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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華傳教士對我國電化教育發展的作用探究

    時間:2015-12-08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13123字
    摘要

      電化教育是指在教育教學過程中運用幻燈、廣播、電影、電視及計算機等現代教育技術,傳遞教育信息并提高教學質量和效果的一種教育教學方式。

      近代電化教育的誕生奠基于電化媒介科技的發明和創造,這種教育教學形式或方式并非中國所固有,而是西方近代科技進步和發展的產物引入中國后在教育教學方面得以應用的實驗結果。對中國電化教育的發生及其歷史,近年來學界研究日漸增多,但在論及其起源問題時存在著較大的分歧:或認為中國電化教育起始于1920年前后,其中以著名電化教育專家南國農教授研究團隊最具代表性。

      其學術成果《中國電化教育(教育技術)史》,將1915年金陵大學在校園專設場地每周放映電影進行宣傳教育,作為中國近代電化教育誕生的起始年。

      同課題組成員內蒙古師范大學阿倫娜則把1915年金陵大學建立專用電影放映場并用廣播配合電影進行校園和民眾教育,1918年商務印書館開始拍攝教育影片,1920年金陵大學使用電影、幻燈、留聲機、掛圖在農村推廣良種棉花種植技術,1923年晏陽初使用幻燈進行平民識字教育等,作為中國電化教育產生的標志性事件。

      對電化教育史研究起步較早的吳在揚則認為電化教育起源于20世紀20年代,其標志有陶行知運用幻燈教學推行平民教育和商務印書館拍攝教育影片。

      另有朱敬與張寶志等以1918年商務印書館拍攝教育影片的活動為中國電化教育的起源,而歐陽明等人則提出電化教育起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但對具體實施的人物及時間并未言及。此外,李永芳認為中國電化教育萌自1899年,是年美國美以美會、長老會和基督會為吸引民眾進入教堂和教會學校以普及教義,把三架電影機和若干影片運到中國,從而準備了孕育中國電化教育的溫床。然而歷史的實情是:在晚清西學東漸過程中,隨著西方科學與技術進駐中國并激發中國社會對科技教育萌生出實際應用的需求,由是在傳入西方科技成果的基礎上開啟了中國電化教育的生發與成長之路:先進的媒體技術如幻燈、電影等與西方其他先進科技成果一道,隨著傳教士漂洋過海來到東方古老的中國,由最初的傳教工具轉變為輔助教育發展的利器,并逐漸被國人接受和運用,逐步在全國范圍內成為一門新興的教育學科。

      一、傳教士電化教育活動緣起

      19世紀以來,隨著基督教海外宣教活動的擴張,尤其鴉片戰爭后中國國門被迫打開,西方傳教士聯翩東來。他們為了將基督福音傳播給信仰儒教的中華民眾,不斷地探索傳教的策略和手段。除建教堂并冒險深入中國各地進行集會演講直接傳播基督教義外,還通過開醫院、辦學校、行慈善等途徑傳播基督福音,借以提高傳教布道的效益。在此過程中,幻燈、電影等近代西方文明中的科技成果,因其新奇、獨特、能夠傳播訊息等功能,而被傳教士當作了傳教的道具。隨著傳教方針的轉變及中國社會環境的變遷,尤其教會人士對學校教育的關注并將辦理學校從事教育作為自身事工之一種,幻燈、電影等電化媒介也逐漸被帶進課堂,成為輔助教育教學的利器,由是奠定了中國電化教育發展的基礎。因此,傳教士對電化教育在中國的興起立下了開拓之功。考察近代來華傳教士對電化教育的關注與引介,主要緣于下述因素。

      其一,學術傳教的承續。傳教士能夠與中國近代的電化教育發生關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來華傳教士的學術傳教策略。學術傳教或文化傳教,是明末清初及近代來華傳教士的一貫策略。早在明末清初,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天主教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后,面對與西方社會迥然不同的人文環境和社會群體,為了取得更好的傳教效果,除竭力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外,還大力宣傳西方的科學技術,帶來了自鳴鐘、三棱鏡、望遠鏡等,以此吸引皇帝、貴族和上層官員的注意。值得一提的是,幻燈在隨后不久也被傳教士帶入中國。據有關研究表明,1654年,羅馬大學的數學教授、德國的猶太學者基歇爾設計了幻燈機,可以用來放映透明畫面。

      1653年,來華耶穌會士衛匡國受中國傳教團派遣,返回歐洲。

      1654年他在魯文的耶穌會學院作有關在中國傳教的講演時,就借助幻燈進行解說,此舉被人們視為"科學史上特別值得一提的事情",衛匡國本人也因此成為首先將幻燈應用于講演的人。

