青年農民狀況的調查,從“三強兩低”五個方面,即相對剝奪感強、社會差異感強、社會距離感強、身份歸屬感低和生活滿意感低,總結了當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的特征,并認為“三強兩低”的現狀屬于負面心態,易引起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城市工作及生活中的不良心理反應。

      ①劉啟營開展了對山東省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的問卷調查,通過對該群體在經濟社會發展、社會關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情感心理與主體意識以及個人發展等的考察,認為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總體上良好,但在部分領域不健康的心態也在滋生和蔓延。

      ②而在他的另一項研究中,劉啟營依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從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實現的需求六個層次,將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相應劃分為六個方面:生存感;安全感、風險感、壓力感;歸屬感、參與感;公平感、尊重感、滿意感、幸福感;自我發展感。在此基礎上,他指出新生代農民工心態現狀存在生存壓力感較重、缺乏安全感和城市歸屬感、成就感和公平感弱等方面的問題。

      除了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心態問題進行定性描述外,也有學者試著探究其不良心態形成的主要機制。陸元兵也認為當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當中不良心態較為普遍,并從五個方面具體分析了不良心態產生的原因,分別是身份認同危機(城鄉的雙重排斥)、缺乏正常的社會和家庭生活(生活和工作雙重壓力)、制度性歧視(主要是戶籍和社保制度)、工資待遇低(付出和收益不成比例)以及勞資關系失衡(缺乏組織和話語權),最后提出政府應成為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問題的主體。③除了上述因素外,孫紅永的研究還表明社會階層低下、受教育程度低也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不良社會心態的形成中發揮了一定作用。

      5.政府責任研究

      政府責任研究發端于西方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學者費斯勒和凱特從法律和道德兩個方面對政府責任進行界定,認為政府責任主要包括:第一,對法律負責,忠實地遵守法律、政策與命令;第二,行為符合道德準則。⑤公共管理學者斯塔林對政府責任的基本價值進行了探討,即“回應、彈性、能力、正當程序、責任和誠實”.⑥國內多數學者認為,政府責任即行政責任,主要是強調政府作為行政主體,在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中所要承擔的各項義務和責任。張國慶指出,行政責任是政府及其構成主體行政官員因其公權地位和公職身份而對授權者和法律以及行政法規所承擔的責任,行政主體不僅要對消極的后果承擔責任,也要對積極的義務承擔責任。

      ①張成福強調社會回應的重要性,認為政府責任是指政府能夠積極地對社會民眾的需求做出回應,并采取積極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實現公眾的需求和利益。

      ②國內學者在開展政府責任的研究方面,以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為例,大多從宏觀理論上展開討論,指出政府在此過程中責任缺失,表現在諸如制度和政策供給不足和政府職能錯位③、政治參與不通暢和政府監督責任缺失④等,提出的相應對策也較為宏觀和抽象。

      6.對相關研究的評述

      從上述相關文獻的梳理中,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在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以及更加具體的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的研究方面,諸多學者進行了頗為豐富和卓有成效的探索。他們的研究對于了解和認識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廓清社會心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以及把握整體社會及主要群體的社會心態、探討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心態具有深遠的意義,為改善新生代農民工處境、化解社會不良心態以及引發全社會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社會心態的關注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為后續研究和討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綜觀上述研究,筆者認為,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及其社會心態的研究仍有可以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第一,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在對該群體的界定方面,當前學術界基本上爭議不大,多數學者的研究以及政府文件中,對其概念已基本達成一致。但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筆者發現,早期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主要是圍繞該群體的特征展開,之后的研究側重于關注該群體面臨的問題及困境,主要集中于生活、就業、社保、市民化等物質性方面。其中僅有為數不多的學者關注到該群體的心理狀況,直接關注其社會心態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第二,關于社會心態方面的研究,在基礎的概念界定方面,學術界仍沒有達成一致,由此導致了對社會心態的測量及操作化定義方面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

      盡管從繁榮學術的角度,這種現象未必不是好事,但對于科學的認知及把握社會整體及某些群體的心態狀況,造成了極大的阻礙。目前,對于社會心態的界定和操作化定義方面,以楊宜音等學者的觀點為主流,但在指標的設立方面僅僅達到一級指標,并且缺乏針對某一群體的心態測量去檢驗和發展多層級指標,較多的研究是從理論上進行分析,實證性不足。

