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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留學生對電化教育的引介及影響作用

    時間:2019-01-21 來源:教育研究與實驗 作者:喬金霞 余子俠 本文字數:14180字

      摘要:電化教育作為發源于近代歐美國家的新型教育手段,留學生在海外求學期間因其耳濡目染而感受到此種新技術手段給所在國家教育帶來的功效。由是通過報刊等紙媒載體宣介國外電化教育發展的經驗與理論,從國外尋訪購回新式器材推廣于教育領域,并身體力行親自運用于教育教學活動中,以及通過翻譯與著述等方式來探采國外電化教育發展的真經,促進了電化教育在中國的社會化認同,推動了電化教育的植根與學科化發展,并對國人于教育手段現代化的認識產生重大的影響。

      關鍵詞:電化教育; 近代留學生; 電教活動;

      1926年舒新城在總結留學生的貢獻時說:“留學生在近世中國文化上確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最大者為科學,次為文學,次為哲學;現在國內學校科學教師、科學用品與科學教科書者,亦莫不由留學生間接直接傳衍而來。”1 在引介電化教育于中國方面,留學生同樣功不可沒。作為承載與傳輸新知識的代表,留學生利用自身優勢,通過各種途徑與方法宣介電化教育,促進了電化教育的社會化認同,推動了電化教育學科化發展,提升了人們對教育手段現代化的認識,在引介電化教育并使之植根中國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

    電化教育

      一、近代留學生電化教育活動的歷史脈絡

      近代以來,中國派遣的留學生早期主要分布在歐美及日本。歐美國家是近代電化教育的發源地,身處這些國家的中國留學生,是較早接觸到電化教育并感受其影響的國人群體。在異域求學期間,留學生親眼目睹了幻燈、電影等電化手段內在的傳播知識、交流情感的重要功能,并親身體驗到它們新、奇、特的物理屬性所帶來的震撼。由是他們開始努力探索這種新奇教育手段的操作技能,并搜尋相關演示素材,較早成為利用電化手段溝通中西文化交流的知識群體。

      根據既有資料可知,留英學生最早參與了電化教育活動。1909年,上海留英學生盧君,針對英國人對中國風土人情多有誤會,專門搜集中國風景人物圖畫多件,在阿爾森小學借用幻燈的放映和講解,向受眾介紹中國,意欲通過此舉“將中國內容及其進步,宣告外國,以免外人對于中國近狀,仍有誤會”。2 盧氏的行為反映了留學生借助幻燈這一新奇的傳播手段,加強英人對中國現狀正常了解的愿望。隨后,這一幻燈放映活動演變為定期演說,遇到“口舌所不能及者,則明之以影燈”。在英國伯明翰及其附近地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英人聞之,紛來延請”,3 此舉被稱為溝通中英感情之良法。作為走出國門的代表,由于切身感受到電化手段新奇的技術帶給觀者的心理沖擊以及跨越時空限制傳遞文化知識的獨特魅力,留學生不僅較早成為電化教育手段的接納者,還在異國他鄉的教育領域利用此等電教工具,架起了溝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但總體看來,幻燈、電影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尚屬新生事物,即使在其歐美發源地也遠未發展成一種專門藝術,將其運用于教育領域的實踐活動更是處于初萌階段,其時中國的留學生在一次次觀影的新奇體驗中,領略到此等電化手段帶來的神奇魅力而學習其操作方法。他們對這種新生事物的認知,還主要出于新鮮好奇,對其感知更多地體現在因感官沖擊所帶來的獵奇、艷羨,對其簡單的操作技能的學習和掌握還處在初步體驗階段。