      1658年7月,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隨同衛匡國一起從歐洲來到中國后,在為康熙皇帝制造的一系列光學器具中,其中就有幻燈機。雖然無法知道衛匡國和南懷仁等傳教士在中國用幻燈演示的具體內容,但可以確定的是,幻燈作為西方光學發展的產物,彼時即開始被傳教士用作傳教的道具來吸引中國皇帝和王公大臣們的注意。及至近代傳教士再度來華后,學術傳教的意識更為濃烈,他們借鑒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獲得成功的經驗,認識到西方的科學知識和技術如數學、天文以及鐘表等,是使他們在政府高官和皇帝面前獲得好感的法寶。于是近代百余種西方的應用科學技術及其成果,成了西方人物融入中國社會各階層最佳的入門工具,"尤其是西方國家盛行的幻燈機最具吸引力,既可寓教于樂,又可無限復制",因此作為傳教的輔助工具大量涌進中國。之后發明不久的電影因具有更為強大的功能和實物顯影成效,也很快被傳教士作為宣教工具帶入中國。隨著教會學校的開辦,幻燈、電影等現代媒體技術被用于教育教學而間接地服務于教育傳教策略。

      其二,家國科教的基礎。近代先后來華的傳教士數以千計,而尤以英美國籍為多。正因如此,這些人物具有濃厚的英美國家背景。他們的傳教活動及相關方面的事工必然深受各自家國科技與教育發展的影響。英美兩國尤其是英國,較早經歷工業革命的洗禮,科技新發明層出不窮,很多科技成果被運用于教育領域。如上所述,幻燈在歐洲發明后不久,就首次被傳教士用于演講。經過兩百多年的技術改進與完善,時至近代,幻燈技術更加成熟,于19世紀40年代開始在英國投入工業化生產,此后廣泛運用于教學領域。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后起之秀,科技與教育很快崛起。電影在美國發明后也很快與教育聯結起來,并在教學過程中收效良好,是故發明家愛迪生預言這種科技成就"不出十年,將取代教科書",由此可見新科技成果對教育發展和進步的影響。美國由于較早運用幻燈、電影等現代科技成果于教育領域,所以被人們公認為電化教育的發源地。那些在英美國家從事宗教活動和相關事工的傳教士個人或組織(如青年會),在近代電化教育(教育技術)興起與發展的過程中,也開始運用電化手段來開展自己的傳教活動。有了這種家國的科技教育背景作基礎,他們中間的部分人來華以后,自然十分關注并輕而易舉地將近代科技成果運用于教育活動之中。

      其三,電化媒介的特質。我國近代電化教育的重要媒介代表如幻燈與電影,之所以被傳教士引入中國的教育領域,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應在于這些科技及其成果本身具有的特質特性。來華傳教士把西方科技成果作為傳教道具的初衷,在于利用這些洋玩意兒的新奇與稀缺來吸引中國民眾的注意,借助其中蘊含的科技含量的展示,以減輕中國人對傳教士的敵視與蔑視心理。而幻燈和電影等電化媒介與其他科技成果相比,在中國人眼中它們不僅僅是新奇的洋玩意兒,更重要的是它們自身所擁有的復制和保存功能使訊息的展示和傳達更為容易,傳教士們在把幻燈、電影等電化媒介作為吸引民眾眼球的工具時,伴之以口講指畫,使教民或其他聽眾對艱澀的基督教義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時,西方的地理風景、社會風俗及一些自然科學知識,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便捷地展示給中國受眾,使這些于此類科技成果均為"愚氓"者在新奇、驚嘆之中"感受"到上帝的神奇。作為一種自然的過渡和傳輸,在傳教士開辦的學校中,隨著自然科學知識占有的比重日益增添,這些知識僅靠記誦已無法深入理解與掌握,只有借助幻燈演示等實驗方法才能加深理解與接收。于是,電化媒介本身所擁有的特質成了傳教士廣為宣傳與應用的一門獨到之功夫---"獨門特技"了。

      二、傳教士引入電化教育的方法與手段

      傳教士對電化教育的引入,除在器物層面直接從西方帶來播放幻燈、電影等電化器材外,還通過書刊對電化技術知識予以介紹,在集會中借助電化器物、技術開展演講,以及在學校中運用電化技能教學等途徑,將電化教育引入中國社會。

      (一)在紙媒報刊上宣介電化技術知識

      自19世紀40年代傳教士大批涌進中國之后,就把出版西書、創辦報刊作為文字布道的主要途徑。同時為迎合中國人西學救國的心理,吸引更多中國人閱讀西書與報刊,他們借助書刊也介紹了大量的科學知識。正如近代報業達人戈公振所說:"外人之傳教也,均以輸入學術為接近社會之方法,故最初發行之報紙,其材料之大部分,舍宗教外,即為聲、光、化、電之學。"作為電化教育基礎,也即光電之學一部分的西方電化技術知識,通過傳教士撰寫的文字被引介到中國。早在1855年上海墨海書館刊行的英國傳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編譯的《博物新編》,其中就有對幻燈機的簡單描述。