      第三,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的研究主要存在兩方面的不足:其一,從數量上看,目前針對該群體社會心態的專門研究十分有限,僅有的一些研究僅僅將新生代農民工心態不良作為一個預定結論,進而探求不良心態的表現及形成機制;其二,從研究成果上看,由于社會心態概念仍處于爭論與發展的過程中,僅有的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的學者,要么單純從理論上進行定性推演,從理論上探討其心態狀況及如何調適,分析缺少定量支撐,缺乏說服力;要么無法運用具有效度的指標體系對該群體的社會心態進行定量測量,致使研究結論無法客觀有效地反映該群體真實的心態狀況。

      第四,專門開展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心態的研究本就欠缺,僅有的一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大領域,即群體心態不良的表現和形成機制,較少有研究涉及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不良心態的調適問題。且僅有的一些對策研究往往基于理論闡發,從政府主體單向政策供給的角度談對策措施,缺少計量支撐,更缺乏對新生代農民工真實期望的考慮,致使相關對策措施的針對性和說服力不足。

      基于上述考慮,本研究試圖在總結、借鑒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社會心態情況,并且在相關學者已提出的一級指標基礎上,發展出更為詳細的二級、三級指標,通過扎實的實地調研,綜合運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力求較為客觀真實地反映當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社會心態狀況,在此基礎上分析和把握該群體社會心態存在的主要問題,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提出的“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要求下,基于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需求和期望,探討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在形塑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良好社會心態過程中應當履行和承擔的主要責任和義務。

      (四)基本概念界定

      1.新生代農民工

      如前所述,“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概念,最早是由中國社科院王春光研究員提出。他在對深圳、杭州等地農村流動人口的調查與研究中,發現農民工群體內部出現分化,即年長和年輕的農村流動人口,不論在觀念上還是在行為上都存在明顯差別。基于此,他提出了“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概念。此后,學術界對這一社會現象進行了廣泛的探討。

      2010年2月1日的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對“新生代農民工”首先做出界定。他指出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農民工,這批人目前在外出打工的1.5億農民工中占到60%.

      一方面,他們出生后就上學,上完學后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農民不是很熟悉。另一方面,他們又渴望進入、融入城市,享受現代城市文明。①綜合學者的研究和官方的界定,結合本次調研的實際情況,本文以社會學學科視角,從年齡、職業和社會身份三大屬性對“新生代農民工”做出界定。從年齡來看,他們出生于1980年1月1日之后;從職業來看,他們在城市中主要從事非農產業;從社會身份來看,他們戶籍在農村,屬于農村居民。綜上所述,新生代農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在城市中務工或經商的農村勞動力。

      2.社會心態/良好社會心態

      《人民日報》曾刊文指出,社會心態是社會現實的折射,是反映個人與群體、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關系的一扇窗口。②具體而言,心態是對特定環境中人們某種利益或要求的反映,是對人們社會生活有廣泛影響的一種心理狀態、思想趨勢和行為傾向。學術界對社會心態的定義,較權威的是楊宜音和馬廣海的研究。

      楊宜音通過對社會心態的研究框架的討論,對社會心態做出了較為清晰的概念界定。她認為,社會心態是一段時間內彌散在整個社會或社會群體/類別中的宏觀社會心境狀態,是整個社會的情緒基調、社會共識和社會價值取向的總和。③而馬廣海則在此基礎上,從經驗科學的角度對社會心態進行了界定。他認為,社會心態是與特定的社會運行狀況或重大的社會變遷過程相聯系的,在一定時期內廣泛地存在于各類社會群體內的情緒、情感、社會認知、行為意向和價值取向的總和。它屬于社會心理的動態構成部分。

      本文對社會心態的概念界定采用楊宜音和馬廣海的觀點,即社會心態是整個社會的情緒基調、社會共識和社會價值觀的總和。以此為基礎,結合中國傳統文化與當前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筆者將社會心態劃分為兩大層面,即意識層面和行為傾向層面。其中,意識層面具體細化為三個指標,分別是社會認知、社會情緒以及社會價值。