      進入二十世紀后,隨著歐美國家電化技術日益進步,其可視化的動感圖景與超時空的表情達意功能,很快引起教育人士的關注并逐漸被運用于教育領域。與之相應,在清末民初的中國,幻燈、電影作為一種新興的娛樂方式逐漸成為時尚,成為此時國人心中“文明”、“先進”與“現代”的象征符號,尤其受到了追求時尚與西方文明的智識階層的歡迎。在不斷的觀影體驗中,一些知識分子首先察覺到了幻燈、電影在娛人耳目之外的更深層次的社會教化功能。由是,幻燈、電影開始日漸顯示其教育工具價值。如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學堂,較早運用了幻燈、電影等電化手段。身處其中的準留學生們成為電化教學的較早受益者,自然也激發起他們從事與電影相關專業的興趣。如深受校園電影影響的清華學子程樹仁,于1915年便立志以電影為職業,在繁重課業之余,每周必看電影并努力搜求各種劇本材料。1917年他赴日參加第三屆遠東運動會時,認識到電影在日本“斷不似吾國”而是已成為“一種教育機關”。4 正是出于對電影教育功能的深入認識,程樹仁以赴美研究電影為志愿。然而,在中美兩國擬定的留美學生章程中并無電影專業,只能在規定專業獲得碩士學位之后方能選修。鑒于教育與電影關系比較密切,赴美后程樹仁先修教育,而后專習電影專業課程。與程樹仁學業發展路徑一樣,同為留美生的洪深、孫瑜,也是先修完預定學位后轉學戲劇、攝影專業。可以想見這些留學生對電影及其相關專業知識技能的渴求與執著。這些歷經曲折才取得電影及其相關專業真經的留學生,歸國后一般擔任技術性較強的如導演、美工、攝影、字幕翻譯等,他們在發展中國電影事業的過程中逐漸將之引至教育領域。如洪深即認為,電影“為傳播文明之利器”,對于普及教育提高國民道德水平有較大的幫助,因此呼吁國人在創作電影劇本時,要以“普及教育表示國風為主旨”。5 可見這些歸國留學生,已經認識到電影的教育功能,深知電影對于教化國民形塑國家的重要性,并將發揮其教育功能作為發展中國電影事業的主旨。更重要的是,歸國留學生直接投身于中國電影教育的興辦與發展。如在1918年商務印書館影戲部自資攝制教育影片時,擔任攝影師的葉向榮及主持該部工作的沈誥均為專習電影專業的留美生。據1927年出版的《中華影業年鑒》顯示,其時致力于電影事業的歸國留學生人數即達34人,6 實際上還有不少人未被統計在內。其中有些人物因其在國外旁涉電影、幻燈等電化知識與技能的機會較多,而在歸國后成為開拓電影藝術和電影教育的領軍人物。

      除了上述這些曾經專門研習或旁涉電影及其相關專業的歸國留學生外,民國前期還有一些留學生在教育救國思潮的激勵下,極力把在國外習得的電化技能與真知當做宣傳教育、拯救民族的有效途徑。1918年9月,留日學生張民權在上海創辦幻燈演講會,深受一般人士的歡迎。在收到很好教育效果后,他又深入上海浦東中學及其附屬小學、中華育英義務學校、澄衷中學等校,放映軍事、歷史、風景等愛國題材影片,引起教育界熱烈反響,每次“蒞會聽講者甚為擁擠”。7 如在1919年的一次幻燈衛生演講時,聽眾多達數千人而擁擠不堪,于是不得不另行擇日而映,并于放映時請求警局協助維持。8 是年9月他還成立了幻燈演講隊,不僅在川沙城廂附近學校演映,而且遠赴四川明強學校播演,9 其電化教學得到教育界的廣泛推崇。與之同時,一些留學生還直接將電化教育引入學科教學。1923年,竺可楨發表《中學地理的教授法》一文,強調在地理教學中若用電影進行教學,學生就“更容易明了,效果就更大”,10 突出了電影在地理教學中的積極作用。另有一些留學生如蔡元培、范源濂、晏陽初、傅若愚、陶行知等人,親身感受世界各國運用電化手段于教育的實效,回國后或發表言論或身體力行,積極提倡和推行以幻燈、電影為主體的現代教學媒體在學校及社會教育領域中的應用,使二十世紀20年代出現了一個電化教育小高潮。總體來看,民國前期致力開拓電化教育事業的留學生,或者出于對電影藝術的喜愛而孜孜不倦地專門研習或旁涉相關專業,并在不斷接觸中意識到電影、幻燈等電化媒介的教育功能,或者出于尋求教育普及與提升教育教學效率的良方,而尋購電化器材、探取電化知識與操作技能等,開始有意識地主動學習電化知識與技能,并將其引介于中國教育領域。但由于二十世紀初期歐美各國的電化教育事業剛剛起步,加之中國政府出于振興實業的考慮,選派研習電影及其相關專業的留學生為數甚少,因此,民國前期留學生致力于電化知識技能學習與引介的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屬于一種自發的個人行為。

      二十世紀30年代是中國電化教育發展的高潮時期。其時不論電化教育實踐抑或理論研究層面,留學生均堪稱主將。在教育實踐領域,他們努力宣介各種電化媒介于教育教學:開設課程與創辦系科,培育電化教育專業人才推動電化教育學科化發展;創建學會與期刊,為專業人士搭建交往與互動的平臺。在理論研究方面,他們勤勉譯介與著述,在引介國外電化教育實踐經驗與理論于中國的過程中,不僅開辟了電化教育學術研究新領域,也促進了電化教育學科的創建與發展。1935年教育部推行電化教育以降,專業人才匱乏問題日益突出。對于新生的源自歐美的電化教育,教育界人士感到有必要進行實地學習。在1933年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召開的第一屆年會上,就有人提出議案,建議教育部“轉令各省市教育廳局于派遣留學生時酌定名額研究電影事業”。如前所述,民國初期出國留學生中已有轉習電影專業的學生,而此案意在派出專門學習電化教育的留學生。鑒于電化教育手段在普及教育、生產教育及抗戰教育方面的突出表現,教育部即有意派遣專門人員遠赴歐美國家深造,只是由于種種原因及抗日戰爭爆發后留學教育處于停滯狀態,此種愿望一直未能付諸行動。抗日戰爭結束后,教育部即在1947年3月選送蕭樹滋、白芷潔赴美攻讀視聽教育碩士學位,1948年南國農被派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研究院學習比較教育與視聽教育專業。這些留學生都進入了美國一流大學進行專門研習且獲得了較高的學位,為后來新中國發展電化教育做出了重大貢獻。