      1866年,丁韙良在為京師同文館編著的教材《格物入門》中,詳細地介紹了幻燈機的技術原理及使用方法:"以彩色繪花卉人物于玻璃片上,夾入隙中,影藉鏡力放大,射于壁上,顯而易見。惟畫片四圍必須漆黑,僅令畫處透光,其影始顯。且畫必倒置,其影始正。"同時還附圖對幻燈機的外觀構造加以說明,圖文并茂地向讀者介紹了幻燈機。不僅如此,丁韙良還指出幻燈不但能用于娛樂,"射畫影于壁,令人悅目",還具有演示天文知識的功能,能"射諸曜運行之影,旋轉如在天空",因此天文學家"恒用此形容天象也".

      除了在科技書籍中介紹幻燈等近代電化技術知識外,傳教士還在主辦的報刊中對這些科技知識及操作技能予以介紹。如在上海由傳教士創辦的《上海新報》就于1864年曾刊載一則晚上觀看"繪在玻璃面上"的廣告,毫無疑問這份廣告所言指的是幻燈片演示。這是傳教士首次在報紙上登載播放幻燈的廣告。《中西聞見錄》這份由著名傳教士丁韙良主辦的以傳播西學為主的刊物,為了強調"格物致知",在第9-12期(1873年4-7月)中連續刊布了英籍傳教士德貞(John Hepburn Dudg-eon,1837-1901)的一篇有關幻燈機的專論---《鏡影燈說》。全文以6000多字的篇幅并附圖25幅,詳細描述了幻燈機即德貞稱作的"燈影鏡"的構造原理、使用方法及光源制造等,還對幻燈影片的制作方法進行了詳細的介紹,指出影片共有二種,有畫者與照者之不同。其中畫者畫片用"明漆調色,畫于玻片之上",可以"隨便繪畫天文鳥獸花卉魚蟲山川城市并一切戲劇等物".比較而言,"照成之影片,尤絕精妙":"所造之影片,皆名區古跡,人所罕至之處,或城郭或宮室,或市里人物等,俱可彩飾,以作燈影之觀。"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德貞在此指出用這兩種影片制作的燈影劇皆可用于"宣傳講解",無疑揭示出幻燈及幻燈影片的宣傳教育功能。事實上,德貞在北京施醫期間,確實借用幻燈寓教于樂的特質舉辦過幻燈展示。

      繼《中西聞見錄》之后,由傅蘭雅(John Fray,1839-1928)創辦的《格致匯編》是另一份傳教士用來介紹西方聲光化電之學并對中國產生較大影響的科技期刊。該刊在1881年第10卷上登載《影戲燈說》一文,是繼德貞《鏡影燈說》之后的又一篇系統介紹幻燈技術的文章。從內容上看,兩者沒有太大的區別,同前者一樣,該文再次強調了幻燈及其影片可以用于宣傳和教育的作用與功能。

      (二)在集會演講中借力電化器物技能

      來華傳教士宣揚基督教的一種最常用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集會演講。由于任何種類的文化傳播都是一種雙向的活動,它不僅僅取決于傳播者的努力,更重要的還要考慮到接受者的狀態。而傳教士對宗教理論的強行滲透,自然遭遇到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中國士人乃至民眾的厭惡和反對,因此如何招徠聽眾圍觀、吸引聽眾興趣以達到一定的傳教效果,是傳教士傳播基督教義常常遇到的阻力與難題。應該說,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受眾情況還是作過一番研究的,他們普遍感受到中國的上層知識分子對西方宗教的厭惡但同時對西方科技又表現出喜愛,因此來華傳教人物們選取先進的西學、西技作為宣教的突破口。在他們傳播西學西技的過程中,幻燈、電影等西方媒介技術不僅作為西方近代科技發展的成果展示給中國民眾,而且還被用作傳播西學的重要媒介工具。于是在眾多的集會演講場所,傳教士們利用幻燈、電影的媒介傳播功能開始傳播西方宗教、科學與文化。