      在對社會心態界定的基礎之上,本研究中新生代農民工良好社會心態是指該群體成員具有較為正向的自我及社會認知、具有較好的生活滿意度以及社會信任感、能夠獲得廣泛的社會支持并能適時的幫助他人、對于社會問題能夠有比較客觀的認識,在維權及利益表達方面能夠采取比較理性的行為。

      3.政府責任

      政府是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國家行政機關。《漢語大詞典》中對于“責任”的解釋有三個方面,即使人承擔起某職位和職責;做份內應該做的事情;若做不好份內應該做的事情,進而應承擔的過失。②因此,責任的基本含義是擔負某一職責的主體,有義務完成與其身份相一致的事情,如果無法完成,則應接受相應的制裁或處罰。

      在此基礎上,結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本研究中的政府責任主要是指各級國家行政機關合理運用掌握的權力和資源,有針對性地關注和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生存環境,為該群體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保障其基本權益并對其利益訴求予以積極回應,化解該群體不良的社會情緒,疏導其非理性的行為選擇,逐步塑造該群體良好的社會心態所應承擔的各種責任。

      (五)研究設計和基本框架

      1.研究設計

      樂正先生在其著作《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研究(1860-1910)》中提出,社會心態研究的基本內容包括兩條關系鏈,其一是“社會--群體--個人”相互作用的關系鏈,其二是“觀念--態度--行為”逐步轉化關系鏈。①綜合以上兩條關系鏈,社會心態研究主要需涉及思想系統和行為系統,因此,本研究將社會心態劃分為兩大方面,即意識層面和行為層面。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細化一級指標,進行問卷調查,通過調查所獲資料,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心態狀況及主要存在的問題。

      在充分了解和把握被調查對象心態狀況及存在的主要問題的前提下,利用已有相關資料及后續訪談調查,進一步掌握該群體在外出務工期間存在的主要需求以及對政府所持的期望,有針對性、較為微觀地提出當前政府在加快推進市民化進程中,在調適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社會心態方面應承擔的主要責任。

      圍繞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社會心態狀況及該群體對政府的期望情況,筆者選取了在北京和廣州兩市從事制造業、服務業和建筑業的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問卷和訪談調查。之所以這樣設計,主要是基于以下兩點考慮:

      第一,兩市經濟水平較高,為新生代農民工主要聚集地之一。有學者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 0.95‰的數據分析得出,新生代農民工流入省份前 3 位的是廣東、浙江和北京,分別占比 59.4%、10.2%和 5.1%.②因此,北京和廣州的新生代農民工具有很好的集聚性,有利于確保調查的操作性和可行性。

      第二,兩市產業結構完整,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分化情況較好。根據深圳市總工會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情況的抽樣調查,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要就業領域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制造業、服務業和建筑業。③兩市在上述三行業均有大量的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職業分化度較高,有利于提高調查的代表性和科學性。總體的研究設計和思路如下圖所示:

      2.論文框架

      本文的論述分為六部分:

      在引言部分,筆者提出了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調適這一研究主題,并對相關概念、目前研究的現狀進行界定和梳理,明確研究思路,奠定全文論述的基礎。

      第二部分,基于本次調查的樣本,對新生代農民的基本情況進行簡要介紹。主要包括年齡、知識水平、婚姻狀況等基本人口學特征以及外出時間、土地擁有情況等。

      第三部分,在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現狀展開調查的基礎上,具體分析了當前該群體主要存在的幾種不良社會心態及其表現,即邊緣化心態、被剝奪心態、迷茫焦慮心態、底層認同心態以及無能為力心態。

      第四部分,主要論述了新生代農民工良好社會心態塑造過程中的政府責任缺失。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不良心態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政府部門的不作為和作為不當產生了較顯著的負面作用,主要有相關政策的落實與監督不力、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訴求表達的渠道不暢、戶籍制度導致的公民身份不平等。

      第五部分,基于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需求及對政府的期望,分析當前該群體良好心態培育過程中,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新生代農民工良好心態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其需求的有效滿足,這有賴于政府對其期望的積極回應。

      最后,小結部分對全文的論述進行了一個簡單的總結和歸納,并指出了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創新與不足,希望為后續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事實與經驗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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