      總體而論,近代留學生的電化教育活動開始于晚清時期,但其時處于對電化操作技能與方法的觀察與體驗階段。民國前期,一些出國留學者開始有意識地主動探取電化真知與操作技能,歸國后也作過較大規模的宣介,但受其時政府選派留學的專業限制及國外電化教育還處于初發階段,所以那些出于對電化媒介教育功能的深切認識而旁涉電影及相關專業留學人物,他們的學習行為仍屬一種自發的個人活動。民國后期,在留學生的大力推動下,中國電化教育事業逐步開展且朝著學科化方向發展,由是留學生不僅成為電化教育理論宣介與實踐推廣的中堅力量和事業主體,而且專門研習電化教育專業的留學生派遣工作也正式啟動。因此,就電化教育在中國的出現到學科的形成來看,留學生于其歷史過程始終與焉,他們的直接推動與電化教育在中國的生成與發展密不可分。

      二、近代留學生引介電化教育的途徑與方法

      近代留學生將電化教育引介到中國,其主要方式或途徑,包括通過報刊等紙媒載體宣介國外電化教育發展的經驗與理論,從國外尋購并仿制新式電化器材推廣于教育領域,通過翻譯與著述等方式來探采國外電化教育真經,以及身體力行將之運用于學校教學。

      其一,通過報紙雜志積極宣傳電化教育。近代一些教育類以及綜合性報刊引介電化教育理論與實踐經驗,使之在中國產生社會化的認同效應并促使其在中國落地扎根方面功不可沒,而在報刊上發表此類文字者多為留學人物。留學生耳染目睹與親身體驗到國外先進電化手段運用于教育的成效,歸國后往往把所見所聞訴諸于文字發表于雜志報端,引起教育界對電化教育的重視。以《教育雜志》為例,在引介電化教育于近代中國方面,留學生發揮了較大作用,是該刊的主要作者群體。早在1910年6月,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上,留聲機作為教學用品得以展出。此事引起了時任《教育雜志》編譯人員的留日生蔡文森的注意,他在該刊上發表的介紹此次博覽會教育出品時指出,留聲機用于外語教學“最為有效”,借助此物“獨習外國語最為便利”,“近來各國均在采用”。同時他還向國人介紹了留聲機教學的原理:“以外國人之發音,收以留聲器中,以示學生發音之模范”,這樣教授外語,可以“反復若干次”而“不爽銖黍”。11 1915年時,又有留日生侯鴻鑒著文介紹日本運用電化手段開展社會教育的情況。他以自身親歷所見向國人介紹東京通俗教育館如何經常利用幻燈片向民眾開展歷史、地理、道德等為主題的演說,以及借助留聲機向民眾播放道德、歷史類的戲曲來提高國民素質等情形。12 這些均為留學生通過報刊宣介電化教育的實例。

      在創辦的早期,《教育雜志》吸納了大批歸國留學生從事翻譯工作。這些留學生對國外新興教育手段與方法的敏感與關注,使《教育雜志》對西方國家電化教育運用情況有較多的介紹。1922年主編更換為曾留學日本、喜歡傳播教育新潮的李石岑后,作者群中留學生人數逐漸增添,對電化教育的介紹文字也隨之增多。如曾留學于美、英、德數國的常道直,在留學期間就經常介紹國外電化教育的發展情況。1923年他介紹了英國全國教育會議中的電影教育議題,1926年又介紹了美國新澤西州漢特頓縣的鄉村學校利用留聲機開展體育與音樂教學的情況。13 又如王光祈在德國留學期間著文介紹《德意志之中等教育》,告知該國有的學校還專門開設幻燈室,各種“蟲魚鳥獸、草木金石、山川風景、種族習慣”等圖形“皆用電光放大”,使學生“親見其物,親接其人”。“即如吾國地理上之長城風景,與夫人物之中長辮小足”,該校學生也早已“寓之于目,志之于心”。14 他如留學生任白濤等人所發表的文字,則對美國當局重視電化教育以及電化教育在學校運用與實施的情況多有介紹。進入二十世紀30年代后,《教育雜志》加大了對電化教育引介的力度。從1935年第25卷第1期開始,特開辟“世界著名教育雜志摘要”欄目,選購英、美、德、法、俄、日等國教育及科學雜志一百余種,聘請馬宗榮、吳俊升、張耀翔、廖世承、邰爽秋等近20位學者,專門介紹世界各國教育理論與方法。這些留學生除繼續介紹國外各種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潮中連帶介紹各國運用電化手段進行教學的實情,其中還有介紹國外電化教育發展情狀的專論。從1935年至1939年,僅此欄目宣介電化教育的專論就多達17篇,編譯作者主要為陳友松、雷通群等曾留學國外多年的留學生。除《教育雜志》外,留學生也利用其他教育類期刊如《中華教育界》、《新教育》、《科學教育》以及綜合期刊如《學風》、《時代公論》等,或翻譯或撰文,竭力宣介歐美國家電化教育發展的理論與經驗。