      據手頭資料可見,近代來華傳教士中最早以幻燈宣教的人物是英籍傳教士德貞。此人于1863年受倫敦會派遣來華行醫傳教,1865年在北京創辦了第一所近代化醫院。在行醫之余,德貞分析了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獲得成功的經驗,清晰地認識到西方的器物發明在人際交往與文化傳播中的價值和作用,清楚自己所處的晚清社會,類似的機會仍然存在。"引起中國人極強好奇心的電的使用、照相術以及百余種西方的應用科學技術,被證明是西方人進入中國各階層極有價值的入門工具。幻燈可能是最有吸引力的方法之一……這種展示法是寓教于樂。我也有幻燈展,我發現在我的觀眾中就有一些高官,這種展示可以無限制地使用。"早在1867年,大學士賈楨病愈后去醫院致謝,德貞引導他參觀照相室和暗房,專門為他演示了幻燈圖片,從而引起這位王朝重要人物的極大好奇心。由是德貞萌生了幻燈宣教的設想:"雇傭一個本地基督徒,在冬天的夜晚,去中國官員家放映幻燈片,一邊展示圖片,一邊講解《圣經》。只要小心從事,便會有很好的結果,這樣的做法比自己單獨宣教要好,可以安排一個晚上做一個演示。"因為有著高超的醫術而獲得病家的頌揚和垂青,士大夫和其他賓客頻繁光顧德貞的醫院參觀并致謝,德貞就安排醫生帶他們去看內設的攝影棚,演示"脫影機"、"幻燈機"和照片沖印等"神奇"技術,播放幻燈片來滿足這些特殊來訪者的好奇心。通過這些幻燈展示,向中國的官員和士子展示并證實這些來自西方的幻燈與照相術并非奇技淫巧,亦非玄絕技藝,而是可以復制、保存、傳遞知識的一種教化工具。不僅如此,他還通過發表《鏡影燈說》來告訴中國人,幻燈技術是每個人都能掌握的一項技能。

      另一個在集會演講中較早運用電化媒介的傳教人物是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山西成功賑災后,意識到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在于"熱衷在自然間探討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規律為人類服務",于是萌生向官員和學者開展科學演講的意念,企望借此影響他們去修建鐵路、開掘礦藏,以避免饑荒再度發生。為了實現這個美好愿望,在1880至1884年間,他花費近千英鎊購買了天文學、電學、化學、地理學、醫藥學及各民族的歷史等西方科學文化及宗教書籍,還訂購了一批包括照相器材、望遠鏡、顯微鏡、分光鏡等在內的"教學和科研儀器",此外還購買了一架以氧化氫、酒精、乙炔為燃料的幻燈機,并附帶一些用作放映的材料:"一套最新的天文學幻燈片","關于澳大利亞、非洲、美洲自然歷史的幻燈片","關于茶、咖啡、可可、橡皮和甘蔗的植物學知識的片子",以及"一些關于各門科學的片子".

      借助這些書籍和幻燈等科學儀器,李提摩太為山西的官員們做了持續三年的諸如光的奇跡、電的奇跡、哥白尼發現的天文奇跡,以及醫藥學和外科學的奇跡等科學演講。顯然,演講時放映幻燈及其展示的內容對當地上層知識分子產生了很好的影響,因為除李提摩太每月運用幻燈進行一次演講外,一些官員和士紳還借拜訪之名主動要求他放映手中的幻燈片。不過,由于自身的使命所在,李提摩太在運用幻燈進行科學演示之外,還用幻燈進行宣教,曾用幻燈圖示的方式解說《新約圣經》的寓言。

      不過他的這種宣傳招數當即被中國官員識破,當他將宗教寓言"不結果子的樹"的畫面打上屏幕時,他隱約聽到兩位官員在耳語:"他在對我們進行說教呢!"可見他利用幻燈作傳教的道具并不成功。正如李提摩太把幻燈等儀器稱為"教學和科研儀器"一樣,中國上層知識分子樂于接受的只是幻燈等科學儀器所展示出的西方人文與自然科學知識,幻燈在這里充當的只是傳遞西方先進科學知識的媒介。

      因此李提摩太的幻燈演講也就成了一種名副其實的現代媒體技術輔助教學的活動。可能李提摩太正是看到了幻燈等科學儀器輔助演講所帶來的巨大效果,所以他對幻燈教學格外珍視,在離開山西之即,他低價變賣了其他科學儀器,而把"幻燈機和數百張珍貴的片子"作為禮物留給了同事們。由此也可探知他數年后重返山西創建山西大學堂并執掌西學專齋時,積極購置活字印刷機排印各種教師自編講義,并專設幻燈室主動引進電化教學手段的良苦用心。

      與李提摩太一樣,不少現代派傳教士都非常重視科學演講和現場實驗演示。據馬歇爾·布魯姆霍爾在《內地會殉難傳教士》"附表"中所言,當時的現代派傳教士認為,中國需要"更多的科學,更多的報紙和更多的書籍,需要更多的公開演講和科學儀器",特別是以現代媒體技術輔助的科學演講因其能寓教于樂,更受人們的歡迎。

      1886年來華的美國傳教士卜舫濟(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在華半個世紀之久,有過很多次演講,其中用幻燈進行的演講就有多次,而且主要集中于晚清時期,原因即在于其時幻燈是招徠觀眾、引起觀者興趣的演講亮點。如在1894年1月份、1895年4-6月份間,直到1899年乃至1905年間,他多次用幻燈進行了主題為"我主耶穌基督的生平"、"天文學"、"不同時代的杰出人物"、"神奇的自然界"、"拿破侖·波拿巴的一生"等演講活動。總之,通過在集會演講中運用幻燈等電化媒介,來華傳教士使清末部分官員和知識分子等社會成員對于幻燈及其技術有了一定的了解,盡管這種影響的受眾面非常有限。

      論及集會演講借力于電化器物及其技術,不能不提及基督教的外圍組織青年會及其來華人物。基督教青年會(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自1844年由英國人喬治·威廉(George Williams)在倫敦創辦以來,經常開展以德、智、體、群四育為中心的各種活動,借以使青年養成"完美人格",進而建設"完美社會".

      19世紀末伴隨著西方各國海外傳教熱潮的發展,該組織由美國傳入中國。進駐中國之后,青年會的領袖人物們意識到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在于科技不振,人民智識低下,因此把引介近代西方文明成果作為主要的事工之一。在引介近代西方科技文化成果、宣傳新知于國民的過程中,青年會人物積極運用幻燈、電影及后期的無線電播音等各種電化手段,激發國民興趣,宣介各種西方近世文明成果。青年會以幻燈、電影輔助主要圍繞德、智、體、群四育展開各項活動,尤為重視在各種集會演講場所發揮電化手段的輔助作用。宗教事工是青年會培育國民基督道德的核心工作,在各地組織的宗教小團體如查經班、靈修會、祈禱會、夏令會等,經常會舉行宗教演講及辯論活動。為了使"聽道者免生厭倦之心",青年會的宗教活動常常以幻燈、電影等新興電化媒介輔助推行。如在1910年,上海青年會在殉道堂共舉行演講集會20次,在演說中除邀請社會名流之外,還用"影燈演講耶穌事跡六次,另有五次則佐以活動幻燈".故此,每次聽講者人數頗眾。智育演講是青年會開展最為普遍與經常的活動,為使演講內容易于理解與吸收,青年會多以圖片、幻燈、電影等輔助進行。

      1900年,天津青年會組織阿爾法俱樂部,即開始用電影向會員介紹各國的歷史和各種科學新知。

      1905年饒伯森(C.H.Robertson)任職天津青年會時,在其舉辦的系列科學演講中,發現使用幻燈等現場演示方式更能啟發聽眾的科學興趣,具有較強的感染力,更是頻頻使用幻燈等儀器進行現場演示。他的講演引起了較大的反響,給識字不識字的聽眾留下了新鮮而深刻的印象,有時聽眾達千余人,就連官立學校校長也帶領學生們前來聽講.1906年饒伯森任職青年會總部,專門攜帶幻燈、電影等各類儀器前往全國各地進行科學演講。通過他的實物演講,很多人了解了青年會。

      在提倡體育過程中,青年會也注意運用電化手段傳播西方近代體育觀念。如1908年在天津青年會與南開中學堂聯合舉行的運動會頒獎儀式上,擔任天津青年會代理總干事的饒伯森用幻燈放映了第四屆奧運會的盛況,初次以直觀的方式將奧運會呈現在國人面前,增強了國人對國際體育運動的參與意識。青年會為提倡群育,廣泛利用幻燈、電影、留聲機等媒介的大眾娛樂功能,為各類活動增盛助興、納聚人氣,以培育青年人群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有了青年會為開展四育事工而大量地運用電化手段輔助其活動的開展,即較高頻次的使用幻燈、留聲機、電影等現代媒體,真正使這些電化媒介的直觀展示、啟迪教化等特性為國人所熟知,并由此培育了專門的電化教育人才,從而使電化教育的影響波及全國。

      (三)在學校教學中運用電化技能授知

      傳教士也是學校領域內電化教育的主要引介者。從現有材料可知,最早具備幻燈的學校是香港圣保羅書院。

      1861年傅蘭雅受圣公會派遣擔任圣保羅書院院長一職,他在家信中提及該校的圖書館不僅有大約5000冊藏書,還有一套照相設備及幻燈.雖然設置幻燈的用意不明,但該教會教育機構早有幻燈設置自是不爭的事實。