      其二,國外尋訪采購電化器材推廣于教育教學。電化教育引介與發展的實體為電化器材及其操縱使用技術,而這些教育所需的器、技均為其時國內所闕如,借助自身擁有的海外資源優勢,留學生們將它們從域外尋購回來,并宣傳試用以求廣泛推廣,其中最為突出的代表應數吳稚暉與蔡元培。被胡適稱為科玄論戰中科學派陣營中的“壓陣大將”吳稚暉,針對中國科學落后且物質匱乏的現狀,他指出其中的原因不僅在于缺少培養工藝人才的學校與科學工藝的書籍,也在于科學教育中“缺少科學工藝之器具。”15 為此,他非常注重新技術在教育上的運用,1917年還特地從英國購回一架新式幻燈機,多次在公開場合介紹其原理與用法。如在環球中國學生會的演講中,吳稚暉親自操作“映演各種圖畫,隨講隨演”。在演示操作技術的同時,他向聽眾詳細地解析了新舊幻燈機的構造區別:舊式幻燈機,“必先將各種圖制成玻片,而后插入影鏡之中間,方能映射于布”;新式幻燈機則不然,“妙在不用玻璃影片”,隨便取一圖畫倒置于匣內兩電燈之后,“即可映射于幕”。在對幻燈機的構造、原理、用法等進行講述后,他還用幻燈機放映了倫敦風景、皇宮、公園、博物院、植物園、火車站等風景名勝與古跡建筑,讓聽講者大飽眼福,“觀者不啻親臨其境,咸稱道不置”。在此基礎上,吳氏進而指出幻燈機“用途極廣”,尤可用于“學校中發布講義”,為學生講解“各地之形勢險要”,且“無不動人心目,收效極速”。16

      吳稚暉宣傳新式幻燈的做法引起了廣泛關注,尤其得知他將要仿制此種新式幻燈機時,聽聞此消息的蔡元培,便立即寫信詢問吳是否進行了仿制,并請求他“如上海有售者”“務請代購一具”,“否則先生進京時,務請將所有一具攜來,當在此間設法仿制”。17 由此可以看出,蔡元培對幻燈演示的認可與急切用于學校教育的愿望。其實,早在民初提倡通俗教育時,蔡氏就認為,要取得通俗教育的效果必得借助電影與幻燈,這些科技器物實為實施通俗教育“輕而易舉之法”。為此他還介紹了德國學生觀看電影的年齡限制及實施的學生電影日,主張適于學生觀看的電影內容應以純正的科學片為主,并將有益身心作為觀覽標準。對于幻燈,他則專門介紹了英國最新流行的一種幻燈機即吳稚暉宣講推廣的新款幻燈機的放映原理,認為運用幻燈實施教育,不僅成本低廉,而且“收效至易”。18 在他離別法國回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時,也曾“遍覓于巴黎”欲購一具新款幻燈機帶歸。后因巴黎無售乃從倫敦“函購”一具,可惜放映效果不佳,故而得知吳稚暉上述之舉,他急切致函表示,對吳氏所用的幻燈圖示,“如裝置得宜,將試用之于學校”。19 由是可見,留學生在初將電化器材運用于教育之時所付出的辛苦努力,同時折射出留學人物欲借助幻燈等新型教育技術改進其時教育、提高教學效率的良苦用心。

      其三,借助翻譯與著述探采國外電化教育真經。中國近代電化教育是通過各種渠道與方式借鑒學習西方國家的結果。其中,翻譯國外電化教育著作以及在著述中介紹國外經驗與理論也是重要的宣介方式,留學生于此發揮了重要作用。二十世紀30年代,中國以電影與播音教育為主體的電化教育開始逐步推進,為推動這一新興事業的發展,留學生借助自身外語優勢,開始譯介國外電化教育著作,介紹國外電教經驗及理論。如曾經留美的彭百川與張培溁于1932年合作翻譯了《意大利國立教育電影館概況》,該書由國聯教育考察團成員薩爾迪訪華時贈予。該著的譯文首先發表于1932年《民眾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二號上,隨后在1933年由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印行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專門介紹國外電影教育實施情況的譯著,詳細介紹了意大利國立教育電影館設立經過及實施電影教育的具體措施等。其中,意大利教育電影館派遣電影巡回團(Travelling shows)深入窮鄉僻壤開展電影教育的做法,讓中國政府頗受啟迪。薩爾迪離華后,撰寫并遞交于國聯的考察報告書《電影與中國》,亦由彭百川、張培溁合作翻譯成中文,1933年由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出版發行。在該考察報告中,全面記錄了薩爾迪在華期間的活動經歷,中國電影教育的現狀、存在的問題,以及中國教育電影的發展前途、改進建議等,為中國電影教育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此外,彭百川于1934年還翻譯了《國際教育電影協會之目的與任務》,介紹了國聯所屬文化組織——國際教育電影協會設置目的與工作概況,為剛成立的中國教育電影協會與之開展合作交流事宜提供了借鑒。