      1866年,作為同文三館之一的上海同文館(后改為上海廣方言館),開始有傳教士播放幻燈片的詳細記載:"禮拜日晚六點鐘時,在滬城同文館內,觀西士帶來燈下畫景數十套".而且播放的幻燈片分為小套和大套兩類,小套如名花異卉、人物山水、奇禽異獸,"固已目不給賞",他如英國京都城池屋宇以及冰洋凝結,"更有引人入勝之妙",嗣觀一大河,河上造一大橋,橋上行輪車,橋下行輪船,"新奇巧妙,出人意表";而大套"則見地球循日而行,星月交輝,護日護月,了如指掌"."另有一畫,能分晝夜,如中原日出之時,即西國日入之際,一明一暗,互相轉運,而晝夜分矣。及觀輪船行海,益信地體之圓,洵足增人智慧。"對于這些播放,"觀者無不擊節稱賞".

      可見,傳教士在上海同文館內播放的幻燈不僅數量多,而且內容豐富,既有地理人文等風景片,也有科普教育片。從觀者的反應來看,這無疑是傳教士帶給上海同文館師生們的一次精彩紛呈、受益良多的幻燈演示課,也是國人自辦學堂中運用現代教學媒體的最初嘗試。

      晚清時期,隨著傳教士由單純傳教轉向教育傳教,教會學校開辦的數量日漸增多,幻燈等現代教學媒體也由傳教士個人的、零星的展示招徠行為,轉向正規的、常見的輔助教學手段,開始真正發揮現代媒體輔助教育教學的功能優勢。著名的傳教士狄考文(C.W.Mateer,1836-1908)及其開辦的登州文會館堪稱這方面的表率。狄考文在歷經數年的單純傳教受挫后,轉而投身教育開辦學校,希冀通過學校教育來滲透基督教的影響。考慮到其時中國人最為缺乏的教育是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因此在辦理山東登州文會館的過程中,狄考文"以講求實學為目的,國文雖屬并重,然究以理化天算為主科,故圖書儀器逐年加增".

      為求得實學教育的效果,他不僅從美國購置大量的教學器材,而且自己還親手制作教學儀器。

      1874年,狄考文就為物理和化學課親自制作了機械學、光學、電學等實驗設備,而且還"使用氫氧燈作了兩個晚上的早期放映機的展示".有了這些儀器設備的輔助,學生們"學得很認真并且樂在其中".誠然,制作這些儀器設備不僅耗費大量時間精力,而且頗費財力,但狄考文盡其所能。當狄考文主編的《官話類編》開始盈利后,他把利潤全部用來建造位于街口處一座規模很大的博物館。該博物館一半的空間是一個大禮堂,就專門設計為"可以在使用立體感幻燈機或電影放映機進行演示"的專用報告廳。注重近代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使狄考文格外重視實驗演示與實物教學的教學方法。在他看來,高等學校里高深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必須配備相應的儀器實驗設備:"格物、化學、天文等,非有合宜之機器隨學隨證,則教習便難教得透徹,學生更難學至底實。

      是故凡文會學,必先全備機器。"因此當1882年文會館大學部誕生,他不僅借助望遠鏡、顯微鏡、人像照片等招徠中國學子入學,還在學校內用照相機、照片、幻燈等輔助理化、地理等科目的教學。作為現代大型傳媒,電影在誕生不久也走進了文會館校園。

      1898年電影舶入登州文會館,洋教師請中國弟子孫熹圣幫助自己按照說明書操作放映和拍攝,還指導孫熹圣為CINEMA譯出中文名稱---"電影".1917年登州文會館等三所教會學校合并為齊魯大學,該校的社會教育科除了充分利用幻燈、活動電影等電教設備于課堂教學外,在課外的演講會上也常以幻燈、電影等電教媒體輔助講解。如在"國民常識與人生"演講完畢后的"射活動電影",以電教媒體的直觀特點激發學生興趣,增強他們對科技知識的理解。每禮拜日下午三時利用幻燈、電影面向學生開展"燈影禮拜",同時擴展至社會,于每周日晚六時舉行的各種活動中就"有詩歌、千字課、故事、祈禱、耶穌言行影片、活動電影".

      作為格致書院的創建人之一,傅蘭雅在主持書院的過程中,同樣把電化手段引至學校教育的各個方面。

      1895年,傅蘭雅于每周六在格致書院內舉辦幻燈演講,以幻燈輔助各種格致之學的講解,收到良好效果,"演影戲以顯明各種格致之理,隨演隨講,較之看書事半功倍".他不僅把幻燈教學方法引入格致書院,而且為了定期用幻燈演示科學原理,以先進教學手段輔助教學,還將其寫進書院的章程中。在其于1895年擬定的《格致書院會講西學章程》中,明確規定"學課中遇有須演試者,擬用院內已有之器具,訂期在院依法試驗,或用影戲燈等法,顯明其理".同時還明白指出以上各事"一概不取分文",借以與上海其他以盈利為目的,只是為了招徠觀眾滿足大眾好奇心理的影戲相區別,表明格致書院的幻燈演講完全是以教育教學為目的、以提高教學效率為旨歸的教學活動。為了實現這種教學目的,傅蘭雅還搜集了大量用于演講的幻燈片,積累了豐富的幻燈教學經驗。這也成為他申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東方語言學教授的一項重要資歷。他在1895年5月寫給凱洛洛校長的信中這樣說道:"我有教授中國問題的經驗,尤其是利用幻燈演講。我為此收集的幻燈片數量可觀。"由此可以看出,英籍傳教士傅蘭雅通過幻燈演講,不僅向中國人傳播了西方近代自然與人文知識,給中國帶來了新穎的幻燈教學方式,而且還通過幻燈把中國的情況展示給美國學生,增進了中美乃至中西之間的了解和交流。正是他對幻燈這種媒介在有效傳遞與保存文化知識方面具有較大作用的認識,1928年去世前夕,在其遺囑中他還專門提到要把自己收藏的近5000張"關于東方和其他方面的幻燈片贈給加州大學董事會",以用于加州大學東方系相關教研工作上。

      盡管電化教育這一專有名詞是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在中國,但綜上所述可知,真正有電化教育的事實發生在清末,傳教士為這一教育教學活動的出現做了大量的奠基工作。他們不僅在器物層面引入了照相機、幻燈及幻燈片、電影等電化器材,還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如書刊等登載幻燈技術知識,引起人們對于這些來自西方的"奇技淫巧"的了解和重視,通過在集會演講與學校教學中的運用,開啟了電化媒介與教育的聯結之旅,使中國開始有了真正的電化教育事實的出現。尤其在教會學校里,電化媒介的使用范圍較為廣泛,不僅用于教學活動,而且還用于基督教的宣傳;不僅針對學生群體,還面向社會民眾開放;傳播的內容既有增進民眾智識的因素,也有傳播基督教義的成份。其中李提摩太的幻燈演講、狄考文與傅蘭雅的幻燈教學均可視為我國電化教育興起的標志性事件。

      三、傳教士對中國電化教育興起的作用與影響

      近代中國的電化教育興起于鴉片戰爭后國門洞開之時,作為電化教育技術與器材支撐的幻燈、電影、照相等電化媒介,從吸引國人眼球的科技新玩意兒到宗教宣傳的道具,再到成為輔助教育教學的手段或工具,近代來華傳教士具有開拓之功。他們不僅推動了電化教育在近代中國的發源與傳播,還培養了一批電化教育人才,為近代中國電化教育的后期發展做出了奠基性貢獻。

      首先,傳教士推動了電化教育在近代中國的萌蘗與傳播。電化教育在晚清的中國社會,雖然呈現零星布點的狀態,但由傳教士燃起的點點星火在清末民國初期蔓延開來,在更多的學校及社會領域開始傳播。在學校領域,除了文中所述的幾所早期學校之外,在清末及民國初期,更多的教會學校如南京匯文書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上海的中西書院和圣約翰書院等,都已開始使用電化教育手段。隨著國人自辦學校的漸次開辦,傳教士也把這種新式的教學手段帶入其中,如天津南開中學及北洋大學等。尤其是登州文會館,在近代電化教育的發源與萌蘗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電影"進入登州并被文會館的學子孫熹圣翻譯為中文名詞之后,隨著孫熹圣南下南京及其同窗的北上,"電影"一詞,先后在北京和南京分別"以北京京師大學堂和南京匯文書院為基地得到傳播".

      1898年京師大學堂創立,丁韙良帶著登州文會館畢業生劉永錫、鐘偉儀、于志堅、王長慶、連英煌等8人赴任,由是"電影"一詞在北京傳播開來。

      1903年,孫熹圣受邀到南京匯文書院短期任教,不僅將"電影"一詞帶至南京,而且還把匯文書院的一套電影機搬進課堂放映,首開"教室電影"的先河。

      所以我們有理由認定,正是傳教士及其創辦的學校成了我國學校領域電化教育的發源地。在社會教育方面,傳教士個人與組織在集會演講中對電化手段的運用,不僅納聚了人氣,擴大了基督教及教會組織的影響,而且在傳播西方近代自然與人文知識方面頗有聲譽。其中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早期的一些演講達人如饒伯森、來會理等,運用幻燈、電影等電化手段深入全國各地開辦科學演講,普及科學常識,對提高民眾智識有較大幫助。鑒于電化手段對各項事工開展的影響,1922年青年會還成立了影圖部,專門采用幻燈、電影、圖片等方式進行各項活動。在20世紀20年代青年會開展的平民教育運動與公民教育活動中,都大規模的采用了幻燈、電影等現代教育手段,幻燈教授法曾成為青年會用來推進平民教育運動的一大特色,而且得到陶行知等人的贊賞并加以推廣與運用于各項教育運動中。