      留美生陳友松,在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期間旁聽美國電影教育專家亞恩士倍杰(V.C.Arnspiger)與布魯士特(M.R.Brunstettor)共同主講的視聽教育課程。該課程的講義曾被二位教師合作改寫成《教育有聲影片》(The Educational Talking Picture)一書,1933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美國稱之為第一本有聲電影教育著作,曾風行一時。1935年陳友松回國后,即將該課程講義編譯為《有聲的教育電影》。關于該書的取材內容,陳友松在其序中有明確的交代,“本書的前幾章大半採自在他們班上所得的講義,后幾章也是他們的講義”,但關于影片的攝制、視聽教育行政與實施及建筑與設備各章,陳友松申明“是真譯出來的”。這本由陳友松譯編的《有聲的教育電影》,應是中國第一部有聲教育電影的編譯之作。

      在播音教育譯介方面頗有貢獻者是留日生金溟若。1936年6月,他翻譯了日本人西本三十二于1935年8月寫就的《學校播音的理論與實際》一書,由商務印書館作為“師范小叢書”的一種而出版,是中國目前已知最早介紹日本電化教育發展的譯著。金溟若并非教育學者,也沒有堅厚的理工科功底,能夠翻譯教育理論與無線電技術很強的《學校播音的理論與實際》,足見其對教育、對新技術、對新興事物的關注以及對日語的精通。該書的出版,為發展初期的中國播音教育提供了理論與經驗上的借鑒。

      除了上述電化教育著作的翻譯外,留學生還翻譯了大量國外有關電化教育實施情況、電教器材構造與使用以及新技術進展情形的文章。如留美生陳友松除前述編譯《有聲的教育電影》一書外,還譯介了較多的視聽教育學術研究成果,諸如《電影的勢力及其研究》、《兒童電影的最近發展》、《攝制教育影片的幾個要點》、《視覺教育的系統化》、《美國教育電影館芻議》、《二十五年之美國教育電影》、《中小學教學電影的幾個實驗》等。這些理論成果,不僅豐富了國內的電化教育理論,還給國人從事電化教育工作以實際的指導。

      其四,在教育領域身體力行實施電化教學。幻燈、電影及其技術作為近代西方科技文明的成果,歸國留學生因其能夠傳遞新知、表情達意而作為普及教化提高人民智識的有力武器,從而推動了電化手段在教育領域的廣泛運用。其中,晏陽初、傅若愚、陶行知、趙元任等人是較為突出的代表。

      晏陽初是中國近代較早運用電化手段于教育的留美生。早在1919年與同學傅若愚一起赴法國對華工進行教育時,他們就嘗試使用幻燈教學,收到了良好效果。回國后,在投身平民教育的實踐中,為解決“教者少而被教者多”的矛盾,于是借鑒在法國用幻燈教授華工的經驗,將之用于中國的平民教育。晏陽初幻燈教學實驗的首選之地為浙江嘉興,他們選擇了當地最為著名的一所教會學校——秀州中學對兩所平民學校實施幻燈教學,并選擇該校師生擔任平民學校的教師及助理,負責對學員施教。其具體操作程序為:首先“用影片溫舊課”15分鐘,直到人人會讀能寫會運用為止;其次“用影片教授新課”30~40分鐘;再次,學生自修20分鐘;最后,“用幻燈總溫習”10分鐘。20 晏、傅二人推行的幻燈教學解決了平民教育中的師資難題,收到了良好效果。1923年3月至7月四個月的時間,能夠讀完《平民千字課》四冊,達到畢業條件的學生共計140余人。緊接著,秋季招收學生三百余人,分為四班,盡用幻燈教授,也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基督教青年會在總結二人在嘉興平民教育中取得如此優秀成績的原因時,認為固然有領導者的熱心,其中不可忽視的另一原因即為“幻燈教授的特色”。

      晏陽初等人利用幻燈教學開展平民教育運動的成功,直接促進了全國性平民教育機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于1923年成立后對幻燈教學的重視。平民教育總會在下設的八個教育部門中,其中的直觀教育科即為專門利用幻燈、電影、圖表等實施平民教育的部門。隨著城市平民教育運動的逐步展開,從1924年開始,晏陽初應張作霖、張學良、馮玉祥及李宗仁的邀請,攜帶大量的幻燈影片、放映機及識字課本前往東北、包頭、漢口等地軍營開展士兵識字教育。如在奉天推行軍隊識字教育時,晏陽初準備了5000張彩色幻燈片、60部大幻燈機及50000套《平民千字課》,21 采用嘉興的成功經驗,實施幻燈教學。另外,1925年夏,晏陽初又應馮玉祥邀請,前往包頭、張家口兩地實施幻燈識字教育。1926年平教總會搬到河北定縣后,在實施“四大教育”時綜合使用各種電化教育手段。除運用幻燈片、留聲機外,還運用無線電廣播。“我們的辦法,是以四大教育為內容,制定節目,按時廣播,就農民好奇心理,無形中使之受到所需要的教育。22 此外,晏陽初還從美國購置電影器材,運用電影作為向平民傳播知識和信息的手段。幻燈、電影、無線電廣播成為晏陽初推行平民教育的良好途徑。

      另一位較早將電化手段運用于教育領域的主將是陶行知。晏陽初等人運用國外電化教學經驗于平民教育的實驗活動,引起了意欲推廣平民教育的陶行知等人的注意。在參觀晏陽初幻燈教學法后,陶行知認為此種方式與單純用教科書相比“已快得多”。隨后,在他倡導的平民教育、普及教育、國難教育等多項教育運動中,均竭力運用各種電化教育手段。首先,運用于平民教育。在其制定的平民教育計劃中,陶行知將“開演平民教育活動電影”23 列為推行平民教育的方法之一。隨著平民教育由城市轉向鄉村,他在鄉村平民教育中也注重對電化手段的運用,不僅建議農村學校教師用留聲機一類新式手段輔助平民教育,而且還親自借用或購買幻燈、留聲機等電化教育設施用于鄉村農民教育。其次,運用于普及教育。在推行普及教育過程中,陶行知所提倡的多種辦學形式,都注重對電化手段的運用。1930年他在曉莊師范學校裝設了無線電收音機,并籌辦建筑電影院。為籌措電化教育器材,他竭盡全力,想盡辦法,對此,他在1933年9月給汪達之的信中提到:“活動影戲機是鄉村教育最重要的工具,我害單思病已有七年之久,到如今還沒有到手。你如今也要做這個夢,那是再好沒有了。”24 信中的字字句句都透露出他對運用電影推行鄉村教育的重視與渴望,反映了他欲用電化手段普及鄉村民眾教育的良苦用心。如在1935年初,安徽省教育廳請陶行知介紹人員指導普及教育。為此陶行知派出電影放映技師與助理技師各一名,還代購了一架電影放映機,數十部新教育影片,新書掛圖及留聲機(包括唱片)各六套。在為這些普教人員辦理的輔導班中,陶行知還專門訓練留聲機、幻燈機及電影放映的技術事宜。此外,陶行知也運用電化手段輔助國難教育、民主教育等運動的開展。總之,在他一生的教育活動中,尤其在推進各項教育運動時,均積極運用各種電化教育手段于教育實踐。他對電化教育身體力行的倡導,為中國近代電化教育的發展提供了較為持久的動力源泉。據電化教育前輩孫明經所言:“金(陵)大(學)搞電教,其理論根據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實踐。”25

      另外,被譽為“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的趙元任,1915年在美留學期間就翻譯了客殷特的《無線電》,向國人介紹無線電發明的歷程及其研究者馬克斯威爾、馬可尼等人對電磁學等無線電技術的研究。1922年,趙元任以北京語音為基礎自己發音,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公司灌制國語留聲機片12張,并出版《國語留聲機課本》與之配套,致力于利用現代技術推動中國語言教育的發展,為中國播音教育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三、留學生對近代電化教育發展的作用及影響

      近代留學生回國后結合中國國情,宣介國外電化教育經驗與理論,并竭力推介各種媒介技術應用于各種教育領域,不僅促進了各項教育活動的開展,而且也推動了電化教育自身的發展。他們對電化教育的引介與推進,其積極作用與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促進了電化教育的社會性認知。電化教育在中國的接受與吸納經歷了一個較為長期而緩慢的過程。究其原因,除了技術、物質與人才發展的阻滯外,思想認識的轉化無疑是其中重要的影響因素。教育手段的改進與更新,不僅僅只是媒介范式的轉變或異型,也不僅僅是技術設備的替換或更新,更多的是一種思想層面的文化觀念與思維方式的蛻變和適應。中國人對電化教育的接受及至達得社會化認同,經歷了一個由器物層面、制度層面到思想層面不斷提升的曲折過程。正如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創的“文化反射率”所言,器物文化是來自西方“文化射線”中所受阻力最小、最具穿透力的一束光線。26 也就是說,在中西文化最初沖突階段中,來自西方的器物及其技術成為沖破中國文化心理防線的第一束光線。國人對電化教育的接受與認同也開始于此。來自西方的幻燈、電影等電化器物以及物化其中的技術與知識,成為留學生傳輸電化教育的先導工具。中華民國成立后,留學歐美的學生相繼歸國,他們經過數年歐風美雨的精神洗禮,視野開闊,易于接受新事物,耳染目睹西方電化技術在教育中所發揮的功效,回國后利用他們自身的外語優勢與國際視野,或者通過撰寫文章介紹西方電化教育技術知識,或者通過尋訪購回各種電化器材推廣于教育教學,或者通過現場展演電化操作技能等活動行為,從器物層面使電化手段的教育功能迅速被大眾認知,其自身價值日益得到社會重視,并被頻繁用于教育過程和教學活動之中。幻燈、電影、廣播等現代教育媒體獲得了“移動的黑板”、“教育的利器”以及“現代教育的新權威”等譽稱,并擴展至中國廣大的社會與學校教育領域,成長為深受中國教育界追捧的時代寵兒。延至30年代,掀起了全國范圍內較有規模的電化教育運動,電化媒介的教育功能獲得了國人普遍意義上的肯定與認同。