      其次,傳教士借助電化器物的操演培養了一批實施電化教育的人才。來華傳教士人物如狄考文、傅蘭雅等人,在教學中不僅運用幻燈等電化器材,而且還親手制作此類物件用來教學。如被譽為傳教士科學家、發明家的狄考文,除親手制作了不可勝數的教具外,還指導學生參與制作活動。在他的幫助與指導下,文會館弟子丁立璜還在濟南開辦了理化儀器制造所。作為首批接受現代教學手段教育的人才,這些傳教人物的中華弟子因新型教學方式所帶來的最初心靈震撼可想而知。經過長時間的習染與熏陶,日后散布各地擔任教師時,自然成為這種教學方式的仿效者和傳播者。如果說早期的傳教士只是通過教學行為間接地使少數學生受到熏染,那么基督教青年會開展的圖像教育培訓,則是專門在為培養電化教育人才服務。鑒于圖片、幻燈、電影等其他儀器在青年會各項活動中所引起的反響,也為了使電化教育更好地服務于青年會各類社會事工,基督教青年會還在20世紀20年代分別為干事與演講員舉辦了"干事適用儀器演講圖像教育短期訓練班"和"專門講員適用儀器演講圖像教育暑期講習科",主要培訓無線電、攝影、有色電影、幻燈、旋轉儀等儀器圖像教育的原理、使用及保養方法等。在接受培訓的人員中,除青年會講員與干事外,還一度擴展至包括大學畢業生、技術專家、教員傳教師等在內的社會層面。

      青年會開展的儀器演講與圖像教育專門人才的培訓工作,培養了一批專門的電化教育人才,有效推進了自身的科學演講、衛生教育、平民教育、公民教育等各項社會服務事業的開展,這種工作也成為中國近代開展電化教育人員培訓的初次嘗試。再次,電化教育作為教學手段在中國的運用,也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些陳腐而偏頗的看法。

      長久以來,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束縛下,科學技術處于低微的地位,被視為"末學",舉凡科技的發明,無論其知識與技能皆被斥為"奇技淫巧"與"雕蟲小技".而近代西來的科技新發明諸如幻燈、電影等西方新技術成果初傳中國時,也曾經遭受整個中國社會的白眼而被不屑一顧,當傳教士偶爾、零星地運用于教育教學之后,更多的人逐漸改變了固有的看法。如在《申報》等一些近代報刊中,我們不難發現有許多觀看傳教士演映"活動影戲"、"西洋影戲"、"電光活動影戲"之類的觀感文字,在驚嘆"新來電機影戲神乎其技,運以機力而能活動如生"的西洋技術何等先進之余,也不乏對幻燈、電影啟迪智慧、開導教化功用的贊嘆,如顏永京在1885年于中西書院內用幻燈演映自己游歷歐洲的見聞時,有觀者稱贊此類影戲足以"廣人見聞","雖曰游戲,亦屬有裨于身心".還有人在觀看一些國家之間的戰爭影片后,發出觀看此類電影"雖游戲事而令人雄心勃發,有不忘武備之意焉"的感嘆。到民國時期,幻燈、電影等現代媒體又發展為教育的利器,在提高教學效率的同時,也悄然改變著人們對其固有的看法,這從《申報》登載的售賣影戲機的廣告中即可見一斑:"此機(電影機)不但供清玩,并可資研究學問、增進見識","固非荒嬉之玩具可比也".

      正是傳教士對電化器材的引入及應用于中國的教育教學之中,中國人逐漸改變了對此類"器"與"技"的看法,使得電化教育逐漸發展為中國教育的利器。

      與其他教育學科不同,電化教育學科從一誕生就與新興的技術結下了不解之緣。可以說沒有先進科學技術尤其是現代媒體技術的發展,就不能有電化教育的誕生,就不會有教育手段的現代化。具體到我國來說,傳教士不僅是幻燈、電影等現代電化媒體技術的傳入者,而且還把新興的媒體技術引入教育教學領域,在彌補我國傳統教學手段之不足、促進教育手段現代化上具有開創之功,由此也正式拉開了我國近代電化教育的序幕。行文至此,人們不難看出,盡管來華傳教士在引入西方電化技術、顯示操作電化技能,以及將這些器物應用于教育教學之際,其初衷或懷有的根本目的在于傳播宗教以實現其"中華歸主"的事業目標,但"科學無國界"的定則,在這里再次得到了歷史實證性的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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