      二十世紀20年代,電化教育已經在歐美各國、日本、蘇聯等國作為課程進入高等教育殿堂,并運用于師資培訓。同時,有關電化教育的實驗與理論研究均已開展,還出版了相關的教材和專著。這些表明,其時歐美各國的電化教育已經進入學科建設時期。正是在這種國際教育變革與進步的時代背景下,歸國留學生加大了電化教育引介的力度,在介紹科普類的電化教育技術知識的同時,開始陸續發表電化教育理論研究的譯介文章。進入二十世紀30年代,隨著電化教育的廣泛推廣應用與學科建設的起步,留學生開始廣泛地譯介國外電化教育理論,發表或出版了大量的電化教育論文與著作,強調電化手段對教育發展的推動作用及未來的發展趨勢,呼吁教育界研究運用,通過翻譯與著述探采國外電化教育真經等言說方式,擴大了電化教育的社會化認同,為電化教育在中國的傳入與植根提供了思想與理論依據。

      其次,推動了電化教育的學科化發展。中國近代科學的萌生與發展,不同于歐美等先進國家的源發性過程,而是一個向西方學習和模仿的繼發性過程。可以說我國科學的形成與發展是以留學生為主體的新知識群體構建某種科學事業,使之逐步系統與規范發展的過程。根據美國社會學家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學科創建的基本步驟來說,學科體系基本構建歷程一般包括:在大學中開設相關的講座,進而建立有關系科開設系統的課程以培養專業人才,同時創辦專業期刊與籌建專業學會等。27 按此學科創建的條件來講,中國近代電化教育學科創建的歷史,就是以留學生為主體的社會群體披荊斬棘、努力開創的奮斗史。除卻上述對電化教育或言論或實踐的倡導之外,近代留學生在電化教育課程開設及系科創建方面同樣功不可沒,發揮著劈山開路的作用。1932年大夏大學教育學院陸續開設電影教育課程及講座,成為中國最早開設電影教育課程與講座的高校。時任院長的留美生邰爽秋在言及設置此門課程的初衷時談到:“創設電教講座系仿自美國各大學先例,蓋大學為最高學府,對于此種教育園地新興之學術,自不可不及早設置,以應需要。”28 基于此種考慮,大夏大學選聘學有專習的教師,引進這種新興的教育學術,曾在美國學習視聽教育課程的歸國留學生陳友松成為該課程的骨干教師,該校聘請的其他授課教師如洪深、孫瑜均為專習電影專業的清華留美生,劉吶歐則為留日生。他如江蘇省立教育學院電影播音教育專修科與南京金陵大學理學院電化教育專修科的創辦人員及其任課教師,也大多為留學生。此外,作為學科建制化中的重要一環,電化教育領域或與之相關的專業學會與期刊,是電教學科成長與發展的重要平臺,其創建的中堅力量亦多屬留學生。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為例,留學生廣泛參與了其會章草案、工作大綱的擬定等籌建工作,在50余名發起人與20名籌備委員中,大多為供職于教育、科學、藝術以及黨政等各部門的留學生。在歷屆年會所產生的主席、執行委員與常務委員中,留學生均占據較大比例,如第二屆年會選舉產生的21名執行委員中,有留學經歷者15人,占總人數的71%;5名常務委員中郭有守、陳立夫、彭百川、褚民誼皆為留學生。[29]在他們的帶領下,中國教育電影協會開展電影教育研究、參與國際教育電影交流以及推廣電影教學等活動,邁出了電化教育學科化的重要一步。作為近代電化教育發展與成長的陣地與載體,電化教育刊物創辦的主體也是留學生。如作為較早創辦的電教刊物,《電化教育》的主編即由留學美國對視聽教育頗有研究的陳友松擔任,在該刊物集結的撰稿人隊伍中,有“特約撰述”方治、邱錦義、沈西岑、邰爽秋、周佛海、俞慶棠等共計58人,這些人士多為教育界與電影界富有聲望的歸國留學生。由于辦刊時間短暫,大多數特約撰稿人并未發表文章,但意欲借重他們的學術造詣與影響而提升雜志學術影響力的意圖可以窺見。另外,在電化教育學術研究領域也多有留學生的身影,他們在確立電化教育基本概念,闡釋與發展電化教育理論,構建電化教育學科的核心理論體系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貢獻。總括而言,留學生在電化教育課程開設、學科創建、學會創辦以及學術研究等方面均有開創之功,在促進電化教育學科化進程中發揮著開拓者、奠基人和中堅力量的作用。

      再次,促進了國人對教育手段現代化的認識。十九世紀中葉以后,歷經兩次鴉片戰爭的打擊,中國被迫開啟全面的變革救亡之路,以應對西來勢力的撞擊和西方文明的沖激,由此開始踏上現代化的征途。為適應國內外大環境的變化,中國教育現代化也由此起步。教育現代化是教育全面而整體的轉化乃至轉型的過程,不僅僅包括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學內容以及方法的現代化,教育手段的現代化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教育從啟動現代化步伐開始,教育手段現代化的歷程也開始起步,只不過開航的力量及主體是其時來華的傳教士及其創辦的教會學校,但傳教士對電化教育的零星運用及其傳教目的,并未引起國人對電化教育的社會化認同,亦未在思想意識層面激發國人對教育教學手段更新與轉型的認識。國人有意識地大規模引進新型教育手段,以電化教育的規模化與直觀化作為提升國民整體教育素質的認識,開始于新文化運動后留學生大批歸國之時。作為新知識群體的代表,留學生在國外學習與生活數年,耳聞目見各國政府把教育手段的改進作為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指標而努力推進的真實場景,以及為教育發展所帶來的實際功效,在歸國后均竭力引介電化教育,以此來提升國民素質。尤其是以留學生為主體倡導的,以提倡教育的平民化與普及化為目標的平民教育運動的興起,使幻燈、留聲機以及電影等電化手段迅速擴展至全國平民教育運動中。作為教育普及化與平民化的一種促進手段,電化教育開始得到重視并直接運用,這意味著以留學生為主體的國人已經開始把新型的教育手段當做推動教育平民化與普及化的重要力量。教育現代化的實現有賴于教育手段的現代化,以留學生為主體的教育界人士已經注意到了這種教育上的新趨勢。作為教育現代化組成部分的教育手段,相比于教育制度、教育內容現代化的啟動,教育手段的現代化似乎要晚得多。究其原因,除了教育手段現代化要依賴于技術、器材、人才等,而難以在短期內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外,國人對于技藝與教育關系的傳統看法或觀念亦是最大的困阻之一。留學生作為新知識群體的代表,在對新事物、新思想的接受與吸納上,自然遠勝于一般人士,加之在國外的見聞與切身體驗,使之對教育手段的現代化認識上有著一般人難以企及的高度。正是他們利用自身優勢,通過各種途徑引介電化教育于中國,并切實運用電化教育推動現代教育轉型的種種行為,促進了國人對教育手段現代化的認知與接納。

      綜合而論,在推動電化教育中國化的過程中,作為引介與傳播電化教育的中堅力量,留學生們從器物、制度及思想方面層層推進,不僅擴大了電化教育的社會化認同,推動了電化教育的學科化發展,也促使國人開始思索教育手段的改進與更新,將電化教育視為教育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而認同其為推動現代教育轉型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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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程樹仁.赴日與第三次遠東運動會記[J].清華周刊(臨時增刊),1917(3).
      5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卷)[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
      6張偉.民國影壇的第一代“專業海歸”——程樹仁其人其事[J].電影藝術,2009(3).
      7幻燈演講繼續進行[N].申報,1918-10-4(3).
      8幻燈演講隊請警照料[N].申報,1919-8-15(3).
      9幻燈演講隊赴川演講[N].申報,1919-9-6(3)
      10竺可楨.中等學校地理教學法[J].河南教育公報,1923(13~14).
      11蔡文森.比京布(伯)魯塞爾萬國博覽會教育出品概觀[J].教育雜志,1911,3(4).
      12侯鴻鑒.述棚橋源太郎之談話及參觀東京通俗教育館記[J].教育雜志,19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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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王光祈.德意志之中等教育[J].教育雜志,192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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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吳稚暉君影燈演說》[J].環球,1917,2(4).
      17高平叔.蔡元培書信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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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平民教育初步成績報告[M].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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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宋恩榮.晏陽初全集(一)[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22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3朱澤甫.陶行知年譜[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24萬年.回顧歷史著眼當前展望未來——記金陵大學電化教育專業成立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綜述[J].江蘇電教,1988(3).
      25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26伊曼紐·華勒斯坦.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M].劉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27陳友蘭.電影教育論[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28喬金霞.歸國留學生與近代電化教育體制化確立[J].現代教育技術,2014(3).

      論文來源參考:喬金霞,余子俠.近代留學生對電化教育的引介及影響[J].教育研究與實驗,2016(05):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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